“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离不开 也舍不得“敦煌是我的宿命”

“我不像很多报道中写到的那样厉害，”樊锦诗说，“我是服从国家分配去的敦煌，几次想离开都没有离成。”

　　10月12日，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上，面对600多位听众，这位“敦煌的女儿”主动打破“光环”。

　　连续两年，樊锦诗收获国家级荣誉。去年，她被评为100位“改革先锋”之一；今年国庆前夕，她成为42位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获得者之一，是其中唯一的“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从大学毕业至今，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樊锦诗都与她热爱的敦煌壁画和彩塑相伴。但她也坦陈，其实一开始对敦煌的恶劣生活条件有所恐惧。

　　因为家庭长期分离，几次想离开敦煌都没成行；临近退休的年纪，又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一干17年，直到年逾古稀。如今，敦煌仍有很多事等着她去做。

　　离不开，也舍不得，她感叹：“敦煌是我的宿命。”

　　新京报记者 倪伟

　　“敦煌的女儿”倍感不安

　　获得国家荣誉称号让她最感动的，是42位获表彰人物中有一位与文物有关

　　接连获得两次国家级荣誉，樊锦诗没有把奖状留在身边，都交给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然后向同事们鞠一躬：“这是几十年大家奋斗的结果，所以我要谢谢大家。”似乎她只是代大家领取了荣誉。

　　樊锦诗身材瘦小，81岁的她在600多人的注视下，微微弓着腰，缓步走到舞台中央。这场报告会上，台下坐了国家各部委代表和故宫、国博等文博机构同仁，她之后的两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也都到了现场。

　　樊锦诗不常经历这样的场合，她一生低调，鲜少接受采访。1984年令她全国知名的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也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刊发的。刊发以后，她保护敦煌的事迹、她与家人常年分居多地的经历全国尽知，“‘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也让我倍感不安和压力。”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称她为文化领域、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塑造了“莫高精神”。

　　敦煌石窟的保护始于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画家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莫高窟四百年无人管理、任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宣告结束。20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接任第二任所长，也是后来成立的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樊锦诗是保护敦煌的第三任掌门人，1998年上任，2014年退休。

　　樊锦诗认为，获得国家荣誉称号让她最感动的，是42位获表彰人物中有一位与文物有关。“我们文物行业保护了几十万年以来石器时代的文物，保护了中华5000年文明遗产，保护了近现代文化遗产，这都是数量有限的文物保护者们做出的工作。”她说。

　　就像沙漠中的敦煌，中国很多文化遗产分布在山沟、农村、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的地方，大量文物保护者坚守在这些地方。“他们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这两个荣誉也是属于他们的。”樊锦诗说。

　　“幻想在现实中苏醒”

　　敦煌研究所四面满目荒凉，环境闭塞物质匮乏，常书鸿所长居所也是简陋的土房子

　　樊锦诗首次踏入敦煌是在1962年，那是她大学最后一年，被派往敦煌毕业实习。带队的老师是我国考古学泰斗之一宿白先生。

　　能去敦煌实习，让24岁的樊锦诗兴奋了一路。她从中学时就对敦煌心生向往，凡是有关的展览和出版物都格外关注，“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

　　实习经历的大半都是令人惊喜的。第一个星期，敦煌专家带着这群北大师生在被积沙掩盖的崖壁上攀援，一个个洞窟看下去，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

　　“丰富多彩、灿烂瑰丽，栩栩如生的壁画、彩塑令我震撼、倾倒、陶醉，怎么说都不为过。”近60年后的今天，初识敦煌时的震撼，在她脑海中仍然清晰。

　　洞窟外，却是另一个迥异的世界。

　　敦煌研究所四面满目荒凉，环境闭塞，物质匮乏，“想买瓜子吃，但瓜子壳都见不到”。即便是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居所也是简陋的土房子，屋里几乎什么都是土做的。来自南方的樊锦诗很快感到了身体不适，营养也跟不上，每夜只能睡着三四个小时，上洞的时候腿脚乏力。三个月实习期还没结束，她就提前离开了。

　　敦煌生活条件带给她的直观感觉，是“幻想在现实中苏醒”。虽然着迷于敦煌的艺术，但敦煌的艰苦生活令她望而却步，“没有一点去敦煌的想法”。

　　然而命运捉弄人，第二年毕业前夕，她却被分配到了敦煌。

　　她实习的1962年对敦煌也是重要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批示拨款，启动了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工程，需要在窟前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常书鸿所长意识到，绝对不能随便挖一挖了事，需要专业考古人员介入。

　　他向正在敦煌带队实习的宿白提出，北大能不能推荐实习的学生毕业后到敦煌工作？于是第二年，宿白向常书鸿推荐了樊锦诗和马世长，他们被正式分配到敦煌。

　　马世长的妈妈得知消息，号啕大哭。樊锦诗的父亲则给校领导和系领导写了一封信，托女儿转交，信中陈情“小女自幼体弱多病”，希望重新考虑。

　　樊锦诗最终也没有转交这封信。受到当时“学雷锋”思想的感召，以及老师苏秉琦、宿白先生的鼓励，她也朴素地坚信，国家需要到什么地方去，她就到什么地方去。

　　敦煌人的共同宿命

　　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相处，让她觉得自己像是长在敦煌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像在精神上连根砍断

　　艰难的生活尚可适应，后来的半生里，她经历的最大的痛苦，也是敦煌人共同的命运：骨肉分离。

　　1967年与丈夫彭金章结婚后，两人在敦煌和武汉分居两地长达19年，他们的孩子辗转武汉、敦煌、河北、上海等多地，聚少离多。为了家人团聚，樊锦诗曾多次起念离开敦煌，最终都没有走成。

　　在《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中，她多次陈述了独自在敦煌时孤苦无依的心情，“天地间好像就我一个人。哭过之后我释怀了，我没有什么可以被夺走了。”

　　除了外部原因，也是因为她内心对敦煌越来越放不下。时间一长，看懂了敦煌，感情越来越深厚。“我会问自己，难道就这样一走了之，不给敦煌做点什么事？”她说。

　　有一年她在武汉与家人团聚，下决心离开敦煌。但是半夜失眠，起床翻书，不知不觉拿起的还是一本敦煌石窟研究的书。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相处，让她觉得自己像是长在敦煌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像在精神上连根砍断。

　　直到1986年，作为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创始人的彭金章放弃了教职，调入敦煌研究院，家庭终于团聚。怀念起两年前逝世的彭金章，樊锦诗说：“老彭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爱人。”

　　而彭金章以年过五十的年纪，在敦煌从零开始做田野考古，主持了莫高窟北区200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收获了数量众多的僧房窟、叙利亚文书《圣经》文选、波斯银币等重要发现。

　　彭金章60岁以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他们共同的恩师宿白先生看到报告后，对樊锦诗打趣地说：“彭金章不错，你瞎忙。”

　　50年迟迟未出的考古报告

　　她被分配到敦煌时，宿白提出：出一本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她交出答卷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宿白先生说她“瞎忙”，意思是她自己的考古报告，始终没有做出来。

　　她被分配到敦煌研究所时，宿白就对她提出一个期望：出一本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她交出答卷时，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樊锦诗承认，宿白先生对她一生影响极大。他30岁出头时撰写的《白沙宋墓》，正是中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也是考古报告的典范。这本报告不仅有传统考古报告包括的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记录，还从墓葬生发出去，探讨了与之有关的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为考古报告带来了新的气象。

　　1962年，宿白受邀在敦煌研究所作《敦煌七讲》学术报告，提出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首先必须做好两项基础研究：分期考古和考古报告，否则石窟寺考古无法深入。

　　但考古报告迟迟没有写出来，樊锦诗觉得对先生有愧。

　　“‘文革’一来，什么都放下了，任何建树都没有。后来又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被日常事务占据了大量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搞业务。”樊锦诗说，但这些只是客观原因，最核心的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自己没有真正想明白报告该怎么做，而这份报告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樊锦诗理想中的莫高窟考古报告，不仅能让考古学家点头，也要使美术家满意；不仅符合科学性，也要符合审美。“好多事情就差一步，你迈不过去那一步，就到不了。”

　　直到2011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完成，历经近半个世纪，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第一卷终于出炉。根据计划，这样的报告一共要出100卷，工程浩瀚。

　　在北大考古学系所受的训练和熏陶，让樊锦诗一生恪守“严谨诚实”，“你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绝对不能糊弄人。”后来她在敦煌研究院院长工作中，北大的精神也时时影响着她的选择和作风。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博士毕业前参评优秀论文，请樊锦诗评议。她看完论文后直言，论文内容还有些问题，文字也不够好，这样的博士论文也能评优，其实是把他害了。“北大的这种学术精神，让我一辈子都没办法讲假话，为此我也得罪过不少人。”

　　力拒莫高窟捆绑上市

　　樊锦诗最挂念的始终是敦煌文物的安危，“如果有什么闪失，我这个守护人就成了罪人”

　　樊锦诗身材瘦小，刚进敦煌时是个“小不点”。这个“小不点”后来在敦煌面临关键时刻时，表现出了极大的魄力。

　　她回忆世纪之交时，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莫高窟与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她坚决拒绝，到国家文物局汇报，时任局长张文彬也怒斥这是“自毁长城”。

　　“搞市场经济没错，但不是什么都可以交易，当时刮起了一股风，可以说直到我退下来，一直碰到这问题。”她说。

　　解决的办法就是推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在敦煌研究院同仁的努力下，制定了保护专项法规和规划。这些法规和规划为敦煌撑起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抵制了“不合理的要求和压力”。

　　洞窟保护与旅游开放始终矛盾，每逢矛盾激发成事件，樊锦诗为了文物的健康寸步不让，“旅游部门对我有看法：老太婆就知道保护。我觉得必须正视矛盾，坚持在保护前提下合理进行旅游开发。”

　　自1979年正式向社会开放以来，莫高窟游客人数逐年增加。2001年超过30万人次，2014年达到80万人次，预计2019年首次突破200万人次。大量游客进入洞窟参观，会使洞窟内的温湿度波动剧烈，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对洞窟长期保存和游客健康均十分不利。

　　2002年开始，在樊锦诗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测算出开放洞窟面积不能小于13平方米、洞窟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含量不能超过15000ppm(ppm为百万分比浓度)、每批进洞游客不能超过25人等一系列指标，兼顾壁画健康和游客舒适度。

　　“如果没有21世纪初提前预测，做了方案，现在不知道会变成什么面貌。”樊锦诗最挂念的始终是敦煌文物的安危，“如果有什么闪失，我这个守护人就成了罪人。”

　　将敦煌永久留给后人

　　“消失”是不可阻挡的。但不能任其消亡，文物保护者要做的事，是想办法尽可能延缓其衰老，延长寿命

　　即便这么努力地去保护，敦煌的命运依然令人揪心：用泥土、草料、木料、颜料制成的壁画和彩塑，总有一天会消亡。

　　樊锦诗深知敦煌壁画和彩塑会慢慢走向衰老，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消失”是不可阻挡的。但不能任其消亡，文物保护者要做的事，是想办法尽可能延缓其衰老，延长寿命。

　　很早之前，樊锦诗就忧虑，敦煌壁画、彩塑的辉煌如何才能永久留给后人？她想过照片、磁带等方式，但终究也会暗淡、消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她到北京出差，朋友带她去看当时的新鲜玩意计算机，说信息存在计算机里可以永远不变，这句话点亮了她。

　　“像现在年轻人说的一个词，我当时立刻‘脑洞大开’，马上产生了数字档案的念头。”她回去后立刻到甘肃省科委报告，科委负责人也赞同这个想法。于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敦煌就与国内外合作形成了一套先进的数字化采集、图像拼接技术。

　　例如莫高窟61窟的《五台山图》，13.6米长、3.8米高，共40多平方米，一张照片拍不全，用数字化技术拼接完成，最终效果可以放大去看高清局部。

　　敦煌的数字化采集已经进行了20年，完成了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在网站上，30多个洞窟的高清影像可以免费浏览。通过电脑、手机等各种屏幕，敦煌文化传向世界。

　　“有小朋友见到我对我说，奶奶，我知道敦煌。问他从哪里知道的，他说从手机上看到的。”她笑着回忆。

　　资料来源：《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