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是否有责任挑战展示他们作品的机构

　　对任何艺术家来说，受邀参加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艺术展览应该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但对美籍伊拉克人迈克尔·拉科维茨（Michael Rakowitz）来说，他受邀参加的今年的惠特尼双年展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道德战场。去年11月，惠特尼博物馆副主席沃伦·坎德斯（Warren B Kanders）被曝在2012年斥资1.24亿美元收购了国防制造公司Safariland。据说，该公司的催泪瓦斯被用来对付在美墨边境和波多黎各的示威者。

　　拉科维茨自身的作品经常探索战争造成的破坏，他也对这个议题保持着持续的关注，因此，在展览开始前（2019惠特尼双年展于5月17日至9月22日举行），他就宣布了自己退出展览的决定。他告诉《纽约时报》：“我觉得我会背叛自己在作品中关怀的一切。平衡各种声音的唯一方式是告诉人们，艺术家所不为的事情比他们口中所说的更重要。”在其他几位艺术家追随拉科维茨的脚步退出了双年展后，坎德斯在7月底宣布辞职。

　　在团体“此地去殖民”（Decolonize This Place）的领导下，艺术家和活动家已经连续数月要求坎德斯下台。据《纽约时报》报道，坎德斯向惠特尼博物馆捐赠了1000多万美元，并且从2006年起就一直担任该博物馆的董事。艺术家在7月底相继宣布退出，这似乎是由汉娜·布莱克（Hannah Black）、恰兰·芬利森（Ciaran Finlayson）和托比·哈莱特（Tobi Haslett）在《艺术论坛》（Artforum）杂志上发布的行动呼吁引发的。他们的声明题为《催泪瓦斯双年展》（The Tear Gas Biennial），批评那些继续参展的艺术家，敦促他们效仿拉科维茨。他们将争议置于艺术异议的悠久传统中，呼吁艺术家抵制展览，并要求他们将作品从展览中撤下。

　　声明写道：“集体拒绝一次机会并非不公的负担，而是集体抗争的延续。人们坚持认为，艺术家与教师、囚犯和优步司机不同——这些人因为经济和职业条件无法行动，这是一个被伪装成阶级分析的职业问题。”

　　尽管声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几位艺术家宣布退出展览，坎德斯最终被推翻，但它还是暴露出艺术家在应对类似情况时出现的分歧。以抵制的形式直接进行艺术干预引发了一个难题：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有责任挑战展示和支持他们作品的机构？

　　虽然75位艺术家中有46位签署了要求撤职坎德斯的公开信（该信年初时在Verso Books网站上发表），但只有9位艺术家要求撤回作品。对许多人来说，双年展是作品获得认可的关键一步：策展人简·帕内塔（Jane Panetta）和鲁耶科·霍克利（Rujeko Hockley）挑选了一批多元、年轻、跨领域的艺术家，其中只有5位以前曾在博物馆举办过展出。

　　参展艺术家劳拉·奥尔特曼（Laura Ortman）、蒂尔扎·卡特汉德（Thirza Cuthand）、布伦丹·费尔南德斯（Brendan Fernandes）、马库斯·菲舍尔（Marcus Fischer）、尼比亚·帕斯特拉纳·圣地亚哥（Nibia Pastrana Santiago）和玛娅·露丝·李（Maia Ruth Lee）在坎德斯离职后宣布自己将回到展览中，尽管他们支持抗议者，并蔑视惠特尼对坎德斯的保护行为。

　　劳拉·奥尔特曼等艺术家宣布将继续参展，尽管他们支持抗议者，并蔑视惠特尼对坎德斯的保护行为 图片来源：Laura Ortman，

　　卡特汉德本应在双年展结束时放映一部短片，她在博客中写道，她很难决定如何回应艺术家抵制的呼声。她认为《艺术论坛》的声明“羞辱了那些没有退出双年展的作家”，她写道，“这真的让我感到紧张，因为很多事情似乎都把对坎德斯的愤怒转移到艺术家身上。我最近一直担心坎德斯之争会毁掉我的事业：如果退出，我会变成不好伺候的人，失去我在艺术上的重大突破；如果留下，我会背上肮脏的政治记录。”

　　其他艺术家认为，他们的参与比退出更有效。玛娅·露丝·李在Instagram的帖子中写道，在做出决定之前，她花了4个小时环顾展览：她觉得“参展作品恰好揭示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她认为眼下的情况需要“直接行动”，但她也相信行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艺术家的声音不该在这场悲剧中牺牲，尤其是那些原本就代表性不足、好不容易有机会发言的人的声音。”

　　行为艺术家尼比亚·帕斯特拉纳·圣地亚哥（Nibia Pastrana Santiago）为双年展贡献了三件作品。就在几周前，警方使用Safariland生产的催泪瓦斯驱散波多黎各的抗议者，其中包括尼比亚本人。即便如此，她也认为退出双年展不是反抗坎德斯的唯一形式——相反，她提倡“战术性地使用表演，寻找可以推动、抵抗的缝隙，占领临时语境，让人们看到制度是如何制约和监视我们的身体的”。

　　“我的作品无法被拆解，作品本身就是我行动中的身体。”尼比亚说。她一直在“前进、跳舞、尖叫、大汗淋漓地反抗，首先要求卡多·罗赛洛（波多黎各总督）辞职，然后要求将坎德斯从博物馆委员会除名”。

　　“法政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是一支总部设在英国的调查研究小组，他们能使用建筑技术分析暴力和侵犯人权的场所。在展览中，该小组利用自己的展区直接抗议坎德斯的立场。他们的短片《三重追击者》（Triple Chaser）将坎德斯和Sierra Bullets联系起来，后者是一家为以色列军方提供弹药的美国子弹制造商。尽管抵制坎德斯的抗议声势浩大，他们还是从一开始就决定参加双年展。

　　该小组的研究员、影片的项目协调员鲍勃·特拉福德（Bob Trafford）说，他们对坎德斯这样的人物感到困扰，“对文化产品的支持变成了一种名誉洗地，这种交易会让那些从有害和暴力的结构中获利的富人变得高尚起来，同时让这些结构变得正常化和永久化。”

　　由于博物馆的“无所作为”，法政建筑要求将其电影在7月的最后一周撤下。特拉福德说：“两个多月来，博物馆完全无视这些呼吁，无视他们的艺术家，无视他们的公众，无视每周在展览前占据博物馆的行动主义。”

　　面对激烈的抗议，惠特尼对坎德斯立场的顽固态度表明，富人在艺术界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此地去殖民”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坎德斯只是艺术体系根本性结构危机的症状。”他的下台“必须被理解为在更广泛的去殖民化进程中迈出的一步”。

　　围绕双年展的愤怒激发了关于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广泛讨论，这种讨论在艺术界正逐渐得势，因为许多艺术机构发现自己面临着道德上可疑的资金关系的审查。

　　在向这些机构提供艺术作品时，艺术家冒着共谋的风险——他们让造成长期不公正的权力进一步被合法化。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棘手，即是否要承担道德义务，背弃和污点资金有关联的机构和赞助人。

　　2014年，一场艺术家抵制迫使悉尼双年展的组织者切断了与其主要赞助商Transfield Holdings的联系，该公司与澳大利亚政府移民拘留中心的运作有关。参与抵制的艺术家之一加布里埃尔·德·维特里（Gabrielle de Vietri）说，起初她希望通过作品表达她的反对——但最终决定“唯一适当的回应是尽可能公开地退出”。

　　她说：“（抵制）迫使我质疑我的事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只是通过制造艺术来支持或延续不公。”去年12月，她制作了一张数字地图，揭示了化石燃料行业与澳大利亚艺术之间的联系。当感觉自己“不能再忽视政治和环境形势的紧迫性”之后，她决定在去年年底离开艺术界：“我意识到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事不是继续创作，而是撤回作品。我已经完全退出艺术行业，决定开始法律生涯。”

　　赞助和艺术长期以来一直是共生的，当前者受到挑战时，后者往往发育迟缓。在悉尼双年展遭到抵制后，时任传播部长的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谴责了有关艺术家的“恶意不感激”。德·维特里说，艺术界的许多人将联邦对艺术经费的削减归咎于抵制。

　　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成功的艺术干预。去年8月，伦敦设计博物馆的一个展览被留下空墙，因为伦敦设计博物馆在上个月为意大利军火公司莱昂纳多举办了一个活动。超过三分之一的艺术家参加了“希望能说不”（Hope to Nope）运动，他们探讨了平面设计和重大政治变革的共同历史，并要求撤回他们的作品。行动主义戏剧团体“BP or not BP？”（戏仿莎士比亚名句“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BP是英国石油公司的缩写）贡献了一只英国石油公司标志形状的莎士比亚花边，该剧团曾在接受石油公司赞助的地方（如大英博物馆）上演“不听话的戏剧”。小组成员丹尼·奇弗斯（Danny Chivers）将设计博物馆与莱昂纳多的关系描述为“特别惊人”，因为展览中许多艺术带有政治性质，“很快就能发现参展的艺术家心怀不忿。”一个名为“向武器说不”（Nope to Arms）的组织很快结成，他们在8月初发表了一份声明，批评设计博物馆在审查去年承诺的拨款时无所作为。

　　也许最高调、最成功的一场运动是由美国摄影师南·戈尔丁（Nan Goldin）领导的要求重估艺术界的赞助结构的运动。今年3月，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拒绝了萨克勒家族的100万英镑捐款，此前戈尔丁公开宣布，如果接受这笔捐款，她将取消原计划的回顾展。戈尔丁和她的组织“处方上瘾，现在干预”（Prescription Addiction Intervention Now，PAIN）一直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沿，迫使世界各地的艺术机构断绝与萨克勒家族的联系，后者为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提供了巨额资金——这些钱来自萨克勒家族制造的奥施康定，这种处方止痛药引发了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

　　尽管艺术家有好几次成功地挑战了大机构，但要想带来结构性的改变，显然还有更多工作必须被完成。法政建筑的鲍勃·特拉福德指出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双年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早在去年12月，100多名工作人员就签署了一封信，要求博物馆考虑裁撤坎德斯。“此地去殖民”在聚集活动家和动员公众演讲、音乐和示威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BP or not BP”的丹尼·奇弗斯认为，在2019年，艺术界和公众越来越认同不道德的资金来源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公众可以“留意这些空间中日益加剧的抗议活动，注册报名这些团体以获得更多信息”，并“寻找可以支持这些抗议活动的机会”。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伦敦人认为大英博物馆应该拒绝接受英国石油公司作为赞助商。积极联系博物馆和美术馆来表达反对在传播讯息时很重要——“我们知道，他们确实在内部有所作为，能够真正听取公众的意见，因为他们最终依赖公众的意志来延续作为机构的合法性。”

　　虽然一系列艺术家的退出最终迫使坎德斯退出惠特尼，但抗议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和渠道，以带来迅速的改变。正如特拉福德告诉我的，“每当公民社会想要改变权力结构时，他们就不得不联合这样做，而这正是我们在此时此地所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