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一件2600多岁的文物，警察蜀黍救了我

　　大家好，我是一件2600多岁的文物，警察蜀黍救了我……　

　　最近一段时间，山西青铜博物馆火了！

　　这是中国首座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展出的青铜器物多达2200余件，上起陶寺，下至秦汉，跨越整个青铜时代。自7月份开馆以来，每天都有很多喜欢研究青铜器的人们前来参观。

　　不过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这座博物馆中约700件展品来自近年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专项斗争追缴的文物。

　　如果文物会说话，它们会说啥？

　　今天且听这座“网红”博物馆中，几件被山西警方追回的“国宝重器”讲讲自己的“前世今生”吧！

　　我是“晋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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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有网友问，我是不是盛菜的盘子？NO NO NO 你们也太小瞧我了！我已经2600多岁了，准确地说，我是一件陪嫁品！还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大女儿的嫁妆！

　　请仔细看我的造型，我的口径有40厘米，总重7000余克，浅腹平底。内底中央饰有一对精美浮雕龙盘绕成圆形；双龙中央，有一只立体水鸟；双龙之外，还有四只立体水鸟和四只浮雕金龟；再向外延，又有三只圆雕跳跃青蛙和三条游鱼；最外圈，则有四只蹲姿青蛙、七只浮雕游泳青蛙和四只圆雕爬行乌龟。

　　最最最重要的是！这些圆雕动物，都能在装置原处作360度转动，鸟嘴可以启闭、乌龟头也可以伸缩。

　　专家们都说我，雄浑多姿，呈现了中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最高工艺水平。更为珍贵的是，在我身上，还发现珍贵铭文七处，每处三行，共183字。这些铭文清晰呈现了晋文公时期的晋国盛世气象，传递了极为珍贵的历史信息。

　　你们见过如此惊艳的嫁妆吗？

　　不过，谁还没有点伤心事？作为“国宝重器”，我也曾流失海外。被盗流失后，曾被转手到多个省市并流落海外多国。

　　2018年，山西省公安厅组织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击文物犯罪的三年专项行动，有情报称，几年前，曾有盗墓犯罪集团盗卖了一个盘状青铜重器，疑似国家重要文物。

　　山西警方循线追缉，经境内境外缜密侦查，查清了我流失的路线和最终目的地，查明了盗贩链条上的相关人员。历经几个月，警方终于从境外某国将我成功追缴回国，我终于又回到熟悉的家乡了。

　　我是“义尊”！

　　这是我的兄弟“义方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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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兄弟俩都是西周早期青铜器，从同一墓坑被盗。

　　我们身上有相同的铭文，均为“隹十又三月丁亥，武王赐义贝三十朋，用作父乙宝尊彝”。 “义尊”为敞口，方唇，扉棱发达、器体厚重，圈足下接高台，内铸23字铭文，铭文中显示周武王赏赐“义”三十朋贝。“义”是周武王身边近臣，赏赐贝币高达三十朋，非常少见。

　　“义方彝”器身为长方体，身部微鼓，颈部和圈足饰夔纹。主体纹饰为带双层卷角的兽面纹；器盖为四阿形，四面主体纹饰均为大兽面纹。器身和器盖的四隅及正中，均带有长钩状扉棱。器盖及器底的铭文基本相同，器底的铭文比器盖铭文多出族氏铭文“丙”。从文物形制看，“义方彝”器体厚重、纹饰精美，而且带有厚重的提梁，是目前考古学界所见不多的带有提梁的方彝。

　　我们兄弟俩被文物专家誉为研究青铜器断代和西周历史的珍贵遗存。铭文显示，我们都是“义”在受到周武王赏赐后为父辈制作的重要礼器。“义”是“丙”族的后裔。“丙”族是在商代是与王室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大族。这表明，进入西周之后，作为殷商遗民的“丙”族，因与周王室关系密切，还保留着较高的政治地位。

　　我们兄弟俩被盗流失后，曾被文物贩子转手多个省市并最终流落境外。山西警方经境内境外缜密侦查，终于一一查清了我们流失的路线和最终目的地，查明了盗贩链条上的相关人员。在国家力量的强大支撑下，通过运用法律手段，经不懈努力，警方从境外将我们成功追回。

　　我是“兽形觥”！

　　我已经3000多岁了，出土于山西闻喜商代贵族大墓。我是古代酒器，造型精美、纹饰繁缛。我被盗挖后，犯罪分子先将我运抵广州，后几经倒手走私到香港，并以1300万元拍卖。因犯罪嫌疑人不舍，欲以赝品捣鬼调包，才致交易流产，后又将我偷运回境。

　　为了找到我，专案组民警先后赴广州、澳门、北京、上海等地，经缜密侦查、深度研判，最终在上海成功把我追回。

　　我是“懋卣”！

　　我是古代酒器，器型轻巧秀丽，碧绿如玉，线条洗练、铸工极精，内底与盖内各有36字铭文，记载了周穆王赏赐重臣懋、懋谢天子的史实。铭文中有清晰的“穆王”两字，是西周时期断代的标准器，对研究西周时期的赏赐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为了追回我，参战民警4天3夜不眠不休，多次驾车往返于北京、山东、陕西等地，风餐露宿、辗转万里，机智地破解了犯罪分子频繁变更交易地点、临时改变车牌号码等伎俩，终于在交易现场“救下”了我。

　　我是“兽面衔凤纹铜镈”！

　　我是国家一级文物，共1组4件，被犯罪分子从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中盗掘。其中最小的一件，因破损未经倒卖，其余3件则几经易手，先后流转于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地。山西公安机关对此紧盯不放，循线追踪，在发现我已卖给香港买家后，立即赶赴香港开展工作。通过爱国感召、政策攻心和友好人士斡旋，迫使买家将3件重量级的国宝带到北京，交还山西，使我返回家园。

　　我是“水陆攻战纹铜鉴”！

　　我是古代水器，共1组2件，国家一级文物，在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被盗掘，山西公安机关根据获取的线索，全面分析研判，不远万里追踪，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工作，于2018年7月将我在香港成功追回。

　　我的器型呈大口状，颈、腹部均饰水陆攻战纹，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据考证，在铜镜尚未普及之前，人们以此盛水照影，类似今天的镜子，后世以铜为鉴，就是由这种使用功能发展而来。

　　我是“汉代彩绘雁鱼铜灯”！

　　我是国家一级文物，犯罪嫌疑人将我视为珍宝，打算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孙，或作为东山再起的资本，拒不交代我的下落。警方为此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通过细节顺藤摸瓜，终于找到藏匿我的地点，一举将我追回。得知我被警方找到的消息后，犯罪嫌疑人彻底崩溃，痛哭不止，如实交代了其犯罪事实。

　　我展现的是一只体态优美的大雁，蓦然回首间，衔起了一条肥硕的鱼儿。我的独特之处在于灯火点燃之时，燃烧形成的灯烟会通过鱼和大雁的脖颈传导至存有清水的大雁体内，起到降低污染、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且灯的照明方向可随意调整。这种雁鱼灯，虽然在其它地方也有出土，但器型如此之大、工艺如此之精，却十分罕见。

　　山西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文物犯罪的三年专项行动以来，共破获文物犯罪案件1014起，打掉犯罪团伙18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21人，追缴文物29731件，其中，一级文物152件，追缴文物数、破案数、抓获人数超过前十年之和，一度猖獗的盗掘古墓葬犯罪自2018年5月以来保持了“零发案”。 因此，山西打击文物犯罪的战果也被称为“一场斗争打出了一个‘博物馆’”。

　　向山西公安致敬！正是有了他们，这些见证历史的文物才得以被保护，我们才能有机会感受他们的文化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