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善本何以为文化续脉，为时代添彩

据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统计，我国现存成书于1912年以前的古籍约20万种。在如此汗牛充栋的海量古籍中，哪些书算是善本，哪些书不算善本，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范畴，也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数据。一般而言，一部古籍若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或艺术价值，三居其一，即属善本。但随着时代的下移、书籍价值认识的不同与人们喜好的变化，善本的判断也因时、因地、因书、因人而异。如果我们用一句简单而不过时的话来说：在一种书的诸多版本中，相对内容全而文字讹误少的版本就是善本；更通俗地说，善本就是一部错误较少的好书。

　　古籍是记录我国传统文明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凝聚传统文化记忆的遗产与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存在和传承的依据。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应充分珍视与利用现存古籍，挖掘和阐发古籍善本自身蕴含的文化元素，学习、鉴赏、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要讲好古籍善本的故事，展现薪火相传的文化魅力与民族精神。我们以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所编《金石录》为例，赵、李二人伉俪情深，家无余财，却典衣缩食，嗜好收藏古籍文物。后不幸宋金战起，逃难南方，所藏散佚殆尽。李清照在经历夫丧书亡的颠沛流离后，整理编纂成《金石录》三十卷。由此可知，李清照不仅是南宋一流词人，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金石学家。《金石录》的流传，也恰如其成书过程一样曲折艰辛。此书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淳熙前后所刊的龙舒郡斋本，宁宗开禧时浚义赵不譾曾重刻。然而，这两个本子都不显于世。元、明两代，流传的都是传抄本，沿讹踵谬，弥失其真。清代最早的刻本是顺治时谢世箕所刊，后来乾隆时著名学者卢文弨参校各本，详加校勘，付梓印行，《金石录》方有了一个可读的通行本。但清初藏书家冯文昌却意外地收藏到不全宋椠本《金石录》十卷，这真如得之天璜，极为稀珍，冯氏立即刻了一方“金石录十卷人家”图章，以表夸耀。后来此残本又转藏于江立、赵魏、阮元、韩泰华、潘祖荫诸人手中，亦皆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此残卷如今归于上海图书馆，摆脱了人失人得、命若游丝的恶运，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可见一部书流布于世，编著者固然其功至伟，但藏抄、刊刻与流传过程中的任何环节，缺一不可。一部书的流传史就是一部生命史，因为书籍是有生命的，甚至是九死一生才传到今天的。一个善本的故事，也溢漫着先贤文化传承不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第二，要重视与发掘善本的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添时代丰采。一部古籍能否刊刻、流传并发挥其价值，有时甚至是偶然因素所致。清乾隆期，主流学术是考据学，但当时学者崔述却不媚时好，深研史籍，有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怀疑精神与坚韧毅力，花一生心血著成考辨札记性质的专著《考信录》三十二卷。云南石屏人陈履和，在接读崔氏部分书稿后，便坚意拜崔为师，成为崔氏唯一的弟子。崔述临终之际，遗命将书稿全部交与陈履和。陈氏赶到后拜受遗书，改称自己的斋名为“遗经斋”。陈氏将一生的精力和所有资财都花在了为其师刊书上，刻版不懈，可惜版片刻竣，未及刊行，就逝于浙江东阳县任上。遗书版片二十箱寄托金华府学，心志未竟，而师徒俱归道山。民国时期，胡适在日本发现《考信录》后非常重视，回国后令顾颉刚等人整理出版。顾颉刚深受崔氏影响，创立“古史辨派”，成为二十世纪史学流派中的中流砥柱。《考信录》在崔述师徒身后，发挥出了巨大的学术能量与深远的影响力。像《考信录》这样为文化续脉、为时代添彩的古籍，不在少数，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充分发掘，并给予极大的尊重与重视。

　　第三，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与古籍数据库的作用，将古籍善本进一步数字化与网络化，使更多人学习、传播与热爱古籍，热爱优秀传统文化，让古籍“火”起来。今日世界已进入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不再限于到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才能借览古籍。古籍数据库中完整而清晰的古籍扫描图像，使我们有条件看到甲骨金文、帛书汉简、唐代写本与宋元刻本，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各大图书馆与研究者，不能仅是将古籍数据公诸网上即告完成，而是应该在介绍、宣传与推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除了举办各种高深的专家讲座外，还要做更多的普及类讲座；不仅要在各高校与图书馆举办，还应深入工厂与农村，甚至是到中小学去，给孩子们讲解古籍在刻版、字体、纸张、版式、用墨、装订、钤印、题跋等方面的知识。从而，让他们鉴赏与品味古籍之美与传统文化之典雅与厚重，在他们心中播下种子，进而逐步喜欢与热爱古籍，热爱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后继者和弘扬者。

　　第四，要大力发掘古籍，加快整理古籍的步伐，激活沉睡在馆阁中的古籍，让古籍“活”起来。目前已经影印与整理的，只是现存古籍中的少数，绝大部分的古籍仍深藏难出，蒙尘插架。我们的目光总是盯着历代少数名家与他们的名著，反复影印、点校、注释与翻译出版，而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著作，并不是它们不重要或不是善本，而是无人阅读、研究与整理。因此，若要进一步盘活古籍资源，扩大其影响力，就要着重于乏人问津之古籍的开发、整理与利用。书籍毕竟不是文物，阅读利用永远是其第一属性，而文物属性是第二性甚至第三性的。藏而不用，等同文物，就失去了书籍的天然属性。尤其是一些古籍孤本，终归是会消亡的，整理出版，化身千万，才是对古籍最好的保护。因此，冀望各大图书馆，持更为开明开放的态度，在古籍的开放阅览、影印整理方面，作出更大的成绩。这是需要学术界与图书馆界的通力合作，才能达成的目标。

　　第五，在西学兴盛、西化成风的今天，还要积极向全世界推介、翻译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既有优秀的成分，也有糟粕的内容，要选择具有经典性、权威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经史子集，来加大传播、推介力度。这些书籍所讲的，应是恒常的道理，是直指心性的温馨故事，是举世喜闻乐见而向上提引的道理，是古今中外人们都能接受的观点与内容。唯其如此，才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与喜爱。这方面，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尚任重而道远，需要各方恒久的努力，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