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尔·杜尚：画家为什么必须要死在画架前呢

他的作品先锋、叛逆、激进，生活中的他却又像一位禅者。作为20世纪实验艺术的开创者、二战后西方艺术的领路人，马赛尔·杜尚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当下，他的艺术和精神遗产在全球范围内仍葆有活力，对中国也有着深远影响。

　　今年是中法两国建交55周年，近日，“沿着本没有的路行进——14位杜尚奖艺术家展”在北京红砖美术馆展出。红砖美术馆创始人、馆长闫志杰先生表示：“在‘沿着本没有的路行进——14位杜尚奖艺术家’展中，我们得以看到，创造既是一条物质之路，同时也是一条精神之路，是一个通向未知的移动行为。”

　　“沿着本没有的路行进——14位杜尚奖艺术家展”以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1875-1939）的诗句“沿着本没有的路行进”作为出发点，“行进”既是主题也是隐喻。每件作品都成为一个向外的开口，一条发现之路。展览从道路、位移、旅行、发现的概念出发挑选参展作品，策展人安娜贝尔·特内资（Annabelle Ténèze）谈到，“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没有既成道路的，我们选择的方式决定了未来道路的样子。”

　　杜尚奖在中国

　　马赛尔·杜尚（Marcel Duchamp），全名亨利·罗贝尔·马赛尔·杜尚（Henri-Robert-Marcel Duchamp），1887年出生于法国，1954年加入美国国籍。他是20世纪实验艺术先驱、纽约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出现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在绘画、雕塑、电影等领域的进程。

　　作为观念艺术实践的重要先驱，几乎任何与“杜尚”联系在一起的事物都如他本人及其艺术作品一般，极具思辨、激进和矛盾的革新张力。相比起印象派等现代主义流派曾创下的辉煌成就，战后的法国在艺术领域显得疲弱式微。

　　为致敬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唤醒法国的艺术之魂，法国国际艺术传播委员联合会（ADIAF）以“马赛尔·杜尚”为名，于2000年设立了“马赛尔·杜尚奖”，每年颁发给一位工作或居住在法国的具有卓越成就的当代造型或视觉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吉尔·福奇（Gilles Fuch）认为：“马赛尔·杜尚奖除了为我们提供一幅法国当代艺术家的全景画之外，这个奖项也传达了法国开放、平衡的人文精神。”

　　蓬皮杜艺术中心作为法国现代艺术收藏重镇，从奖项设立之初坚持每年为杜尚奖的获奖者举办展览。蓬皮杜前馆长阿尔弗雷德·帕克芒（Alfred Pacquement）表示，“设立马赛尔·杜尚奖并不是说要奖励马赛尔·杜尚的艺术继承人，他只是一个象征。在某种程度上，杜尚孕育了一种自由的空气，他将艺术之门向各个领域敞开。”

　　近年来，杜尚奖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2016年，杜尚奖获得者塔提亚娜·图薇（Tatiana Trouvé）的个展“不在场者的光亮”首登中国。2017年，北京和广州两地分别以“高压”（Haute Tension）、“剑拔弩张”（Haute Tension 2）为名，围绕同一主题呈现杜尚奖历年来8位艺术家的作品。去年，以“融——法国杜尚奖提名艺术家作品展”为主题的10位奖项提名者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

　　如果说毕加索试图告诉人们艺术是什么，杜尚则总是轻描淡写地提醒人们艺术不是什么。“我的艺术就是生活，每秒，每一次呼吸都是铭刻于无处的作品……那是一种恒久的陶醉。”马赛尔·杜尚以屈指可数的作品撬动了一场包罗万象的艺术革命，留予后人无尽的猜测与思考。当下，如何从世界艺术宝库中汲取灵感，探寻我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之路，值得人们深省。

　　我国著名艺术家徐冰曾表示，“中国以西方的当代艺术框架创作的当代艺术确实起步比较晚，所以我们确实既学习西方当代经验，也身处整体的全球当代意识中，还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基因，这几样东西凑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有自己的、对当代艺术的判断，和我们应该去寻找的当代艺术创作的方向。

　　当然，传媒和科技水平的发展让所有艺术家在接受信息和知识这一方面变得更为平等，这也让晚于西方的中国当代艺术可以更快地与今天的世界同步。现在全球各个国家之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虽然各个艺术家分居各地，但是考虑和关注的问题都具有共通性。”

　　与绘画决裂

　　马赛尔·杜尚一直是一位饱受争议的艺术家。时至今日，当人们谈论到与20世纪现代艺术相关的议题时，这位曾将艺术引向“歧路”——不以美为唯一目的的“罪魁祸首”总会被人记起。

　　杜尚曾短暂追随过现代主义的脚步，但很快他对绘画产生了厌恶之情。艺术本身并没有被杜尚抛弃，他所不齿的是巴黎那些热衷于各种流派、主张的附庸风雅之流。他拒绝被既有的绘画风格束缚，包括自己采用过的技法在内。有位画商曾愿意以1万美元巨款（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承包下杜尚一年的画作，但他毅然选择在月薪只有100美元的图书馆工作。杜尚表示，“第一个把女人的脸蛋比作玫瑰花的人无疑是一位诗人，第一个去重复他的人无疑是一位白痴。”

　　1912年，杜尚的作品《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在被巴黎“独立画展”（Salon des Independants）拒之门外后得到美国画家沃尔特·帕克（Walter Paker）的赏识，被带往美国参加军械库展览会（Armory Show，正式名称为国际现代艺术展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Modern Art），从此一举成名。画作中，杜尚首次将运动元素与绘画融合，用立体主义的手法拆解裸女，给人一种表面杂乱无章的画面感。以运动为幌，作品在视觉上弱化观众对绘画本身的关注，当观众试图凑近画作寻找一个正在下楼的裸女时，眼球的转动与作品本身结合，将审美变成了一场运动。　　

　　在评价自己的作品《咖啡研磨机》（Broyeuse de chocolat）（1911）时，杜尚表示“它就像是一个枪眼，我一直都感到一种逃离自己的需要。”这种逃离首先表现在他的生活中，杜尚长期未婚（67岁才结婚），一生没有职业、没有财产。他不仅没有房子、汽车，甚至家中连一本书也没有，他的住处就像一个简陋的船舱。反映在艺术上，他不与任何流派为伍，也不拘泥于绘画本身。

　　经过一系列在艺术上的“破坏”活动，杜尚开始埋头于国际象棋而不再作画（但创造不属于架上绘画的作品），此举在当时激怒了不少想为艺术奉献终身的人，因为杜尚似乎认为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杜尚回应道：“既然将军们已经不用战死在马上了，画家为什么必须要死在画架前呢？”

　　到底什么是艺术？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在哪里？杜尚用其一生的作品、生活、思想向世界解答了这个问题。

　　“小便池”与现成品革命

　　提到杜尚，不少人首先会联想到他著名的作品《泉》（Fountain），一个被签上名的现成小便池。1917年，杜尚将直接从商店购买来的男士小便器以匿名方式送到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的展览上，以此来试探当时艺术界的包容性。可惜的是，作品最终被拒绝展出，这也印证了杜尚本人对自己的评价：“我的艺术观太超前，现行规则下的传统艺术家无法理解。” 　

　　杜尚有意让作品与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的唯美油画《泉》同名，彻底打碎传统意义上的“美”，作品上的署名“R.MUTT”（德语中意为“贫穷”）隐喻当时艺术界在想象力上的极度匮乏。对此，杜尚解释道，“这一座便池的外缘曲线和三角构图，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别无二致；而它那温润、光洁的肌理效果和明暗转换，与古希腊雕刻大师希特列斯的大理石雕像完全一样。如果把小便池只当成小便池，那它永远只是一件生活用品，但如果从另一个维度去审视它”，它可能成为一件艺术品。”杜尚开创性地打破“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泉》也藉此在2004年打败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被500名英国艺术界最权威的专家评为“20世纪最富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榜首。

　　《泉》作为西方美术史上第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完全依托现成品的艺术创作，开创了所谓“装置艺术”的先河。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任一现成品都可作为创作的材料，没有美，没有丑，也不涉及任何美学性。人们从“只有通过画笔与手工的移情投射才能被称之为艺术”的传统窠臼，转而朝向对客观视觉背后精神的关注。艺术的底线被打破，最核心的不是艺术，而是生活本身。

　　在作品《泉》之前，杜尚早已开始了他的现成品实验探索。1914年，杜尚从店里买来一幅风景画，在上面加上一红一绿两点后，署名《药房》（Pharmacie）。因为在法国，药店的橱窗里通常摆放着一红一绿两瓶药水，现成品代表着杜尚对权威的反抗。

　　第二年，杜尚甚至将从店里买来的雪铲直接送到了展览上，并取名《折断胳膊之前》。有人问：“这有什么意义？”杜尚回答，“没有意义。”美国人说：“不行，它一定要有意义。”于是，杜尚便写下了一行字——“折断胳膊之前”（In Advance of the Broken Arm），并解释道“因为铲雪的时候会折断胳膊。”他不但将现成品归入艺术范畴，艺术本身也变成现成品。“您看您使用一管颜料，它不是您制作的，而是您买的现成物。即使您把两管朱红色混到一起，仍然是两种现成物的混合。因此，人不能指望从零开始，他必须以现成物为起点。”

　　复制品

　　诸如此类的现成品实验还有很多，杜尚的趣味点在于对“物性”的再认识与再转化。当人们习惯于对物、对图像的定势思维时，杜尚巧妙地将物体拆解，同时也拆解了语言，在观众的观后反应上掀起汹涌波涛。现成品革命的张力不在于物品本身，而在于观众观展后的反弹力度。

　　一战时杜尚从巴黎移居纽约，并于1955年正式成为美国公民。战争带来的悲观情绪使得无数人走向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958年，代表“虚无、乌有”的“新达达主义”（Dada，或称波普艺术）在纽约兴起，至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代替了抽象表现主义，成为被大众广泛认可的前卫艺术。尽管杜尚本人明确回信拒绝达达组织的拉拢，但他在艺术上反权威、反教条的风格与达达主义“破坏就是创造”的精神不谋而和，一时被塑造成为达达主义的精神领袖。

　　这就是杜尚，他的出现改变了西方近代艺术的进程，特别在20世纪50年代，艺术界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他。可以说，二战后的西方艺术基本上就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在进行。1968年杜尚逝世，此后西方艺术界开始以各种方式回敬这位现代艺术的开创者，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将视野大胆转向绘画和雕塑以外的领域，非绘画作品的成就也愈来愈高。

　　正如杜尚传记的作者马奎斯（Alice Goldfarb Marquis）所言：“杜尚的艺术最叫人迷惑的吸引力是：他作品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美，却来自否定美；不是来自意义清晰，却来自模棱两可；不是来自丰饶多产，却来自吝啬少量；不是来自它所充分表达的，而是来自它所不可表达的；不是来自它的明白呈现，而是来自它的费解难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