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界第一人的生活竟是这样的！

在中国藏书界，韦力是一个传奇人物，有人说他是“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收藏家”，可谓中国当代藏书“第一人”。

　　以“书式生活”为题，23日下午，韦力做客上海图书有限公司主办的“海上博雅讲坛”2019年第一期活动，与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展开一场书香气息浓郁的对谈。

　　“阅书万卷，寻踪万里”，在韦力的“书式生活”中，觅书是第一个环节。几十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与书打交道，若来上海，福州路古籍书店是必到之处。

　　觅书过程中有过不少惊喜的邂逅。韦力曾在一个不知名的拍卖公司觅得实属稀有的西夏文藏品，令见多识广的他也大吃一惊。从纸张、墨色、版刻风格等综合判断，这是一批真品。

　　说及自己的藏书，韦力特别提及刻于宋嘉定六年的《施顾注苏诗》，这也是留存至今最早的苏东坡诗集的刻本。书里有许多著名藏书家的藏印，从清初著名藏书大家宋荦，到纳兰容若之弟揆叙，再到大藏家翁方纲，可谓“从大家到大家的流传”。

　　在韦力看来，藏书之乐在于收藏的每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以《施顾注苏诗》为例，翁方纲在得到这部刻本后，高兴之至，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苏斋”。此后每年十二月十九日苏东坡生日这一天，他都会请很多名士到家里诗歌酬唱，在书上写跋语和题记，称为“祭苏会”。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罗振玉。也因为“祭苏会”的缘故，这部书也是书跋最多的书之一。1949年，《施顾注苏诗》大部分被运至中国台湾，但有两卷被民国大藏书家、银行家陈澄中收藏，分别是《和陶诗》第四十一卷和四十二卷。陈澄中去世后，藏书由儿子和女儿继承，儿子所藏《和陶诗》第四十二卷后归国家图书馆，女儿所藏《和陶诗》第四十一卷则到了韦力手里。如今，这部《施顾注苏诗》依然分藏两岸。韦力说：“它不是最好的宋版书，但它是最有名的宋版书。就它的故事，我都可以讲一堂课。”

　　2010年起，韦力耗时四年遍访典籍中记载的163座古代个人藏书楼，又花三年时间逐一查证。在寻访藏书楼的过程中，他也学到许多知识，听到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他曾在吴引孙测海楼大厅里发现二楼屋顶有滑轮和绳索。原来，滑轮和绳索的用途是把一楼的图书吊上来，不得不令人赞叹古人的智慧。

　　韦力认为，古代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也少有人为了藏书而藏书，藏书一般是为了治学。书楼是一个人藏书之所，是著述、抄传、刊刻等一切学术活动的起点，也是传承与传播文化的重要空间。寻访这些书楼，是对古代藏书文化的回首，也是对中国古代学术从何而来、如何传承的一次仔细梳理。

　　觅魂，觅友

　　在《书楼觅踪》中，韦力记下了自己的觅楼所得，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梁启超的饮冰室、傅山的红叶龛、沈括的梦溪园、顾炎武的读书楼、刘鹗的抱残守缺斋、曾国藩的富厚堂、顾颉刚的宝树园、叶恭绰的幻住园等一一揭开面纱。

　　不仅如此，他还完成了对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几十位古代著名藏书家之墓及古代遗址的寻访，包括刘向、班固、范钦、黄丕烈、曾国藩、罗振玉、傅增湘等。在他看来，中国的典籍之所以得以流传，藏书家的传承是很重要的功业。因此，今人不能忘记是谁让这些书保存下来的。这些所得结成了《书魂寻踪》一书，在序言中，韦力写到：“整个寻访之旅，可以用 ‘痛并快乐着’来形容，虽然在此过程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发现的快乐却是无法替代的。在我的这些寻访之前，少有人提及这些安息于地下的藏书之魂。我能历尽艰辛找到他们，能在他们的墓前鞠躬致敬或献上一束鲜花，已经感到了大满足。有时我会坐在这些墓旁守候一刻，静静地坐在旷野之中，静听山风吹过松林，心中那种不悲不喜的宁静，难以用文字描绘得清楚。每当此时，我心中都会想起那句话——‘微斯人，吾谁与归？’”

　　除了踏遍全国各地，不断“觅书”、“觅楼”、“觅魂”，韦力也收获了许多同道好友，同时刊刻书籍、写文著书。比如，《芷兰斋书跋初集》收录了韦力收藏的重要明清精椠名抄40余部，在向读者展示善本秘籍的同时，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纸张、墨色、装帧、序跋、印章等方面确定雕版年代，审定版本之优劣，并向读者讲述每种图书背后所隐含的逸闻趣事。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是韦力的最新著作，从私家古旧书店、古旧书市场与国营古旧书店三个不同角度，展现了当下中国古旧书业的现状。“买书几十年，人有功利性，但人不能得鱼忘筌。没有书店的流通，就没有得书人的渠道。书店的流通成就了读书人，也成就了书业。”韦力说，无论是藏书还是写书的故事，都是为了向书和书背后的人和文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