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端正 迟早两行泪

何谓学术？借用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话说，“学”是学问、做学问的态度，乃至人品及思想；“术”则是“把‘学’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一种产品”。

　　有人说，学问做得好的，人品都不会太差。国内外最顶尖的一流大学，倒不见得有最先进的设施设备，但必定汇聚了一批风骨端正、坚守底线且专业过硬的学者。他们是会散发光芒的人，即便衣着朴素貌不惊人，可当你见过他们听过他们说话，你就知道了什么是独立，什么是自觉，什么是公正。

　　今日有今日的楷模，回头看看一百年前，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还是个金玉一样的称谓，那些翩翩真博士风雅大先生，以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对待学科的敬畏心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 “小心求证”胡适之
　　
　　胡适先生的博士学位，传言有36个，其中35个是名誉博士，27个是他在美国当大使的时候受到院校赠予的。胡博士唯一货真价实通过答辩认证的学位，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哲学博士。

　　尽管他的留学日记里充斥着令人啼笑皆非的打牌日常，但在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门下求学的经历却是实打实地，对他往后的治学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适强调“实验主义”精神，提出著名的“十字真经”：“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十个字激励无数后人踊跃发表创见，然而它真正的落点是在后半句。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大胆假设的前提是“细心搜求事实”，必须“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小心的求证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他认为治学者切忌空中楼阁，“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

　　先生的另一句名言“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穿过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至今依然振聋发聩。

　　比较文学界流传着一句话：“做学问就是做自己。”当然这话放之其他学科内皆准。有时候一位学者的论文题目里，你能看出他的个人历史。林语堂的研究方向选择，与他的成长环境、家庭渊源、求学经历休戚相关，他必是先回答了“我是谁”，“我何以是我”，才找到了这个“两脚踏中西”的个人坐标。

　　林语堂先生自幼接受教会式的基础教育，本科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埋头钻研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林语堂赴哈佛大学英文系，研究比较文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辗转法、德等国半工半读，在比较语言学的重镇莱比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古代音韵学》。

　　林语堂先生的人生观和文学观，贯穿这种“无须乎做伪”的求真原则，他说：“人生在世，无一事非情，无一事非欲。要在诚之一字而已。诚便是真。去伪存真，做文做人，都是一样。”

　　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博学之人，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陈寅恪，其实从来没有获得过一张文凭。有人问他留洋十几年，怎么不去得个硕士博士，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这话，倒也是只有满腹经纶如陈寅恪者，才有资格说的了。

　　先生有着高度的学术自觉和严苛的治学规范，讲究谨慎考证，用证据说话。这不仅体现在论证观点时的旁征博引，更关键的是引用他人观点时，标注来源出处和版次信息绝无半点含糊。这其实是每位学人的基本功，是必须恪守的底线，却又最容易被忽视。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期间频繁向学生强调遵守学术规范的必要性：“凡引及旁人的意见，俱加声明。”

　　先生的严谨及公正可见一斑。　　▲2015西泠秋拍 　　陈寅恪1930年敦煌学文稿及傅斯年致陈寅恪函 　　成交价92万 　　先生的严谨及公正可见一斑。

　　陈寅恪以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自命，与柳如是成为异代知己，在其巨著《柳如是别传》的前言中，谈及为柳如是做传的动机时，就曾经明确表示是为了：表彰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梅兰芳先生初次踏出国门，就以高超的艺术造诣震动外界，直到1930年他终于到访美国，先后在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檀香山等地演出72天，彻彻底底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梅兰芳热”，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绝无仅有。

　　不过梅先生这个戏痴，一心只想唱好每一台戏，却没成想自己受到了美国学界高度的肯定：美国波摩那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梅兰芳文学荣誉博士学位。齐如山在《梅兰芳游美记》中骄傲地记录下波摩那大学校长晏文士博士（Dr。 Charles K。 Edmunds）与邓勤博士（Dr。 Kemeth Duncan）对梅兰芳艺术的评价：“前读纽约芝加哥等处之报，对于中国剧，及梅君艺术之批评，异常佳妙，咸云有文学上艺术上极大之价值。及梅君到此演剧，吾二人及各教授往观数次，果如所言；且梅君之长处，报中尚有未尽者，真名下无虚也。吾侪协议，欲由本学校赠与梅君文学博士荣衔。”

　　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自称是个“贪玩”的人，他说做语言学研究，纯粹是因为“好玩儿”。这位贪玩的学者不仅玩到了康奈尔大学数学学士、哲学硕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三个学位，还一不小心精通了三十余种方言、十几门外语，一生教授过物理学、数学、哲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语言、汉语语法、理论语言学、逻辑学等课程，甚至创作过百余件声乐及器乐演奏类作品……可以说，他是地球人的老乡，是站在巴别塔顶端的人了。

　　现代语言学，尤其到语音学、音韵学、方言研究层面，确是有些枯燥繁琐的，有时需要大量田野调查和实验室内的数据分析，在赵先生那个年代，研究条件想必艰苦简陋，研究工作的开展也多有困难。赵先生却是花式“苦中作乐”的好手：比如他每到一处就用当地方言或口音讲话，玩“假扮当地人”的游戏且从未被识破；比如他与同样会说几种方言的妻子制订了一个日程表，约定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南话，后天说上海话；又如他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赵莱痕思媚”仅仅是为了用反切法把她的小名“LenSei”给拼出谐音来；再比如他给林语堂写信，偏用汉字来写英文：“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

　　有这样一位有趣又可爱的学者，谁不想拜在他的门下一起开心做科研呢？不过开心的前提是热爱，爱自己的学科，对它有归属感，愿为它奉献一生，像赵先生那样无私投入60余年生涯，与学科同生息共命运，方能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