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晚,佳士得香港拍卖现场
11月26日晚,在佳士得香港拍卖中,有着巨大真伪争议的传苏轼《枯木怪石图》(下简称《木石图》)从3亿多港元起拍,以4.1亿港元落槌,低于最早传出的底价4.5亿港元。拍卖后即有传言称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购,此前多位人士向“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表示,故宫购买的可能性不大,而根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今天已明确表明:故宫不是《木石图》的买家。一位资深文物界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故宫如代表国家购买必须经过国家鉴定委员会通过,而且资金申请也要至少提前半年,“目前据我所知,国家鉴定委员会的相关专家对此作并未发表意见,种种迹象表明,故宫不可能参与购买。”
由于佳士得在拍卖后的发布会上称“买家来自大中华区,所以一定是回到中国人手上。”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是艺术机构购买的可能性较大。
而一位接近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古代书画研究人员今晚也对“澎湃新闻”表示,台北故宫博物院也不可能购买此件,“甚至也不会太多关注。”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位负责人也对媒体表示,国博未参与购买《木石图》。该人士同时称,对于《木石图》是否为苏轼所作,业界存有一定的疑问。
上海博物馆相关专家在接受釆访时表示目前不便对此作发表意见。
浙江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则对“澎湃新闻”表示,浙博更不可能参与此件的购买。
对于此件的购买,此前也有人士猜测经常在拍卖场豪掷资金的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是否会参与竞拍,但刘益谦今晚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电话釆访时说:“不知道《木石图》的拍卖,也没关注此事。”
事实上,对于购买者是谁,之所以引发收藏界较多关注猜测,还因为佳士得亚洲区负责人魏蔚在拍卖结束后的微信朋友圈发文:
“致东坡先生:流落异乡百年,能与您相遇,我们三生有幸。万分感谢他乡藏家对您的珍爱,您别来无恙。您生前两袖清风,我们定当护您周全。如今,您终于回家了,我们祝您平安长长久久。相信我们很快会再见!”
有收藏界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此事确实比较蹊跷。这与《木石图》受到较大的赝品质疑不无关系。
据介绍,此画在清代及之前从未公开现身,或是在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流入日本,后便下落不明。亲赴日本寻回此画的佳士得中国书画高级专家游世勳(Tim Yu)表示,寻回此画的历程可谓是机缘巧合:“自从此画上世纪远赴日本之后,便一直未能现身。”他又称:“此画为一日本家族所收藏,他们主动与我们取得联系,将画卷影像发给我们,我们非常兴奋,即时取消所有预约奔赴这个家族。经过鉴定,这幅画确认是真。”然而,《木石图》是否为苏轼所作,自佳士得公开此画起,巨大的真伪争议就一直存在。
长久不知去向的历程,为《木石图》覆盖了一层神秘面纱。近代著录中对《木石图》有详细记载者,为知名古书画鉴定家张珩(1915-1963)所著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然此著录所参照的并非原迹,而是日本出版之珂罗版印刷品,且为“爽籁馆藏”,故可知《木石图》曾为日本收藏家阿部房次郎(1868-1937)之藏品。据张珩记载:“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可知张珩曾试图向白坚购入《木石图》而未得之经过。
在学界,《木石图》争议颇多,不少业界人士从此卷画风、米芾书风及印鉴等提出疑点,一些文博专业界人士也认为,此画笔墨间的气息,并未到宋。
苏轼的画在当时很有名气,曾有过“枯木竹石,万金争售”的景象。但苏轼所作的画作多见于著录,传世真迹极少,目前只有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和上海博物馆的《苏轼枯木竹石、文同墨竹合卷》两件流传,但真赝也仍存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木石图》流失海外约七八十年,几无人得见,而在此期间,此画却不断被提及,作为中国文人画史中不能忽略的经典常被刊载在众多艺术史著作中,但所刊出的图片并不十分清晰。而此作现身拍场后,引起了业内广泛关注,但无论是其画作本身还是米芾等题跋,其真伪都引起诸多专家学者的质疑。
一些研究者认为,此幅《木石图》中的用笔多软沓无力,此画与苏轼存世的书法真迹对比出入颇大,如枯树画得孱弱无力,石头的皴法也少有棱角,结合苏轼的书风画风,疑问极多,“东坡写竹画竹,受文与可启发极多,对比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文与可存世《墨竹图》,且不说图式与文同有差距,也不说东坡曾自云‘尽得与可之法’,只说笔墨间的英风劲气,以东坡人格与笔墨修养,自然是不让文同的,但《枯木怪石图》中墨竹全无宋人笔下的‘运思清拔,风劲气逼人’之感,与文同墨竹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木石图》画作中的树枝局部 尽管存在真赝争议,但有观点认为,不可否认的是,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当然仍是存在过的,也许,这一画作的图式根据苏轼原作临仿而来,也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此一画作的意义依然是存在的。
美国宋画研究学者班宗华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釆访时将宋画赝品的伪造高峰定为1890年-1920年,“这段时间是西方收藏中国艺术的黄金期。在这期间,波士顿、华盛顿、伦敦、柏林和纽约的大型收藏开始成形,并与阿部房次郎(1868-1937)和内藤湖南(1866-1934)等日本收藏家形成竞争。所有人都在找同一样东西:宋代绘画。正如查尔斯·朗·弗利尔对一位中国代理人信中所说:‘我只购买宋朝及更早时期的绘画。’弗利尔确实得到了一些断为宋代的作品,但是大部分所谓的“宋代绘画”其实都是由明、清两代的宫廷画师和职业画师伪造的。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将明清时期绘画改造成宋画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精彩实例。这些赝品在今日看起来有些贻笑大方,但它们被世界各大博物馆广泛收藏的事实,证明了它们在当时的成功。拥有诸多富甲一方、学识渊博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如庞元济)的上海似乎是当时此种产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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