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龙泉粉青釉纸槌瓶4285万港币成交

　　2018年11月24日晚，佳士得香港2018年秋拍“不凡- 宋代美学一千年晚拍”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槌，本场共21件精品上拍。其中，南宋龙泉粉青釉纸槌瓶以咨询价形式上拍，3600万港币落槌，加佣金最终以4285万港币成交。

　　八百多年来，此类极品龙泉青瓷在中日两地均被奉为圭臬，常被视为传家或镇寺之宝代代相传，而这一现象在日本尤为普遍，在日本被通称为“砧青磁”，泛指与本拍品相近的极品青釉纸槌瓶，此类器物于南宋（公元1127至1279年）和元代（公元1279至1368年）输入日本，藏家业已将之与这抹妙不可言的釉色划上了等号。更有人指出，本品正是用“砧青磁”统称该类名瓷之缘起。

　　这一造型因形似纸槌而得名，但其直筒腹、长直颈和盘口样式，其实是以玻璃瓶或樽的方式，自伊斯兰地区西部（或为伊朗）传入中国。1997年发现的公元十世纪印坦沉船货物中，也有玻璃近似例的碎片。艾尔萨巴珍藏（Al-Sabah Collection）一例形制相同的公元九至十世纪伊朗地区吹制玻璃瓶，其颈若筒状；藏品中尚有两件年代略晚的十至十一世纪伊朗地区近似例，其器颈略敛。另外，1986年，一个断代为公元1018年的辽代古墓亦曾出土近似的伊斯兰玻璃瓶。

　　以本拍品为例的无耳纸槌瓶，在南宋和元代传世龙泉青瓷中极罕。北宋年间，曾有烧造两款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无耳盘口纸槌瓶。一者是一小批定窑纸槌瓶，大维德爵士旧藏一例，瓶口略敛。但以重要性而言，特为北宋朝廷烧造的汝窑纸槌瓶，似有过之而无不及。1987年，河南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了一件汝窑盘口纸槌瓶，台北故宫亦珍藏二例口沿破损的近似汝窑瓶。于2004年，河南汝州市东南面张公巷窑址出土一批与汝窑御瓷渊源甚深的淡青瓷器，当中也有近似的纸槌瓶。

　　极品龙泉青釉瓶（如本拍品）与北宋汝窑御瓷之间的关联，还可证诸南宋作品之精工细作，以及其呈色较深的青釉，这一特色亦见于南宋官窑御瓷；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为北宋宫廷烧造的纸槌瓶无耳，而南宋年间在浙江杭州老虎洞窑烧造的御制官釉纸槌瓶，同样不饰双耳。龙泉纸槌瓶的筒颈两侧，泰半饰双耳，耳以鸟形居多，常谓为凤耳，北京故宫珍藏一例，另一例为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珍藏。尚有一批龙泉窑纸槌瓶，以龙首鱼身的鱼龙为耳，但较不常见。

　　像本拍品这一类佳妙瓷瓶，日本茶人视之为茶道摆设的上上之选，而数百年来，此器可能正是作此用途。它身世显赫，在日本的历史源流或可上溯至桃山时代（约公元1574至1600年），及至江户时代（1603至1867年），其流传经过渐趋明朗。白崎秀雄曾于《芸术新潮》1983年五月刊页59发表《钝翁搜集品由来记》，文中提到此瓶在蜂须贺氏家族代代相传，其近似例鲜有亮相于博物馆展览或刊物，而此作之形制和釉色均无比精妙。蜂须贺氏为名门望族，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声名鹊起，成为江户时代权重一时、长盛不衰的封建氏族之一。

　　蜂须贺氏贵为阿波国（今四国德岛县）大名，如今大家更津津乐道的是其族长小六正胜（1526至1586年）与日吉丸（即著名的豊臣秀吉，1537至1598年）的一段逸事。相传，正胜与随从途经爱知县东部三河的矢作桥，浪人日吉丸当时在桥上呼呼大睡，正胜被后者的头绊倒，不以为意的他继续前行。但被吵醒的日吉丸愤然而起，一把抓住正胜的长矛。正胜对这位年轻人的勇气心生敬意，忙为失敬之举道歉，并收之为麾下武士。着于十八世纪的《绘本太合记》，也在豊臣秀臣传略中提及此事。这个传说虽不足为据，但可见日后蜂须贺氏族之崛起，确与日吉丸（豊臣秀吉）大有关系。蜂须贺正胜及其子家政（1558至1639年）均为豊臣秀吉效力，在多场战役中军功彪炳。豊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列岛的最后阶段，将阿波国赐予蜂须贺家政，以犒赏后者于1585年攻占四国有功。德川幕府于1603年掌权，但无损阿波国蜂须贺氏的统治地位。江户时代终结之际，蜂须贺氏族业已统治阿波国约268年。

　　以本拍品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家政个性的另一面。他与豊臣秀吉治下多名军阀一样，俱热衷于茶道，多笔文献皆提到他与茶道宗师千利休（1522至1591年）的往来。千利休曾受家政所托购入一把茶壶，并在信中拜托富商亲戚渡边立安将之交给家政。蜂须贺氏入主阿波国之初，渡边已追随家政左右，并出资兴建德岛城，他其后继续为阿波国效力，甚至为之发行货币。此外，千宗旦（千利休之孙，1578至1658年）1633年给儿子的信中曾提到“闲居”茶罐，此器乃千利休旧物，后纳入家政收藏。多名千利休的弟子均获家政罗致门下，这与他们的政治眼光和茶道造诣不无关系，揆情度理，蜂须贺氏历年来定然搜集了一批典藏级茶具。

　　据称，此瓶后为小室信夫（1839至1898年）庋藏。小室于1839年生于德岛一个富裕的商贾之家，但却热衷于公民和社会议题，其后更投身政坛。他强烈反对德川幕府政权，并联合志同道合者，将京都等持院足利三代木像枭首，以示抗议，终于在1863年被捕。据说他出狱后，获德岛（阿波国）第十四代藩主蜂须贺茂韵（1846至1918年）招揽为德岛藩武士。明治维新于1868年拉开序幕，小室获释后就任副知事。他于1872年赴欧美游历，并于1874年联同板垣退助公爵（1837至1919年）等人，大力游说政府成立民选议院及制订宪法。小室其后从商，参与经营共同运输会社（即日本邮船会社前身），1891年获提名加入贵族院。

　　本拍品后流入富永家族，成为富永冬树（曾任东京证券交易所董事）之藏品，其妹夫乃鉴藏名家益田孝男爵（1848至1938年），其后益田再直接从富永家族或在拍卖会上购入此瓶。益田孝之妻为富永栄，其父为佐渡岛（现新潟县）政务官，出任箱馆奉行或事务官长，专责海外人士及对外贸易事宜。益田孝年仅十四，已胜任美国领事馆官员的翻译，1860年代更在赫本学院（即明治学院大学前身）深造英语。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当时益田仍在幕府任骑兵队中校，但井上馨侯爵（1836至1915年）于1871年擢升大藏省（即财政部）副部长后，益田亦获其提拔调任大藏省。他曾供职独立行政法人造币局，不久再获井上侯爵提拔，于1874年晋升先收会社贸易公司副社长。1876年，三井公司正式成立，二十七岁的益田出任社长。三井原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但经过该年度的合并，终转型为综合贸易公司“三井物产”，其后发展成为日本最具规模的贸易公司之一，1880年之前已在亚洲各地甚或欧美开设办事处。益田还动用私人资金，创办首屈一指的经济报刊《中外商业新报》（《日本经济新闻》前身）。

　　益田于1914年正式引退，1918年跻身华族，获赐封男爵。他退休后投身艺术收藏，并致力于研究和从事日本茶道。益田的收藏生涯应始于1878年，他在1938年辞世之前，藏品已多达四千件左右，详见Christine Guth著作《Art，Tea and Industry：Masuda Takashi and the Mitsui Circle》（普林斯顿：1993）。他自号“益田钝翁”，常于小田原和鎌仓宅邸举办茶会，茶人之名不胫而走。此外，益田多次举办展览，将个人及友侪之珍藏公诸同好。他以品味之高闻名于世，许多人认为自千利休之后，益田对日本茶道的影响之大，同侪无出其右。据说，他生前亦视此瓶为其藏品的压轴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