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幽情单绪与家国天下

　　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是为配合隋唐以来的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经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温庭筠、李煜、冯延巳等人的创作与发展，在宋代达到巅峰。宋词现存20000余首，作者达1430余人，是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双峰并峙的文化瑰宝，至今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读者以思想启迪与审美享受。

　　在品鉴宋词时，前贤又有“婉约”与“豪放”之分。明人张綖即言：“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清人王士祯将二体改为二派，并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对大多数读者而言，由辨析婉约词、豪放词之别进入广袤的宋词世界，更利于全面把握宋词的丰富内涵与多元面相。

　　婉约词通过感情的宣泄，抚慰与安顿了人们的心灵；豪放派词人更是将麦秀之感、黍离之悲、报国之志熔于一炉


　　婉约词大多坚守词“别是一家”的创作传统，其抒情多系爱恨痴嗔、幽情单绪，状物则吟风赏月、绮罗香泽。试观欧阳修《浪淘沙》云：“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欧词篇幅虽不长，然在布局谋篇上却颇具匠心：去岁与友人同游洛阳，遍览群芳，何等快意；今年故友重逢，百花争艳，更胜往昔，然二人世网婴身，倏聚忽散，旧游难再。叙完过去之美好、现下之遗憾，末二句进一步设想未来，“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将惜别之情推向高潮。同写离别，唐代的王勃坚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陆龟蒙豪言“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与王、陆二人相比，《浪淘沙》虽一唱三叹，然绝不故作豁达以自解。这样的呈现方式，固然与“词”体之特性有关，但若我们将它放到“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的文学史脉络中去看，就会发现欧词之价值。《浪淘沙》中的“无穷”之“恨”，早已逸出个人离愁别绪的范围，而是拈出了千古以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送君南浦，伤之如何”的人生长恨。对于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位个体而言，面临离别，自然可以用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互相勉励；但天各一方、路长而歧是不争的事实，欧词选择直面离别的伤感，同样能引起古今无数离人的强烈共鸣，它通过感情的宣泄，抚慰与安顿了人们的心灵。这是“婉约词”之长项，也是它虽被目为“艳科”，却仍被历代读者所深爱的原因。

　　相较之下，豪放词突破了“词媚”的樊篱，扩大了词的题材与内容，几乎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尤其是宋室南渡后，豪放派词人更是将麦秀之感、黍离之悲、报国之志熔于一炉。试观张孝祥《六州歌头》曰：“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作为南渡词坛中信息包容量最大的一首壮词，《六州歌头》与《浪淘沙·把酒祝东风》的便娟婉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将边塞地区的独特景致、中原地区的动态、南宋朝廷的举措、遗民父老“南望王师又一年”的殷切期盼与作者报国无门的悲愤、时不我待的焦虑融为一体，“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无怪乎当时的主战派名将张浚读后为之“罢席”。张孝祥《六州歌头》指陈时事的纵横开阖与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后来的稼轩词并无二致。

　　婉约词以清切婉丽为当行本色，表达上偏于含蓄；豪放词则喜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与高度的用世热情直抒胸臆

　　婉约词长于比兴，以清切婉丽为当行本色，表达上偏于含蓄，这与其题材、内容的选择有关。举凡描写花前月下、轻歌曼舞、幽微心绪，含蓄则更有意味，蕴藉则富于雾里看花的朦胧美。试观婉约派巨擘周邦彦压卷之作《瑞龙吟》云：“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黯凝伫，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在语言层面，周邦彦不露痕迹地化用了萧纲、杜甫、李贺、杜牧、李商隐、牛峤等人的诗词，几乎句句用典；在兴象层面，该词调动了包括“章台路”“燕子”“浅约宫黄”“秋娘”“孤鸿”“官柳”在内的多重“有意味的形式”；在结构层面，作为周邦彦自创调，《瑞龙吟》极尽炫技之能事，“自‘章台路’至‘归来旧处’是第一段，自‘黯凝伫’至‘盈盈笑语’是第二段”，两段均系六句、二十七字、三仄韵，是为“双拽头”；全词行文曲折，用韵考究，“曼声促节，繁分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最后才委婉地点出身世浮沉、物是人非之感，极富回环反复之美。

　　相较于精工细作、委婉含蓄的婉约词，“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的豪放词则喜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与高度的用世热情直抒胸臆。试观辛弃疾《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云：“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辛弃疾一生所求，是“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是“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身为“归正人”，他备受猜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唯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就是于这种人生境遇下所作。凄风苦雨的秋夜，破败的王氏庵中饥鼠横行、蝙蝠翻飞，但当自伤“旌旗未卷头先白”的词人从睡梦中醒来，眼中所见、心中所系却唯有他曾在“梦中行遍”的“万里江山”。此词以白描手法开篇，注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主义情怀，直抒胸臆，表现出深厚的历史感与时代感，与周邦彦的《瑞龙吟》大相径庭。

　　婉约词常常表现出对人“价值、情感、自由精神”的崇尚；豪放词提升了词的品格，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有必要指出，豪放派词人并非不懂得正宗婉约词所要求的各种体式，只是他们多秉持“质重于文”的创作理念，不肯因迁就“词必协律”而妨碍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这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的写法使部分宋词作品日益趋向诗化、散文化。试观辛弃疾《西江月·遣兴》云：“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通俗、平易，无需过多解析。“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与“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一样，都是词人“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后的愤激之言。“问松‘我醉何如？’”和“以手推松曰：‘去！’”，几乎与现代白话相同。词人壮志难酬的愤懑和不愿依附权贵的倔强生活态度在散文化的书写中溢于言表。

　　有必要指出，宋代词坛中的婉约派与豪放派远非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相反，伟大的词人往往兼具多种风格。以婉约词集大成者李清照为例，这位以“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佳作为历代读者所熟知的女词人，在南渡后写下了千古名篇《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魂归帝所、与上天展开对话的积极浪漫主义，云涛、星河、千帆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雄壮意象，“朝游北海暮苍梧”、借鹏鸟之力“吹取三山”的大胆想象，全词浑成大雅，“借神仙境界，抒壮阔胸怀”，哪有半点婉约的影子？梁启超评此词说“此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词》中语”，清人李调元谓李清照“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豪放派中作婉约词者亦大有人在。试观苏轼《蝶恋花·春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等句，清婉雅丽，“奇情四溢”，至今广为传颂，宜乎王士祯云“‘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东坡公但解作‘大江东去’耶？”又如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云云，语言精致，含蓄婉转，余味无穷，历来被认为足以与秦观、周邦彦等婉约宗师的佳作等埒。

　　宋词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之文学”，主要在于它开拓了新的展示个人内心的平台，创造了不同于诗的另一种境界，即：题材上注重个人情感而非社会现实；表现手法上长于抒情而非叙事；风格上偏重柔美而非阳刚。从文学自身的演进逻辑而言，婉约词似更具“词”的特点，更何况在它那看似琐屑与日常的描写中，常常表现出对人“价值、情感、自由精神”的崇尚和对人“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幸福”的关注。但“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的豪放词同样不可或缺，因为它提升了词的品格，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特别是张孝祥、辛弃疾、陆游等人的爱国主义词章，激励了无数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婉约词与豪放词“并蒂花开一树香”，都是涵养中华民族向上向善力量的精神渊薮。

　　（李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