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村遗宝：大唐金银器流光千载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一个时代往往有一种典型的物质文化，这种物质文化常伴随着某种新材质的使用和新审美意识的形成而产生。唐朝是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和使用的繁荣期，目前出土的金银器代表着中国古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在金属中，黄金和白银延展性非常好，相对比较柔软，容易做出非常精美的器物。所以精美的工艺作品很多都是用黄金和白银制作的。在汉朝之前，我们发现的金银器的制作技术和铜器没什么区别，也是铸造技术。这种方法对金银器来说并不合适，并不能体现金银的特性。汉代在金银制作上，就出现了打制、锻造技术。锻造技术制作的金银器棱线分明，光亮如新，精致异常。在汉墓里还发现有在金银器上掐丝焊缀金珠的工艺，相当成熟和先进。而到了唐代，中国的金银器水平就成为世界一流了。

　　1970年的西安市碑林区何家村出土了千余件唐代金银器，分别埋藏在两个大陶瓮和一个银罐之中，这些金银器多为唐皇室的日常用品，流光溢彩，玲珑剔透，美轮美奂。一次性发现如此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我们对于唐朝的印象很多都来自绚烂多姿的文学作品，这一次集中发现的文物才让我们见识了当时的金碧辉煌，所以我把它称为“何家村遗宝”，它是古代留给我们的重回大唐的密码。

　　之后，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对这批“何家村遗宝”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解读和破译。有关唐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文献记载很少，对何家村金银器的研究，使我们对唐代金属冶炼、机械设计及加工、焊接、贵金属制作等都有了直观认识。

　　唐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标志是锤揲和錾刻技术的成熟应用。所谓锤揲，就是将金银片放在模具上反复锤打成型，做出这个器物的基本的形态，然后通过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錾子，用小锤击打，由里到外，打出器物主要纹样的轮廓，然后在这个轮廓上精细地进行雕刻。由于锤揲技术的发展和被广泛地利用，就使原来的一种平面的单调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器物出现一种浮雕的效果。

　　唐朝时对金银的制作应该是不计成本大力支持的。在唐前期，中央政府就有一个金银作坊院，直接属于中央官署。很多工匠集中在一起工作，相互切磋技术，彼此提高都很快，创新也很多。体现在金银器上就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在银器上锤出花纹，然后在花纹的部分鎏金，这就是“金花银器”，既保持了银的质地，又和黄金的色泽互相映衬，明丽而奢华，很符合唐朝人的艺术品位。

　　这件“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就是其中的代表器物。这件金杯看上去很美，而实际上有令人遗憾的残缺。它的原本面貌，在腹部金丝团花中还镶嵌各种宝石，极为绚丽奢华。刚刚出土时有目击者说，当把金杯从陶瓮中取出时，镶嵌的各种宝石因老化而纷纷掉落。金杯在光滑的器腹表面，焊接着以扁金丝构成的4朵团花。金丝由金片剪成，盘绕出层层花瓣，最外缘再焊细密排列的金珠。

　　这件器物最初被称作团花纹金杯。后来在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件与之装饰手法相同的金宝函，在同时出土的《法门寺物账》中记为“真金函一枚金筐宝钿真珠装”。“金筐宝钿”，这是唐人对一种精细、复杂工艺技术名称的描述。把黄金锤成均匀的细丝，编成一定的花纹图案焊接在器物表面，称为掐丝焊接；将金液滴在冷水中炸开形成细小的宝珠，再将金珠焊接在器物上，称作珠焊接；然后将宝石、琉璃等物嵌入，被称为“金筐宝钿”。故将何家村这件团花纹金杯前加上了“金筐宝钿”四字。

　　这金杯的造型也很特殊，结合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深受当时中亚粟特银器的影响。粟特人不但善于经商，其金银器的使用和制作也极为发达，他们的金银器是唐代皇室贵族们追逐的对象。粟特的环形把手杯流入中国后引起唐朝工匠的仿制。这种带把杯曾一度流行，甚至在陶瓷器中也能见到。但8世纪中叶以后基本不见，或以新的面貌出现。

　　器物上的4朵大团花，不能确切地指出属于何种植物，应该是图案化的花朵。何家村遗宝中还有不少器物装饰着类似的团花，唐风浓郁，雍容华贵。大唐被认为是古代一个最浪漫、最开放的王朝。艺术效果十分奢华的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以其精湛的工艺、优美的造型体现大唐文化与西域技术的完美结合，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大唐盛世的蓬勃朝气。

　　现在“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和那些同时出土的“何家村遗宝”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最显眼的展厅常年展览着，述说着千年前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