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张伯驹 潘素先生

学者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说：“历史上有不少人物，一生经历变化大，如果先繁华而后冷落，他自己有何感触不能确知，也许热泪多于冷笑。在旁人看来却有些意思，因为带有传奇性。这样的人物有大有小。小的，不见经传，都随着时间消逝了。大的，见经传，为人所熟知的也颇不少。这可以高至皇帝，远的如宋徽宗，近的如爱新觉罗·溥仪；再向下降，在锦绣堆中长大，由富厚而渐趋没落的，自然为数更多。有不少也是有些意思，甚至很有意思。”这些很有意思的人，远些的如曹雪芹，近的，张伯驹先生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

　　黄永玉先生称赞他是“富不骄、贫能安”的“大忍人”；刘海粟夸赞“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张伯驹先生遇上了时代大变革，一生起伏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兴亡满眼，只剩斜阳”。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适值改革开放，社会风向有变，张伯驹先生重新被人们所认识，他传奇的一生，更为人所熟知，这里就不重复啰嗦了。张伯驹、潘素夫妇和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很早就结有缘分了，在研究院成立前后，他们多次应黄胄先生的邀请，到藻鉴堂参加活动，现在画院典藏部仍然收藏有他们那时来院的创作作品。画院搬迁到白塔庵新址后，大约是1986年吧，潘素先生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情，曾借居画院三号楼画室，从春到夏长达几个月。此时张伯驹先生已归道山，潘素孑然一身。我有幸参加了接待工作，这时候的潘素，早已是洗尽铅华，归于平淡了。她离开画院后，没有印象再见过她。再后来听说她也随张伯驹先生之后归了道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后海曾有一处自发的旧书旧货市场。我在这里买到过张伯驹先生六十年代刻板油印的《春游琐谈》《丛碧书画录》，仿古线装，朴素大方。书中竟夹带张伯驹手稿《收藏西晋陆机〈平复帖〉经过》，写在普通人用来练毛笔字的元书纸上。张伯驹、潘素夫妇生前住处就离这个后海早市不远，想不到和他们的缘分还能这样不期而来。

　　六十年代张伯驹先生于役长春，结习不改，结社雅集。他在《春游琐谈》序中说：“昔，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乃晚岁于役长春，始知“春游”之号 ，固不止《游春图》也。先后余而来者有于君思泊、罗君继祖、阮君威伯、裘君伯弓、单君庆麟、恽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旧雨新雨，相见并欢，爰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都中诸友，亦月寄一则，以通鱼雁。此非惟为一时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稍有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六十年代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张伯驹先生此举肯定不合时宜，果然，《春游琐谈》出到第六集后，即无息无声了，春游社诸君子也都雨打风吹飘零了。1967年张伯驹先生头上的帽子，更从“右派”升格为“反革命”。后来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能说什么呢？

　　《春游琐谈》第一篇就是张伯驹先生的《陆士衡平复帖》，详细记述了他收藏《平复帖》的曲折经过，与我所得手稿《收藏西晋陆机〈平复帖〉经过》大同小异，这个“小异”也很有意思，值得说说。主要是捐献的经过：《春游琐谈》中说，“丙申，余移居后海，年已五十有九，垂垂老矣，而时与昔异。乃与内子潘素商定，将此帖捐赠于国家，在昔欲阻《照夜白》卷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而我所藏手稿中，关于捐献的过程就详细得多：“北京解放后，五五年北京市民政局发动劝买公债，联系人为邢赞庭，徐冰之兄邀我出席，我声明将所藏古代法书卖给文物局，全部款购买公债。后我与文物局张珩同商议，按我原买价二十万以下十万以上作价，时张云川闻知此事，（说）购买公债不如迳将法书捐献给国家，室人潘素首先同意，我遂告知张珩同志，将晋陆机《平复帖》、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赠张好好诗》、宋范仲淹书《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帖》、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吴琚亲书书诗、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一并捐献于国家，一面写信报告给毛主席，由徐冰同志转呈。”

　　记得潘素先生在画院居住期间，有一次闲谈，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答：住蔚秀园，她淡淡地说，“那里很熟悉的，我们曾经住在旁边的承泽园”。张伯驹先生在《春游琐谈》序里说的“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指的就是这里。承泽园就是“展春园”，这是一座有近两万平米的清代皇家园林，最后的园主人就是张伯驹、潘素夫妇。潘素先生那种无得无失、去留无意的淡然神情，给我印象很深。

　　承泽园成为北大教工家属宿舍后，荒草萋萋，愈加残破。以后我再到这里来，感觉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还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