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级石刻失踪多年藏身峭壁 何君阁道再现人间

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橼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翻译：

　　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蜀郡太守平陵人何先生，派遣他的下属官吏临邛人舒鲔，率领着服徭役的队伍来此修路。建造了高脚柱栈道，南北共长55丈。用了1198个工作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完成。严道地方官任云、陈春主（记）。

　　从北京复兴门到云南昆明，全程3356千米的国道108线，连接起首都到边陲的无数乡镇。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烈士乡

　　只是这条南北大通道上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点。就在烈士乡境内108国道的路基下，

　　一块岩石上刻写的52个字，记录了距今1900多年的一段筑路历史。

　　10多年前的一次偶然事件，让失踪千年，之前仅在古籍上留下只言片语的

　　何君阁道碑重现人间。

　　作为四川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东汉摩崖石刻，同时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

　　刷新了历史学家对南方丝绸之路的认识，也对研究古代交通史、行政管理制度、公文行文方式、计量、书法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偶然

　　国宝级石刻神奇现身

　　失传千年，研究者都认为，这块传奇的碑刻已经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中了。谁也没有想到，2004年，四川省荥经县文物部门上报国家文物局，何君阁道碑竟然神奇现身当地一处绝壁之上。

　　何君阁道碑以极其偶然的方式给了历代追寻者一个回应。

　　2004年3月12日，雅安市荥经县民建乡中心校老师牟健在河边游泳，抬头的一瞬间，偶然发现国道路基下的岩石上隐约有些字迹。牟健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同校老师、爱好书法的刘大锦。3月14日，刘大锦顺着河岸边的小路，一路攀爬来到石碑前，他对着碑文看了半天，记下碑文。当天，刘大锦把电话打到了书法爱好者秦启华家中。他照着抄写的文字一字一句地念着。念到一半，秦启华说：“不用念了。”随后，秦启华将碑文的后半部分脱口而出，并激动地说：“你立了一大功！”

　　消息层层上报，文物部门迅速派专家前往，来自书法、碑刻、文物方面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对摩崖题记进行了考证。通过对行文格式、用笔风格的初步判定，该题记就是汉代何君阁道碑真迹无疑。

　　至此，这块自宋代就消失了的摩崖题记得以重见天日，专家发现，古籍中所说的“何君阁道碑”，其实应该是摩崖石刻。

　　寻找

　　失踪千年 仅存古籍拓片

　　“作为文物考古工作者要是在有生之年，你能发现‘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功莫大焉！”1999年，篆书名家、时任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徐无闻这样告诉雅安荥经籍学生李炳中。

　　徐无闻所指的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在史书中多次提及，也曾留下许多拓片，但历代研究者苦苦追寻，只闻其名未见实物。

　　2017年5月，回忆起恩师的嘱托，已是雅安市博物馆馆长的李炳中充满遗憾。办公桌上，他编写的有关何君阁道碑的研究文章豁然在列。“徐老先生早已作古，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告慰恩师。”

　　时光倒转千年，宋代大学士洪适就高度赞扬了何君阁道碑。“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章甫而衣缝掖者，使人起敬不暇。”洪适觉得，看见这些字，就好像看见古雅的儒士头戴古时的帽子，穿着宽袍大袖的礼服，让人肃然起敬。

　　洪适把对何君阁道碑的溢美之词收录到他编纂的《隶释》中，《隶释》共27卷，收录汉碑碑文等258种珍贵的书法碑帖，何君阁道碑拓片也在其中。这是有关何君阁道碑的最早记录。

　　碑帖的书法价值尤其被中国后世书法家推崇。不单是宋代的《隶释》记载了何君阁道碑的碑文，之后的《碑式》、《字原》、《墨宝》等著作，也都对此碑赞誉有加。直至清代，冯晏海的金石学著作《金石索》，仍对何君阁道碑称赞不已。

　　千百年来，各种金石古籍中，关于何君阁道碑的出处去向、字体变化都众说纷纭。甚至在荥经旧版县志中，还有关于何君阁道碑被盗的记载。研究者普遍认为，该题记已经散失，无从查找。

　　仍有相关人士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书法爱好者，看到的都是该题记在后世的摹本，真迹尚在人间。“洪适《隶释》中拓片的字体结构，排列，却不具备强烈的汉隶风格。据此可推断他可能没有看到过原本。”李炳中说。

　　幸运

　　巨石如大伞庇护石刻

　　2017年6月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当地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一睹石刻真容。

　　石刻位于国道108线路基之下大约10米，一块向外倾斜、近乎直角的岩石上，整体镌刻在高约350厘米，宽约150厘米的页岩自然断面上。上面岩石呈伞状向前伸出约2米，形如屋顶，有效地保护了石刻免遭日晒雨淋。刻石四周随字体变化凿陈，全文共52字，排列7行。

　　“碑帖每行7字9字不等。字迹清晰完整，最大字径宽9厘米，高约13厘米。书法风格极具早期汉隶典型特征，古朴率直，变圆为方，削繁就简。洒脱大度，反映了由篆及隶的演变过程。随字之笔画多寡而异，错落有致。正是洪适说的字法方劲，古意有余。”李炳中说。

　　在随后进行的专家论证会上，曾参与过三星堆发掘工作的四川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林向说，这块题记的发现让他“大开眼界”，“意义不可估量”。四川师范大学魏启鹏教授认为，该题记能保存如此完好，他很震惊。“从书法角度来讲，题记的字体饱满，有东汉隶书开篇时期的特点。尤其是其中几个字的写法，和西汉的风格很接近，有篆书向隶书过渡的风格。”

　　此题记的发现，更正了唐宋以来对南方丝绸之路路线走向的认识，意义非同小可。它的出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由司马相如开通的西夷道荥经段是从花滩向西，经泗坪—三合—大矿山—泸定，然后才折而向东到汉源的宜东，而不是长期以来被史学界认定的花滩—黄泥—大相岭—清溪一线。其次它还证明了这条官道至少在东汉还在维修使用，而不是有的学者断定的“东汉初就改走相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