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得“融艺”之夜：5.43亿港元里信号多

最让现场媒体兴奋的在于，佳士得全球总裁施俊安（Guillaume Cerutti）首次来到香港佳士得的拍卖，并且以电话委托的方式为他的藏家朋友买下了中国青年艺术家袁远的作品，就是这张袁远创作于2011年的《无助》，以106.25万港元成交。

　　在拍卖结束的发布会中，虽然施俊安没有透露这位买家的所属地，但是他幽默的表示，这位买家的确不讲中文，并且对于袁远的作品是有深入的了解。

　　“今晚是振奋人心的，在香港佳士得我看到香港真正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交易平台，今晚的香港和纽约、伦敦没有差别。尤其是东方艺术家的作品被西方藏家买走，西方艺术家的作品被东方藏家买走，这种交流很重要，也更加坚定了未来我们能够把融艺做下去的信心。”施俊安说到。

　　赵无极的作品在今晚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表示：“赵无极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方交融的艺术家，今晚在融艺专场刷新纪录，正是说明了东西方艺术的交融是成功的，也说明了我们对于融艺专场的设置和策划是成功的。”

　　赵无极作于1964年的早期大尺幅画作《29.09.64》以1.5286亿港元成交，超最低估价4倍之多，更创造了艺术家个人作品拍卖新纪录。此外，韩国艺术家朴栖甫作于1979年的《描法 NO。 10-79-83》也以1026万港元成交，刷新个人拍卖纪录。

　　然而，在这些高价格之后，更有意思的是，从预展的布置开始，佳士得就以一种交流对话的形式安排，直接是点对点，概念对概念的交流。

　　“其实，这一场融艺的拍卖概念是从2012年就开始的，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在全球化下的亚洲市场未来会如何发展。从2007年的夜拍到2012年间，如何把亚洲艺术往前推一步，打破艺术的疆界，我认为艺术品市场将来一定会为一的，那其实全球化的概念是在1970年代就开始的，但是艺术品市场直到今天才真正实现了全球化的第一步。”佳士得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国际董事张丁元说到。

　　比如赵无极、常玉和西方的威廉·德·库宁、塞西丽·布朗，东西方目前最受市场追捧、瞩目的艺术家，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谈，这场对谈的角度，是从东方的角度去理解西方的绘画，也从西方的角度重新审视东方艺术家的作品，透过这样的角度，希望在长期的交流实现一个国际化，所以在这次的主题里，会看到常玉的作品，他的这种色彩和造型的运用，具有一种东方的特质，又有非常西方的质感和内涵，这种角度来讲，可以帮助中国的艺术家在未来对西方藏家的理解上，可以更有一条不同的路径去解读。

　　格哈德·里希特《抽象画作(编号687-2)》 成交价：3302万港元　　格哈德·里希特《抽象画作（编号687-2）》 成交价：3302万港元
　　事实证明，首次尝试11幅来自西方的战后及当代艺术作品直接参与本季香港佳士得拍卖，体量虽小，但却是标志性的，最终“融艺”专拍以“1件过亿+2件纪录+逾4亿总成交”的佳绩收槌。

　　“在这11幅作品的征集过程中，我们是有倾向性的，尤其是在2016年的“倾彩”私人洽购的展览之后，我们对于亚洲买家的品味略知一二，这次其实是一个实验性的动作，今晚的结果我们看到，虽然征集中有倾向性，但是竞标的过程中，13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参与竞争，这是非常国际性的，这其中和我们纽约战后及当代艺术的买家虽然有重叠但是不是完全的，因为买家通常是跟随艺术家作品的，艺术家的作品在哪里拍卖，他们就去哪里参与竞拍。”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国际总监井上光司说到。

　　比如，在今晚的拍卖中塞西丽·布朗的作品《争辩》以786万成交，竞拍成功的买家就是来自于亚洲，并且较早之前就在全球范围内关注塞西丽·布朗的作品，这一次在香港佳士得也是成功买到。

　　但是，塞·托布利创作于1961年的《无题》估价为3200-4600万港元，现场叫至3000万的时候因无人应价，遗憾流拍，“今天是我们走出去的第一步，在纽约伦敦来讲，我们完全不用考虑价格的因素，只要考虑尺幅最大的、质量最好的作品，但是在亚洲，因为战后及当代和亚洲现当代的价差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考虑亚洲买家的价格承受能力，这个版块适合什么样价位的作品，什么样的艺术家会适合我们亚洲买家”。

　　同时，魏蔚表示，虽然这一场的作品数量很少，但是我们也有观察到有新的买家进入，并且是那种从来没有在佳士得有过竞买的客人，这也是比较欣喜的。

　　除了流拍的塞·托布利作品之外，排在本场最后的赵无极和朱德群的作品也遭遇流拍，魏蔚也解释到，应该还是估价的问题，今天的藏家很理性，不会因为说赵无极有一张刷新纪录的作品出现，就会带动其他作品一起高价。

　　除此之外，魏蔚尤其提到，本场拍卖中东南亚艺术表现的极为稳定，在整场我们所统计的61件作品中，有18件作品超过最高估价成交，其中多数是由东南亚艺术家所创造的，比如越南艺术家黎谱的《音乐会》以510万港元成交，估价仅为200-300万港元。再如印度尼西亚的古那弯作品《斗志昂扬》估价为200-300万港元，最终成交价位366万港元等等。

　　那相比较于东南亚艺术在亚洲市场上的进一步稳定，我们也看到中国艺术家的表现。

　　在香港佳士得2017年融艺及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晚拍中，62件作品有19件中国艺术家作品，其中刘小东的作品撤拍之后为18件作品，赵无极、常玉和朱德群以及林风眠等四位二十世纪早期艺术家的作品有11件，剩下的7件作品分别是张晓刚(微博)、余友涵（2件）、朱铭、黄宇兴、袁远、李真等。

　　7件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张晓刚创作于1997年的《血缘-大家庭》以426万港元成交，是收录在融艺专场中；余友涵创作于1991年的《抽象-1991-2》以486万港元成交，同样是收录在融艺专场中；而最后一件收录在融艺专场的中国艺术家是雕塑家朱铭，他的作品《太极系列-单鞭下势》创作于1999年，以666万港元成交。

　　当然，袁远创作于2011年的《无助》更是被佳士得全球总裁亲自委托，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释放出这幅作品的买家是来自于西方。

　　另外一位李真则是创造了其个人拍卖的最高价纪录，他创作于2007年的雕塑作品《天阙轻舟》估价为280-380万港元，最终以786万港元成交，也是远超最高估价。最后一件余友涵《抽象-1990-1》则没有延续上一张作品的竞价，遭遇流拍。

　　上述中国艺术家的表现虽然没有赵无极、常玉、朱德群等前辈们出彩，但是也是可圈可点，他们的作品出现在这场拍卖会中，正是说明了不仅仅是亚洲买家的口味在变，西方藏家也在变化，尝试更加多远和深入的接触中国艺术家。

　　在这个真正的国际化舞台上，东西方的艺术家真正的为一个整体，接受来自全球各地藏家的竞拍，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未来会有更多的战后及当代作品来到亚洲，将来带他们回家的也极有可能是亚洲面孔；同样的，袁远和黄宇兴的作品也会更多的被欧洲人、美洲人甚至是非洲人带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