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贼笔记：接订单盗物 高档会所提档次买来装饰

在北京，除了那些名胜古迹，平原山区的田间地头还分布着形态各异、不计其数的田野文物（也称郊野文物）。这些文物由于位置偏僻、文保级别普遍偏低，很少受到关注。

　　近日北京警方通报，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案告破，此案系专门盗窃石刻类田野文物的团伙作案，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此案引发公众对田野文物的关注。

　　民间志愿者的“乡愁”

　　寻访古迹的脚步，赶不上被盗的速度

　　民间的文保志愿者经常是文物盗情线索的主要提供者。

　　“上次来还好好的，没过多久就不见了……”从民间文保志愿者那里，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叹息。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寻访古迹的足迹，难以追上文物被盗的速度。

　　在这些文保志愿者当中，有基层文物巡查员、退休公务员、村官、教师、学者等。文化遗产是他们共同的“乡愁”，他们经常因文物的被盗与破坏而倍感心痛，希望通过媒体曝光，引起官方的重视。

　　肆无忌惮的偷盗

　　开吊车上阵，20吨墓碑被盗走

　　墓碑、石佛、石狮、金刚座、石五供……《法制晚报》报道的盗情中，目标多为石刻文物。从几百斤的石佛到20吨重的墓碑，经常会见到重型机械的身影，这也是现代盗墓的标志性手段之一。

　　2013年4月，房山区青龙湖镇普查登记文物清代大臣孙国玺墓时发现，墓碑连同龟趺被盗，总重量达20吨。现场吊装车辆留下的车轮印记清晰可见，吊车两侧支撑架留下的印记，扎进泥土10厘米深。

　　据附近放羊的村民说，就是在4月份的一天，她见白天有3个人从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溜达了一圈便离开了，结果第二天墓碑连同龟趺就丢了，怀疑那三个人就是在下手前踩点儿。

　　盗运吊装石刻文物，也并非十拿九稳。

　　2014年10月，位于房山区的清代重臣黄廷桂墓，仅存的两通龟趺碑险些被盗。一伙人在利用吊车偷盗的过程中，绳索没有拴牢，墓碑直接砸向龟趺，造成龟趺受损，同时将吊车油箱砸漏。

　　吊车司机在逃跑过程中，车轮陷入附近的沟壑中，司机当场被警方控制。虽然墓碑分家、受损，但幸免丢失，当地人戏称是“石兽显灵”。

　　谁在偷盗田野文物？

　　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介绍说，偷盗田野文物的人，主要是和文物黑市相关联的人、这条地下产业链上的人，有的人长期进行盗宝活动。一般老板不会出现在现场，都是出钱找人去做。有需求，就有人去干，或者想办法物色目标或偷盗。

　　在内蒙古赤峰，倪方六曾遇到一位“盗宝人”，听到倪方六的南方口音后，这位“盗宝人”还主动问他能不能搞点“盗宝投资”，提供一些大型设备。这让倪方六感到很吃惊。

　　倪方六说，他一直在准备素材，想写一本“当代盗墓史”。因为当代盗墓，无论人群还是手段，都比古代更“丰富”。古代盗墓人群相对单一，现在什么人都去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盗墓贼，顺手牵羊的事也时有发生，关键是“有消费市场”。

　　盗墓者不再是“固定职业”

　　重赏之下自有“勇夫”

　　失窃的田野文物中，以石刻类文物居多。这些文物部分被当成了收藏者或者经营场所提升档次的摆件，有的高档会所就糊里糊涂地摆放了一些古墓里的石构件。

　　据多位学者了解，偷盗者已形成了一条“下订单——偷盗——买卖”的“产业链”。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介绍，偷盗田野文物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为了买卖、追逐利益。一般是接受了他人的“订单”，有针对性地下手。这些人既有盗窃团伙，也有重赏之下的以身试法的“勇夫”；他们有可能就是从中挣个差价，也有可能直接卖个“好”价钱。

　　例如2012至2014年间，房山区环秀禅寺、广智禅寺，两座相邻的明代古寺先后被盗，警方控制偷盗者后发现，他们并非专业盗窃文物的团伙，就是在山沟里干活的想“赚些外快”的年轻人。

　　为何盯上这些文物？

　　在《法制晚报》报道的盗情中，大多数田野文物位置偏僻、人迹罕至，人防、技防、物防不完善，甚至整体缺失。偷盗者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北京园寝遗址调查保护团队的马志璞介绍说，从安防建设的角度看，当前的田野文物安防工程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维保的现象，项目建成后维护跟不上，供电、巡检等存在缺陷。

　　2016年，海淀区辛亥滦州起义纪念园，石碑座被盗损、分家后断成两截。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现场人防、护栏、摄像头全部缺失。

　　同年，房山区下寺村唐代石塔，汉白玉佛龛门被盗损。公布为区级文保单位三十年，相应的人防、技防、物防全无，连文保牌都不曾挂设。直到被盗后媒体曝光，相应的保护措施才得以完善。

　　再比如，王锡彤墓位于北京植物园内，2015年，墓园内一对石狮被盗。即便有公园的保护，文物依然丢失。

　　地处郊野，他们怎么找到的地儿？

　　出版物被当做“盗宝指南”

　　对此，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好者自身也应该树立安全责任意识。对于地处野外，保护措施差的文物，尽量不过分公开文物细节信息。

　　有的文物爱好者将文物信息、路线过分公开，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石刻文物暴露在网上，结果就是给贼指路。

　　有的网友甚至写“出了村、过了河，往左500米、往右300米……”偷盗者正好按图索骥。

　　不仅如此，有文物工作者曾坦言，一些官方出版物，也成为文物偷盗者的“路书、指南”。

　　拆迁村里用上金属探测仪

　　昔日北京多个拆迁村里，也曾出现挖宝人的身影，甚至使用上了金属探测器。与此同时，粗暴、笨拙的偷盗手法也并不罕见。

　　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介绍，一些现代盗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你有一把子力气。

　　2012年，谷积山上一座明代太监墓被盗两吨重的束腰金刚座，被偷盗者先是从墓地里刨出；由于文物地处山地，无法使用车辆运输，偷盗文物全凭人力。

　　5个月以后，金刚座被轱辘到了半山腰，偷盗者使用撬棍对文物进行翻滚挪移。即便在文物周身包裹了棉被、棉衣，金刚座还是出现了多处硬伤，整个盗运过程用时将近1年。

　　但整体而言，盗墓的技术手段相比过去，还是要更加丰富先进。

　　盗窃野外大型文物，吊车、起重机、地下金属探测仪都派上用场。有的团伙会自己购买设备，也有的靠临时租赁，甚至有人冒充文物工作者，去租借大型设备。

　　被盗文物去哪儿了？

　　为“提档次”，高档会所竟摆古墓构件

　　据刘卫东了解，这些田野文物被盗后有可能出现在一些市场、集散地，被公开买卖。有的出现在高档会所里，被用来“提高档次”，也有可能被收藏。

　　2004年前后，位于房山区的清代惠亲王绵愉的墓碑丢失。之后有文保志愿者发现，该墓碑竟然出现在了江苏省一处石刻园内。

　　倪方六在接受《法制晚报》采访时曾谈到，国家的博物馆不会收藏来路不明的东西，一般都是国内的仿古景点，一些富豪的私家花园、私人博物馆，国外的收藏市场也存在需求，但这类消费还是以国内为主。他见过从元代到清代的很多文物出现在石刻市场里。

　　倪方六表示，近10年大量的仿古建筑，以及会所需要一些古物提升所谓的档次，这大大地刺激了文物偷盗的发生。很多古墓里的石构件，也被稀里糊涂地用在了会所里。

　　无法挽回的损失

　　每个被盗文物，都是孤品

　　在《法制晚报》报道过的被盗郊野文物中，既有世界文化遗产，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绝大多数是普查登记项目、区级文保单位、市级文保单位，保护级别相对偏低。但文物级别低，并不代表文物价值低。

　　文物具有不可复制性，每件被盗文物都是孤品。

　　房山区岩上村的元代石狮近1吨重，被盗后警方追回被安置于村委会。但在2013年，一伙人趁夜幕潜入村委会大院，八个人合力将石狮抬上一辆面包车，随后消失在了夜幕当中。虽为区级文物，但这却是北京地区为数不多的元代石狮。

　　2016年，房山区下寺村的唐代佛塔被盗，古塔的佛龛门被盗运至山下、摔成三瓣。虽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却是北京现存八座唐代古塔之一，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在倪方六和刘卫东等学者看来，田野文物的灭失令人扼腕。比如很多古墓，历史面貌被破坏后，过去的丧葬风俗都看不到了。

　　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这种灭失给研究带来困难；而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灭失的则是一个个无法恢复的历史片段。

　　《法制晚报》报道过的

　　北京部分田野文物盗情盘点

　　2010年 丰台区二王坟石五供，偷盗者使用吊车和卡车盗走一尊蜡扦和一尊宝瓶（区级）

　　2013年 海淀区颐和园一尊云龙望柱头被盗（世界文化遗产）；房山区伊桑阿墓，华表柱被摔断，云板粉碎，莲盘被盗（市级）；房山区青龙湖镇广智禅寺，明代“观音宝殿”石匾被盗（区级）延庆区灵照寺，一对明代石狮被盗，后被警方追回（市级）；东城区法华寺遗址，清代碑座被盗

　　2014年 房山区青龙湖镇环秀禅寺，嵌壁石刻被盗（区级）；海淀区上庄东岳庙，清代石窗雕被盗（市级）

　　2015年 北京植物园内，王锡彤墓一对石狮被盗（区级）

　　2016年 房山区下寺村唐代石塔，汉白玉佛龛门被盗损（区级）；海淀区辛亥滦州起义纪念园，石碑座被盗损（国家级）；昌平区十三陵思陵，石五供中一对烛台被盗（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