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江：书法是心灵精妙活动轨迹的具象化反映

在艰难的求索下，著名国画大家王阔海先生及其笔下历史性开创的中国新汉画艺术开始以蓬勃态势进入我的视野，且经由全方位印证后，我便萌生了探秘反映王阔海先生艺术征程中“雄强盛世，汉画新风”这一古今融合、互为辉映着意全力登攀文艺高峰的纪实之旅。
　　(一)文艺方向怎么引领
　　关注王阔海先生的新汉画艺术始于庆祝建军85周年的一次大型的全国性美术展览，他在用新汉画艺术表现手法及浮雕艺术手段所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飞夺泸定桥》中，大胆塑造了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不畏生死的英雄形象，充满了铿锵的生命质感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历史穿透力与灵魂震撼力，征服了无数观众，亦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自魏晋南北朝文艺理论的异军突起直至现当代，顾恺之、刘勰、钟嵘、王维、张彦远、郭若虚、苏东坡、石涛、傅雷、潘天寿、吴冠中等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文艺理论的先贤巨匠们，他们除了文艺理论扎实通透外，哪位不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浩瀚的世事历练？作为高端层面的对等要求，文艺理论家在推荐书画家时除却看中艺术家深厚的专业造诣外，自然也对其书画之外的不俗功夫极为倚重，否则难免会看走眼、识错才。比如在自古及今得以传世的书画大家当中，像王羲之、吴道子、徐渭、文征明、八大山人、吴昌硕、张大千、傅心畲、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等名家大师，除了惊艳于世的书画修为外，哪位不是饱学之士？或许正是基于不朽文艺价值取向的高度趋同性，我和王阔海先生之间才能彼此器重和相互促进，这是缔造人性传奇和登顶文艺高峰的前提，犹如傅雷和黄宾虹相互成就彼此的高度那样，必须具备前瞻的艺术思想，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文化自信与人文自觉。
　　(二)文化仪式怎样炼成
　　王阔海先生的画室位于昌平，说是画室，其实也是他的住家，可谓生活已然艺术化，艺术亦已生活化。
　　画室是处独门独栋的宽阔的庭院式居所，想必是幢许多艺术家相对较为钟情的“艺术与生活”融合如一的别墅式处所。当我行走在他的露天院落时，我下意识抬头望了望远离其廊柱屋顶的辽阔的天空，而当我参观他恢弘阔大的画室时，我又禁不住想，一位学养深厚的大画家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可以想见，其情感充沛时，要么心驰神往地驱情直冲云霄，要么饱蘸浓情挥洒于云山墨海之间，那是何等的惬意天成啊。可毕竟初来乍到不容我细想，我们简单寒暄过后，便受邀在其茶室落座。真正的文人间的交际，简约而率性，然煮茶论道，注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王阔海先生在与我们茶叙时字斟句酌地诚心实意说：“不瞒诸位说，我是写诗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写古体诗的人，对语言文字和思想境界等文化现象的审美要求是非常苛刻的，远江先生如不是我所信服的美术评论家，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这场智慧碰撞思想激荡的交谈。同理，我之所以放弃相对较为轻松的轻车熟路的成功路径，转而选择充满了未知的新汉画的艺术创新实践，看中的正是汉画像石刻艺术具有的广泛深远的文化仪式阵仗，以及崭新的文艺高峰必定来自无畏的创新尝试……”
　　的确，中国汉画像石(砖)，是我国两汉时期装饰于祠堂、墓室、墓阙、石棺、摩崖等建筑物上，广泛反映那个时代人们所理解的神话故事、历史典故、舞乐百戏、生活场景、宴饮包厨、兵车武库、军事交战、及车马出行等方方面面的生活思想实录，汉画像石刻是一门“刀笔石纸”的艺术，也就是以刀代笔、以石为底，或勾以墨线、涂以彩色的特殊艺术形式，为汉代最为盛行的一种文化仪式。其造型鲜活传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丰盈的审美内涵和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堪称大汉时代生动的人文百科全书。与此同时，身为汉代极具代表性的文物遗存，汉画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波澜壮阔的封建王朝留给我们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承载了某种历史使命，对研究汉代文化及中华远古文明具有极高的历史人文价值。
　　王阔海先生独创的“以笔代刀，藉写意贯通刻意”的中国新汉画艺术是一项巨大的跨越，意义重大而深远，是汉画行走了四百多年后，自汉代以降的近两千年间，以及宋代衍生水墨画以后的近千年来，从未有人作出过像中国新汉画艺术这样“开宗立派”的大气象创新实践，因此王阔海联袂中国新汉画艺术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暗合，乃空前的文化艺术盛举，为中华民族文艺传承出新的一个有趣而深刻的缩影。由此可见，源于汉画的浓烈的文化仪式感，其实就是必要的文化敬畏之心，这是我们当下极为匮乏的精神仪式，这一精神仪式的缺失，如今导致许多文艺从业者的价值取向外行、功利而扭曲。
　　(三)书画同源怎生践行
　　书为心画，文极为画。说明书法是心灵精妙活动轨迹的具象化反映，绘画则是人类文化修炼到极致后为灵魂寻找到的哲学归宿。因此书画同源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书画同时指向人的心灵，心灵层面的灵性文化表现能力是书画艺术共同的源头活水；其二，中国书画皆为线条表现艺术，书法是线条文学，弛情达意。国画是藉线条造型，造境抒怀。即便是南北朝的张僧繇及后来者开创擎起的“没骨技法”，其灵魂深处也依然是线条艺术的底蕴和感觉。可书画同源的理念行走到当代，似乎发展得并不顺利，绝大多数的书画家对书画的本质缺乏认知。比方说，书法家只知闷头练字，却对书法本身的风格特点及承载的内容缺乏创新意识和意愿，加之对书外功夫不闻不问，结果沦为“书匠”；画家则只知描画，而不懂中国画应该是写画，同时亦对画外功夫不予理睬，结果同样不可避免地沦为“画匠”。需要廓清的是，有许多人认为，对中国画而言，书法是绘画的基础，就像说楷书是草书的基础一样。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书画同为线条艺术，线条驾驭能力皆是一样的，不存在谁是谁的基础一说，应是一种互为辉映的关系，只是书法不好肯定对画有影响，那样的话，字就入不了画，严谨的古人多会请人为画题字。同样，楷书也不能理解为草书的基础，没有先后关系，各种书体的基础点线笔画的驾驭技法、笔墨感觉和审美取向基本相类，是各自独立的关系，但精通书艺后，诸书体间的内涵意味可相互融合参鉴，亦即不同书体的书意是可并行不悖、相融相通的。
　　正如王阔海先生所言，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画家必须注重书法修炼，而且还要苦练上乘功夫。当然了，书法更多时候是要懂得去感悟、觉悟，直至顿悟。因为书法本质上是一项综合人文修炼，需要全方位的能力去予以支撑和修行。与王阔海先生书画观有所不同，现在的许多自称是国画家的人根本就对书法不上心，更别提精研书道了。我就曾亲耳听闻有国画家如是说：“我是国画家，是画国画的，至于书法嘛，不怎么写，也不喜欢写，能把国画画好就可以了。”听听，这虽是个例，却是当下许多国画家的心里话，反映出当代画坛的普遍现状。事实上，当代国画家当中，真正写得一手过硬书法的国画家着实是凤毛麟角，大多只是通过各种手段博得了虚名，实际上与传统意义上的国画家身份相去甚远。须知，如若是书家不懂画理、画技、画境、画道尚属情有可原，但倘若画家不懂书理、书技、书境、书道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在中国的绘画语境里，题跋题款及书画同源理念的存在，书法本身就是绘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质性内容，因此国画家不擅书法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彰显出如今的许许多多书画家尚存在对传统书画国粹的“本质和价值”认识不足的问题，也凸显了我国当前美术教育理论体系的不足乃至缺陷，不可否认的是，当代的美术评论亦难辞其咎，普遍呈现引领不力、导向不明的问题，美术评论家大多表现出人文思想滞后、文学素养不深、文化底蕴不厚、学术学问不通、艺术实践不足和艺术境界不高的现实，所谓的美术评论多是就事论事，无力剖解书画艺术的要义和真知，在此现状面前，名副其实的美术评论家几近绝迹，多已沦为“美术评论匠”。要知道，美术评论是美术事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势必严重阻滞我国美术事业的良性健康发展，更遑论引领促进美术事业了。
　　(四)诗情画意 可否互映
　　诗情画意所营造出的超拔哲思和超然心境大概是中国文人画的终极追求吧。文人画肇始于晋代顾恺之“以形写神”的划时代画观，贯通于唐代的诗佛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实践，成型在恣肆于性灵的宋朝，文人画的分水岭源自于追求神韵至上的苏东坡铸就的文人画论，他赋诗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正是在苏东坡强调抒发性灵、直抵人心的文人画的奠基理论后，闲适旷达的“宋人”遂将文人画推向迄今所能登顶的史上最高峰。
　　文人画是中国画中最具鉴赏和收藏价值的那部分绘画艺术作品，绘画主体多为文人雅士及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阶层。因此古代文人画的诞生往往须遵循这样的艺术规律：由于时代原因，文人画家首先要进行数十年的思想诗文及书法修炼，其中的“文极书贵者”才有可能抑或才有资格“问鼎文人画”。可当代所谓的文人画家则多为虚张声势者，极大多数都是莫名其妙就进入了绘画领域，可谓书法不精，诗文不通，思想浅薄，学问寡陋，却非要将自己的涂鸦之作大言不惭地冠名为“文人画”。王阔海先生对中国当代画坛的这一现状深为担忧，言道：“论及中国画，放眼古今而观之，若论素描造型古不如今；如论文化品位今不如古”。言罢，又不禁大声疾呼道：“想要有成就的画家，就赶紧沉下心来加大气力补补文化课和书法课吧，否则永远成不了气候！”
　　(五)诗书画印 能否融通
　　诗书画印的化合为一似乎早已成为书画大家们的艺术标签，在“诗书画印”四门绝技当中，诗书画集于一身的能力和价值较为直观好懂，亦为人所熟知，唯独印章文化最为生疏，常成为人们看待艺术的“盲区”，甚至就连许多专业书画家也搞不懂印章之于书画的真正价值所在。然而，事实上诗书画印是作为一个不可切割的整体呈现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有时候，印章文化的出现更能彰显一位书画家非凡的学养、能力、认知和感觉，下面我来着重阐释印章文化作为一个体系出没于书画世界的价值影响到底有几何：
　　首先，钤印显而易见的价值是，对书画落款起到互补、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具有不言而喻的身份确认和取信于人的价值，是古代“信物”意涵的延展。当然，也有外来的钤印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关联、确认和印证。
　　其次，钤印是门着眼于书画全局的心灵视觉和感应的艺术，应该说是非常讲究的，乃至于相当考究，无论是对钤印数量的选取，还是印章朱文、白文的交错安排，或是针对具体书画作品选定治印风格，以及对具体而微的钤印位置的落定，都对书画作品在平衡份量、丰富色彩、协调风格和充实内涵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再者，对治印内容的择定，尤其是闲章内容的创作亦显得格外重要而特殊，闲章内容并非信手拈来即可，创作什么内容，不仅要顾及钤印下的具体书画作品的内容与题材，而且意在彰显书画家不俗的品位、格调、情怀、抱负、旨趣、哲思，甚至是对一个流派崛起的见证与诠释。比如吴昌硕、齐白石等书画大师就坐拥卓越的治印才能，令其书画价值大放异彩。
　　王阔海先生亦非常看重诗书画印的协调统一价值，他在承继前人治印才华的基础上，尚凭藉自身深厚的诗文和书画功力，使得其治印水准自成一格，真正做到了诗书画印的融合贯通和一体化建设，赋予了崭新的现代气息与时代灼见。
　　(六)文艺高峰 会否登攀
　　回首往昔，王阔海先生在数十年前就预先感知到充满蓬勃生命力的文艺大时代终将到来。这不，属于一代文艺家的时代荣光正变得愈发清晰而饱满。为实现不可多得的时代文艺抱负，王阔海先生曾耗损大量时间和精力孤独地找寻文艺突破口，他心知肚明，这个突破口务必有能力与一个雄强的时代叠合，更要有能力彰显一个时代无可比拟的气质与底蕴。于是在无数次寻寻觅觅过后，一扇开宗立派的艺术窗口终于向他打开了，他机缘巧合地从汉画像石拓片淋漓的墨迹中获得了灵感，此后他遍寻南阳、徐州等地与汉画像石刻艺术相关的文化遗存和故旧资料，应该说，对汉画像石刻艺术的研究是浩瀚而艰辛的，最终的结果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王阔海先生成功地实现了艺术表现形式及艺术精神的转化，他悉心运用现代笔墨在更具表现力的宣纸上写画中国新汉画艺术，并且成功地立住了，在千门万类中自成一家，其鲜明、古朴、厚拙、深邃的艺术个性越来越为人所推崇。创新成功后的王阔海先生，他并未故作高深和保守地讳言自己的新汉画是如何创新的，非但如此，他还积极配合有关美术教育机构开办中国新汉画高研班，以此推广他所独创的中国新汉画艺术。与此同时，他愿意让我这样注重大气精微并执意推而广之的作家、美术评论家亲眼观摩他的新汉画代表作的创作全过程，这本身就是无私的，他对传播推进传统民族文艺创新的大爱义举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有了王阔海先生“让艺术利于众人”的通达灵魂的文艺观，于是我有幸看到了宣纸上“彩与墨”在他事先掌控好的空域内生动互渗弥合如一的鲜活景象，简直有如鬼斧神工般神奇，令人为之目眩神迷。王阔海先生在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他潜心于中国画美学理论及传统笔墨技法的研究，并主张全面继承中国的优秀绘画传统，但尤为崇尚汉代博大雄浑的文化精神，博观约取地汲取了汉砖、汉瓦、汉画像石刻艺术的精华，沟通了汉画像石刻艺术与中国画笔墨之间的灵魂，兼收并蓄了浮雕、壁画、唐三彩、剪纸、皮影等民间艺术的精髓，大智慧地提炼萃取了它们的艺术共性，将之有机糅合大胆创新成为现代融古通今富含哲思的水墨图式艺术体系，令人耳目一新，过目难忘，遂被美术界誉为“王阔海的新汉画艺术”，这一鲜明强烈的艺术标签迅速成为业内外的共识。
　　王阔海先生的新汉画艺术将中国画的泼墨破彩和没骨画法进行了创造性的广延与推展，他远接南宋梁楷《泼墨仙人图》，又与张大千晚年泼墨破彩的《长江万里图》的“放收自如”不同，王阔海先生开创的中国新汉画艺术所采用的绘画技法及精神则是“收放自如”，一个先放后收，一个先收后放，两者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殊途同归。
　　不过，要想登顶时代文艺高峰绝非易事，单有高超的绘画技巧显然远远不够，尚需修炼空纳万物的哲理禅宗、与人为善的人格魅力和兼济天下的使命担当，这些“画外功夫”无不需要挥洒隐现在文艺作品中。这是中国文艺与西方文艺的本质区别，也是中国艺术令西方艺术望尘莫及的地方。天真纯粹澄明透亮的王阔海先生正不断锻造和淬炼自己的心智与情怀。也许正是有感于人生所禁受的繁复历练和万般砥砺，以及恰逢恭迎盛世的当口，王阔海先生由衷发出了“苍天不负我，我不负苍天”的深情喟叹。我期待并相信，中国未来文艺高峰上涌现的一众文艺家的身影，应当有王阔海先生其人其艺。(本文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术评论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刘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