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宇：当代艺术消费的知识认同

今天推送李振宇老师的文章《当代艺术消费的知识认同》。作者认为，当代艺术的精神文化品格转换为文化消费的品格，一方面是由于当代文化研究解构了传统艺术作为精神文化象征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艺术消费属性的增强，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的结果。可以说，艺术消费完美表征了当代文化本身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争议性”。　
　一、艺术的精神文化词义的确立

在英文词汇中，“艺术”（Art）词源的意义泛指各种技能的意思，甚至“一直到17世纪末art这个词都是没有专门的定义，它被广泛地应用在很多地方，比如数学、医学、钓鱼等领域都会使用这词。”虽然“自从17世纪末，艺术（Art）才专门意指之前不被认为是艺术领域的绘画、素描、雕刻与雕塑的用法越来越常见，但一直到19世纪，这种用法才被确立，且一直持续至今。”1 艺术词义的精神性内涵的确立与近代欧洲文化观念的演变有密切的相关性。
与艺术一样，文化的词义也是历经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内涵的转换。文化（culture）源自拉丁文和古法文，较接近的词源是拉丁文cultura，而作为最早的词源是拉丁文colere。在colere所具有的一系列的意涵中就包含了“栽种”的意思。2 欧洲的文化观念从早期对植物的照料向对人精神意义培育的演化中，是在18世纪伴随现代国家基础的政治思想一起发展起来的，把文化作为塑造独立人格，完善人性价值的手段。1765年法国版《百科全书》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文中以理想化的文笔描述了人类政治任务和文化任务：“人：一种有感觉的、能思考的、有思维的生物，他自由地漫步于地球之上，他似乎是一切其他生物的首领并统治着它们，他过着群居的生活，他发明了科学和艺术，他有自己的善和恶，他为自己选择了主宰者，他为自己制定了法律。”“人由两种本质组成，一种称为灵魂……另一种叫作肉体。”
从18世纪后期，英文的文化一词被更多地作为隐喻地使用，并被逐渐赋予了“陶冶”、“培育”等的意涵。在德语中为了表示文化的概念，使用了两个词：Bildung（教育）和Kultur（文化）。可以说“文化概念以Bildung一词的出现具有了独特的形式”。“它是指对人进行智力、道德和美学方面的培养，并通过对这种培养的具体化来概括人类的未来和目的。”4 在欧洲文化概念的演变中，艺术的文化概念，即“文化是艺术的总称”；和教育学的文化概念，“文化是习得的行为”，就是这一阶段逐渐发展起来的。因而，“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可以包括一般的智力活动（科学、哲学、学术研究等等），甚至小到指称那些据说更为‘想象性的’追求，比如音乐、绘画和文学。‘文化’人是那些在这种意义上有文化的人。”5 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内涵，在当代权威的词典中依然被保留，如文化是“诸种艺术以及其他人类智慧成果的展现。”6 或“对艺术及智慧的崇尚或产品；艺术、文学、风度等精致品味；由教育或培训得到的提升；文明的某一阶段或形式；文化群落”7 等等。正是在文化逐渐将艺术作为主要内涵的过程中，艺术词义的精神文化品质也同时被约定俗成得以确立。
　　二、当代文化研究的兴起，打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隔阂，重构了艺术的文化生产性词义的知识认同
　　雷蒙·威廉斯提出，“从18世纪最后几十年到19世纪的上半叶这段时间里，一些现在看来非常重要的词汇首次进入英语常用语的行列，或者原本已经普遍使用的词汇在此时期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8 他选取了“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文化”（culture）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五个关键词，认为考察这些词汇的总体变化范式，可以真实而深刻地把握导致与语言变化相关的生活和思想领域发生的更为广阔的变迁。
　　 威廉斯将文化定义重新划分为“理想的”、“文献的”和“社会的”三类，对“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和界定。在保留了传统“理想的”和“文献的”定义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文化的“社会的”（social）定义。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现了不仅包含在艺术和学识中而且也包含在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9 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观点，把同一文化中生活人们拥有的共同经验称为“感觉结构”，认为“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10在他的定义中，“‘文化’概念本身已被大众化和社会化了。它不再由那些‘一直被认为和说成是最好’、被认为是文明高峰的东西构成；而在其早期的意义上，那种完美理想是人所共盼的。甚至连‘艺术’──在早期理论框架中曾经委任以优越地位，并作为文明最高价值的试金石──现在也仅被重新限定为一般社会过程的一种特殊方式：意义的给予和获取，‘共通’意义的缓慢发展──这一特殊意义上的共通‘文化’是‘日常’文化”。11 正因如此，“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小说与绘画或电视节目与漫画），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12 因而，在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以来，作为传统高雅艺术的经典绘画、文学和属于大众文化的通俗电视节目、漫画都成为了完全同等的“意义的给予和获得”的文化生产实践。

由威廉斯开创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社会物质文化相结合的传统，将文化与早前相对狭隘的艺术概念中分离开来，将艺术置于现代性“意义的生产活动”，使得当代文化研究取代传统的艺术研究，文化文本研究取代对于传统的艺术作品研究。“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三种主要模式。13
最早关于艺术的生产和消费的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产品，而不仅是个人创造活动的问题”14，要求优先考虑文化的生产条件。在马克思本人早期的经典论著中，就直接论述了关于艺术的生产和消费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 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而“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便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马克思进一步论述“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的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的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 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15 说明在马克思所处时代，艺术创作活动已经而且还在继续地演变转化为一种“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以此为立足点，它把人类的艺术活动从宏观上划分为“非生产劳动”的“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和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生产”阶段。并进而对“艺术生产”活动的内部运行机制和规律，特别是关于艺术消费与艺术生产具有“同一性”的特征作出了深入分析和把握。16 马克思以后，将文化研究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更进一步强调了“从生产角度进行的文化研究成为整个文化斗争和策略维度的一般关注。”17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于艺术生产性的消费特质的论述，为后来的文化研究者所认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在我们社会里，许多文化生产也采取了资本主义商品的形式”，形成文化生产和消费“既是资本及其扩大再生产的路线，同时也是主体形式的生产和流通的路线。”18 因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这些文化生产过程“都是现代社会状况下文化路线内固有的，它们是由权力关系生产的，并生产权力关系。”19 因此“在文化研究语境中研究艺术，把它与不同的社会阶级和群体联系起来，”20 艺术仅仅成为“文化”的意义、是制度和实践的广阔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文化研究的“表征”理论则创建了文化产生的意指实践的知识范式。
英国文化研究中心（CCCS）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详尽地阐述了关于“表征”的理论体系，“意义在语言范围内，在各种不同的表征系统中或者通过它们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这些系统为‘语言’。意义是被表征的实践和‘运作’产生出来的。”21 他通过“文化循环”图示，表明了文化生产实践活动中意指实践的生产路线——表征、认同、生产、消费、规则五个要素之间的循环往复，展示了文化产品的流通与消费中，社会的意识的物化路径和方式。22 对于意义的语言表征通常是三种途径：反映论、意向性和构成性的。反映论途径中，意义是置于现实世界的客体、人、观念或事件中的，语言如同一面镜子那样起作用，反映真实的意义，就好像意义已存在于世界了；意向性表征恰好相反，认为作者就是通过语言把他的独特意义强加于世人；构成主义途径认识到语言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然而物自身和语言的个别使用者均不能确定语言的意义。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意义在于我们的构成，使用各种表征系统，即各种概念和符号，进行意义的建构。
霍尔把表征的构成主义途径分为两类：一是源于索绪尔、巴尔特的，以语言、意指运作的符号学方法；另一类是追随福柯的，话语和话语实践的生产方式。然而，无论是能指/所指的符号学方法，还是、权力/知识的福柯式的话语方法23，意指实践的编码和解码的“主导的复杂结构”24 ，都服从于“生产的制度—社会关系作为产品得以‘实现’必须在语言的话语规则的制约下运转。”“任何社会/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都倾向于强制推行其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分类。” 25 从而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意识形态对于意指的文化生产实践的掌控。作为“意义生产”的现当代艺术自然难以幸免消费意识形态的操纵，从而使得艺术消费成为艺术的时代属性。
当代艺术进入文化生产，在文化产业体系中，“艺术跨出了（中产阶级的大城市）制度与大众文化融合，被构想为社会的‘总体生活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商业文化。”26使得当代艺术与传统精神性艺术的天才决裂，转向了“作者就是生产者”，一种技工化、集体的和实用的创造艺术品的生产方式，工业技术开始与现代艺术融合。当然艺术家和整体生产过程的新型关系，清晰地涉及技术和商业大众文化生产价值更多的积极融合，并显示了文化创新的多义性和可能性。在文化产业中，创造物“没有草率地减少复杂计算的意义是，文化真实的使用价值是逐渐形成和融入资本家之间的、促进企业发展的交换价值中的。”27
雷蒙·威廉斯认为：“工业、民主和艺术是三个重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三个重要的认识阶段，在工业中，第一个阶段是拒斥，……接下来是孤立，……第三个阶段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们逐渐接受了机器生产，重点转向了工业化体系中的社会关系问题。”28 与之相应，“在艺术问题上，第一阶段不仅强调艺术的独立价值，也强调艺术所体现的特质对于个体生活的重要性。随之而来的是反抗的流放者进入第二阶段，强调艺术自身的价值，有时会公开强调价值从公共生活中分离出来。第三个阶段则着意把艺术和公共生活重新结合起来：这种努力的核心是‘传播’一词。”29 考察“艺术”、“工业”与“文化”的词义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体现出工业制造作为人类一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对于社会进程的影响已经超出了物质领域，并直接衍生了现代性意义的生产机制和知识范式。因此，在当代社会中，艺术消费文本及其生产机制完美阐释了文化本身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争议性”。
三、 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还原主义的文化政策在世界范围的推行，构成艺术消费现实的政策语境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将“工业”作为集合名词，“用来描述我们的生产制造体制及其一般活动。”30 暗示了导致由技术革新及其相应的生产方式变革可能引发社会认同的颠覆。工业时代，生产制造活动首先必须面对就是关于生产活动如何管理和调节的社会认同。

作为自由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体系创立者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所谓国民财富就是工农业生产的商品的总和，为了增加国民财富就必须实行自由竞争，自由经济思想成为贯穿《国富论》全书的核心。“在任何有所作为的市民社会中，都存在着两种机制。自从18世纪以来，相关议题的著作便对这两种机制赋予十分崇高的地位。其中一种是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另一种则是市场经济，主要功能在于经由谈判达成互惠的协定。31” 18世纪的自由主义理论就是希望通过单个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衡来谋求民主与社会的稳定，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在社会制度的内外层面相互呼应，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因而，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人类需求只有通过无管制的自由市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认为市场机制作为一支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调节经济运行，使得各种经济因素达到最佳状态。自由主义经济学由此确立了“经济人”的地位，将趋利避害的理性能力赋予每一个人。通过“看不见的手”，个人在市场中表面上单个、无序的行为被转变为全社会的福利。32

同样，在精神生产领域，“艺术也必须屈从于市场法则，作为专业化生产形式与其他生产方式一样顺应的同种条件，这种思想在18世纪末的思想中已经初露端倪。”33 作为是最早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制度严肃研讨的学者，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中写道：“在富裕和商业化的社会里，思想和理性也像其他各种职业一样，成为一种特殊的生意，由很少一批人经营，为公众提供广大劳动群众所拥有的思想与理性。”34 他这段描述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特殊阶层的人们，被认为也描绘了艺术家职业化以后的新状况。艺术“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知识，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如同鞋袜，生产出来、提供给市场、供人们购买的一种特殊商品。”35

正是基于自由主义的文化理念和经济主张，1791 年美国《权利法案》（ Bill of Rights） ，即前十条宪法修正案通过，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框架下，自由与监管不断博弈，努力建立一种动态平衡的过程。”36 这条法律规定了人民有宗教、言论、出版、集会和请愿的自由，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为美国新闻自由的发端和基础，以宪法的形式保障了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是人们最重要的一项文化权利。通过法律确立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对于经济制度介入，形成精神性文化实现市场化的制度保障。一般认为强化思想表达和传播的自由，正是这条法案对于美国文化产业和产业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来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7 从而为现当代美国形成以传媒和艺术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18世纪文化政策的推动，直接“导致了文化生产比以前更为复杂的劳动分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国家中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发行中介和生产中介更加高度资本化。”38 因而使得文化生产发展从早期的“资助”时代（雷蒙·威廉斯语），进入了“专业市场”的时代（雷蒙·威廉斯语）。从而直接触动了艺术消费的规模化，推动了艺术的市场化进程。
20世纪后期文化产业的高速成长是与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随着1979年和1980年英国和美国选举的新政府对于自由市场的思考的极端形态，使得在19世纪中“强调人类需求只有通过无管制的自由市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一观点也获得了重生，这种市场化是引出文化产业变迁的一整套问题的基础。39

英国政府正是“用经济和统计学的工具（如价值链、职业地图），集中作为整体的部分是如何作为一个完整系统而起作用的——包括那些重要的商业的和技术的、艺术界必要的‘非创造性’行为。同样，它表现了文化政策的‘产业’手段。”从而提出了“艺术和市场不是相互敌对的——市场是分配资源和反馈选择的非常有效的方式。”40 英国建立的创意产业理论，将艺术作为一种有效的创造力资源纳入了产业创新的体系之中，在政策上清除了艺术进入消费的认知阻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澳大利亚、欧洲、英国和北美生产的‘艺术和文化’政策涉及到一系列日益复杂的政策工具。”“由于它们把经济和文化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些工具才在经济和文化动力方面进行干预。当地的经济大众被认为紧密地关系到当地的文化发展。”41在完全市场化的文化政策的驱使下，艺术成为消费资源，使得艺术消费成为艺术现代性的文化表征和社会认同。

注释：
1。（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p17
2。（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p101
3。（法）维克多·埃尔著《文化概念》，康新文、晓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p39
4。（法）维克多·埃尔著《文化概念》，康新文、晓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58
5。（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7
6.Judy Pearsall and Patrick Hanks， eds。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447。
7.Wendalyn R。 Nichols， et al。 eds。 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p。 323
8。（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p1
9。（英）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p50-51
10。（英）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p57
11。（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52-53
12。（英）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导言》，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3。 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47
14。 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24
1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科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48
16。李益荪《试论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基本要点》，《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3
17。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24
18。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5
19。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8
20。（英）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与创意产业》，王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p87
21。（英）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p28
22。（英）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导言》，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3。（英）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P63
24。（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编码，解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345
25。（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编码，解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347-353
26。（英）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与创意产业》，王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p109
27。（英）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与创意产业》，王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p115
28。（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p312
29。（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p312
30。（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p1
31。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p200
32。 吴强、王公龙《变动不居的平衡——试论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世界历史》，1999年3期
33。（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p44
34。亚当·斯密《国富论》草稿，P344，转自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
35。（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p45
36。张慧娟《美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6期
37。张慧娟《美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6期
38。（英）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张菲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58
39。（英）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张菲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101
40。（英）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与创意产业》，王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p122
41。（英）贾斯汀·奥康诺《艺术与创意产业》，王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p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