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墉:我到印度画的全是美人

近现代以来，诸多中国美术家赴印度进行采风写生、举办展览、拜访名流、讲学等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留下了大量的文化传奇与名家名作。印度，这个与中国同样有着古老历史的国度，成为中国美术家一个重要的域外创作题材，去印度写生、交流的步伐至今仍在延续，且愈加频繁。

　　在我去印度之前，我听见印度的音乐就会感动。

　　1955年，我就听到了《流浪者》的音乐，虽然我听不懂，但它却让我感受到一种悲哀的力量，我喜欢，我听到印度的音乐就想哭。伟大的音乐是让人哭的，不是让人笑的。构成人生的魅力，是良心；促动了人流眼泪，就叫艺术。

　　佛教的魅力也在那里。为什么要慈悲？慈悲者就是要流眼泪。你也哭，我也哭，是真哭，但是互相安慰：“别哭，别哭”，这才是慈悲。

　　我到印度，也看见很多很丑的人，但我画的全是美人。生活里头有很多丑，但是全靠艺术家来抹上很多漂亮的颜色。艺术家天生就有这个责任，把丑的东西擦掉，变得漂亮。痛苦是永远的，只不过我们老天有眼，让我们幸福一个瞬间。（作者林墉系广东美协原主席）

　　泰戈尔来华，林徽因徐志摩陪同

　　从大的文化层面说，现代以来，中国与印度的交流相比以往大大提速。

　　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陶行知先生曾两度访问印度。第一次是在1936年7月，为时仅四五天，他写下了五首诗，即《二十万人同进牢》《阿黑煞的农人》《不可亲近的人》《印度三姊妹》和《印度高利贷者》。诗中，他以无限同情的笔致反映了印度人民的悲惨处境。

　　1938年8月，他再次访问印度。其间，他拜访了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他同泰戈尔交谈了一个小时，并一起听了孟加拉乐曲。其后，他还拜会了圣雄甘地。这一天是甘地的“沉默日”，本不接见客人，但得知有一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学者访问，便破例同意会面，并用笔与陶行知“谈话”。甘地说：“我有朝一日会访问你们的伟大国家，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感到愉快了。”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学者、文人奔赴印度学习交流。比如，著名作家许地山曾于1926年6月至9月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学习梵文、研究佛教。

　　而印度也有文化人来华交流，最著名的要数泰戈尔。1924年，63岁的泰戈尔突然想来中国。泰戈尔获得了著名学者梁启超的邀请，这年4月，诗人和他的随行人员终于来到中国，在中国文化界刮起一股泰戈尔热。

　　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激情的语言欢迎泰戈尔：“为了通过知识获得真诚的解脱，通过怜悯得到真诚的爱，应该扩大理智和同情。”诗人泰戈尔先到上海，随后来到北京。北京的学术界、文化界在天坛草坪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白须飘飘的诗人泰戈尔在年轻俊美的女诗人林徽因小姐的搀扶下，登台发表演说，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担任翻译，赢来一片赞叹。

　　宗白华：叶浅予印度舞画结合古典现代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徐悲鸿远在法国，二人没有相见。1938年，徐悲鸿接到诗人泰戈尔的邀请赴印度进行艺术交流。当年10月，他带上一批作品自重庆奔香港，在东南亚辗转达一年之久，于次年冬季到达印度，在印度国际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近代画展。这一年，他在印度创作了油画《印度牛》和素描《印度人像》等。

　　1940年1月间，徐悲鸿多次为泰戈尔画像，并画马赠泰戈尔。2月17日，圣雄甘地到国际大学，徐悲鸿在欢迎会上为甘地画速写像两幅，并经泰戈尔介绍会见了甘地先生。当年11月，徐悲鸿才向泰戈尔辞行。这一年，他在印度所作的画有油画7幅、国画24幅和素描14幅，是他空前高产的一年。

　　他在印度作的画中，有几幅特别著名。他为泰戈尔画的肖像，有一幅至今仍挂在泰戈尔故居的墙上；为泰戈尔画的马，上题“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苍”，也一直挂在那里。《愚公移山》是他的代表作，1937年着手创作，在印度终于完成。在这幅作品里，他用了印度人作模特儿。画面上有五人是中国人的形象，其余多数都是印度人的形象。他对此的解释是：“艺术但求表达一个意思，不管哪国人，都是老百姓。”

　　上世纪40年代，叶浅予从漫画转向国画，第一批作品便是他访问印度归来所作的印度舞画。对这批画，徐悲鸿的评语是：“浅予之国画，如其速写人物，笔法轻快，动中肯綮。”宗白华也给出了很高评价：“浅予的印度舞画，是古典美与现代美的结合。”

　　1949年之后，赴印度进行艺术交流的画家则有石鲁等人。1955年，36岁的石鲁赴印度参加万国博览会中国馆总体设计工作，在印度，他画了大量的写生作品。

　　高剑父印度之行后 画风又一大变

　　具体到岭南，赴印度开展艺术交流的画家亦并不鲜见。

　　1930年10月，高剑父由广州出发，经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到印度，出席12月的亚洲教育会议。之后，他在印度各地以及周边的尼泊尔、不丹、锡兰（今为斯里兰卡）、缅甸等国旅行作画，并攀登喜马拉雅山。

　　从1931年春至1932年秋，高剑父在印度等地除了写生之外，就是考察佛教艺术遗存、临摹古代绘画。据他自述：“凡美术院、博物院，梵宫古刹，莫不参观临摹；并于喜马拉雅山探求佛迹……”高剑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还撰写了《喜马拉耶（雅）山的研究》《佛画的研究》《印度艺术》等文稿。

　　其间，他还拜会了泰戈尔。泰戈尔称赞他是“具有释迦牟尼之大无畏精神的艺术家”，对“折衷派”的主张亦颇为赞赏。

　　经过南亚特别是印度之行，高剑父认为他真正接触到东方美术的源头，领略到东方美术的内涵。之后，他的绘画逐渐脱尽日本风格的印记，画风又一大变。他归来后对自己的艺术革新方案作这样的描述：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既取法西洋画的经验，又兼采埃及、印度、波斯的作风，一炉共冶。

　　到了当代，杨之光、林墉等著名画家都曾到访过印度，且画了不少经典作品。 1985年3月27日至4月17日，杨之光访问印度及尼泊尔，并进行写生、讲学活动。他曾画了名作《印度泰姬陵》及大量的印度人物舞蹈画。

　　林墉对印度的艺术情有独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言：“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是因为他的作品吸收了大量的优点。就我自己来说，我是大量吸收了印度的东西，同时也吸收了很多欧洲的优点。”对于他的印度题材的绘画，他如是解释：“我把我在印度产生的美感，融入中国流传的美感，就变成你们现在看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