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古书画修复修复师徐建华：希望手艺传承下去

古书画修复，是个磨工夫的手艺。
　　徐建华在故宫待了42个年头，屋外那条狭长安静、红墙高起的甬道，他走了42年。这辈子，他只安安静静地做了一件事，就是在这里修复宫里上上下下的书画文物：上到一墨千金的国宝《游春图》，下到乾隆花园的一张贴落。
　　“干一行就是一行，就是拿来张卫生纸，也得把它裱好喽。”
　　在这个拼速度的年代里，他依旧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和这座偌大的紫禁城一起，安静地守在这里。
　　1 师傅的背影
　　最近，一部名叫《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了，可主角之一的徐建华走在路上，并没有人认出他来。这位65岁的老人觉得，故宫和这些手艺才应该被记住，而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
　　他出现在纪录片的第三集里，面容微腴、头发花白，格子上衣外面套了一件旧衬衫。因为母亲是旗人，他说起北京话来圆润透亮，京韵京腔。镜头前，他拿着鬃刷，唰唰唰地往画上洒水，嘴里叮嘱着动作要领。徐建华是裱画科里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修复师，给作品接补颜色时，镜头里满是他握着毛笔、细纹密布的手部特写。
　　5年前，干了一辈子文物修复的徐建华正式退休，但裱画室里徒弟多、师傅少，院里请他回来工作，他就每天挤一个小时的公交仍来上班。
　　这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8点前就到了单位，从神武门的存车处骑上车，一路经过修葺一新的建福宫和四角挂龙的雨花阁，七转八绕到了办公室。裱画室的小院，位于慈宁宫的后身，是清代老太后颐养天年的地方，如今，成为整座故宫唯一有门禁的部门。
　　屋里，一张宽大挺实、披麻挂灰的红漆裱画案前，徐建华喝足了茶，戴上老花镜，细细观瞧上面的几幅隔扇。那是他这几天留给徒弟高翔的作业。此刻，几幅乾隆花园里“臣字款”的隔扇画页，已经修复如初。
　　晨晖时分，东面的阳光透过窗格斜射进来，一棱一棱地铺在地上，也挂在他雪白的头发上。
　　在故宫工作了42年，徐建华记不清他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清晨。一代一代，师傅传给徒弟，徒弟又变成师傅。
　　虽然世世相传，然而裱画技艺的起源时间，至今仍不可考。不过，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可以判断，这项手艺在晋朝就已存在，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故宫的六百来年历史呢？徐建华说，这份儿分量来得厚重。
　　沉甸甸的回忆是从师傅们的记忆开始的……
　　“1954年，老师傅们是院里从上海、南京、北京请来的，都是大鉴定家张珩、郑振铎跟徐邦达亲自推荐，解放前，他们就已经非常有名了。”那一年，徐建华3岁，正值盛年的修复师们从五湖四海被请进故宫。这其中，就有“苏裱”名家、后来成为徐建华师傅的杨文彬，还有古画修复大家张耀选、孙承枝等人。
　　苏裱，是装裱派别中的一种，细腻淡雅，修旧如旧，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在清代，皇帝偏好这种装裱方式。皇家藏画，或送至南方装裱，或请南人北上。所以，这次各地的裱画师们进宫后，也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间院子，南方人在前屋，北方人在后屋。前者水平高，主要负责修复一级文物，“主修画心、不管装潢”。
　　裱画师们各个神通广大，院里的领导如获至宝，不敢轻慢，即便是物资困难的年代，也坚持给他们发糖发蛋、发茶发烟，他们被叫做“糖蛋干部”，工资拿得比院长还高。
　　然而，老天也给了他们“九九八十一难”。
　　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冬天极冷，手被冻得伸不直，再厚的棉衣也挡不住寒风。“太和殿顶上一见白，人的手上就生冻疮”。南方师傅从小没见过这阵仗，受不住的，就回去了。一同北上的苏裱名家洪秋生，就因为冻得厉害，没多久就申请调去安徽博物馆了。
　　不过，让他们更头疼的，则是环境气候变了，书画装裱上的规矩跟着也变了。徐建华回身指指身后的墙，说，修复中有一道工序叫“上墙”，意思是把修补好了的画作贴到墙上，撑平晾干。以前在南方，气候湿润，师傅多用木墙。但到了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就得改用纸墙了。两种墙质的伸缩性，以及对纸产生的拉力差别都很大，一不留神，就容易撕裂画心。
　　技艺早已熟稔于心的师傅们，进了故宫，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重新来过。
　　徐建华搬来一本《中国书画装裱大全》，上面有一段讲他师傅杨文彬修复米芾《苕溪诗卷》的始末。
　　1963年，这幅价值千金、颇具传奇色彩、甚至牵连着一桩命案的国宝重器，辗转到故宫时，已是四分五裂。领导看着它皱眉说，就请杨文彬先生主持修复工作吧。艰难的修复过程如今化作书上一个个复杂拗口的装裱名词。面对一堆从北宋年间流传下来的碎纸片，杨文彬巧夺天工，拿出了一身的绝活儿，最终，顺利使作品重现神采，全无破绽。
　　“启功、徐邦达、谢稚柳来了，都主动给我师傅递烟。能在1949年以前靠书画修复吃上饭，凭手艺站住脚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徐建华合上书，嘴角一扬。
　　当然老先生们也有自己的放松方式。“那时师傅挣110元钱，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万，家眷又不在北京，发了工资干嘛去啊，几位师傅一合计，干脆下馆子吧。”
　　徐建华说，那时故宫外面有洋车，出门一招手，“洋车！”拉起来就走。负责京裱的张师傅是地道老北京，知道哪儿的馆子好。“点菜点菜！”张师傅边看菜谱边招呼，“这菜多少钱？才几毛钱？几分钱？好家伙！这钱得花什么时候去！”
　　他描述得活灵活现，让那些老先生的身影晃动眼前。
　　2 他成了第二代传承人
　　1974年，第一次进故宫修复厂时，徐建华23岁。
　　来前，他花了一毛钱进故宫，问看殿大爷修复厂是干嘛的，大爷说，是学技术的，年轻人都想来。
　　上世纪70年代物资紧缺，没有工服，没有套袖，进门只分给他一条围裙。冬天，屋里没暖气，取暖靠烧煤；门口也没有门禁，几十颗镏金门钉里有一个是机关，跟武侠电影里似的，按下去门才会开。
　　因为在南京当过兵，徐建华听得懂无锡话，这点特长，让他成了杨文彬的徒弟。
　　见面的第一天，师傅对他说：“既然干就好好干，这行苦，干好不容易。”
　　这行苦？有多苦？在部队当了5年空军的他，心想这还能苦过当兵去？
　　随后，他便赶上了杨文彬主持修复《清明上河图》。
　　上一次修复《清明上河图》，还是在明代。如今画作已是布满灰尘，伤痕累累。徐建华说，整个修复过程，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师傅的样子：“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烟一根接一根地抽。”那个耗神费力的身影，让他隐约明白了这行的苦。
　　不过，徐建华是家里的老大，自幼扛苦。跟随杨师傅前，他已跟着其他师傅上过半年大课，学下了徒弟的规矩礼数和基本技能。每天早上，不管师傅来不来，他都会把师傅的马蹄刀磨得又快又亮；而备纸等书画修复的基本活计，他也操持得老练麻利。
　　到了冬天，他还负责生火。下班前把报纸、煤球准备好，第二天不到7点就生上了炉子。烧到煤块在炉膛里烫起来，师傅来时，屋里已是热热乎乎。
　　“当徒弟，你就得处处用心。”
　　第一次穿画绳时，徐建华总穿错，师傅啪地一掏就过来了，变戏法似的，可自己怎么也没看明白其中的诀窍。晚上下了班，他就骑车奔了住在小石桥胡同的师傅家。
　　“杨师傅，这怎么弄啊，我怎么穿了好几回还是不成啊？”
　　杨师傅抽了口烟，笑着看他：“你这个线团总搁自己怀里待着就对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师傅一句话就道破了机关。这些诀窍“抓住了，就是你的，抓不住就溜过去了”。所以，老师傅们聊天时，他从不懈怠，常常是竖着耳朵站边上听。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会讲到浆糊的浓度，讲到托纸的选择，讲到宋末明初多竹纸，因为朝廷都在产竹的南方，讲到宋代的绢织得细密，所以破而不散……
　　长时间的恭谨，换来师傅多年的经验，更修炼了自己的悟性。
　　“他们上午聊，下午我就按着师傅说的方法做，旁边还有一个师傅没走，也会问问他这么做行不行。”第二天一早，杨文彬进屋后，看见炉子生上了，茶沏好了，刀磨完了，笔备上了，再打开案子上的画，发现下一道工序也做完了，就会冲着站在旁边的徐建华点点头，“师傅觉得行，他也很高兴。”
　　慢慢地，徐建华从师傅那儿零存整取地掌握了各个朝代用纸特点和选纸方法，学会了各种装裱格式，托绫子、打糨子、做立轴、做册页。三年出徒，一门不落。
　　老师傅们觉得小徐不错，便把自己的好茶叶分给他喝。
　　1977年，院里决定启动《游春图》的修复工作。这次，主修仍是杨文彬，而助手成了徐建华。
　　他们面对的，是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唯一的传世作品。解放前，大收藏家张伯驹用了170两黄金才换回它来。历经了上千年的光阴，此时的《游春图》已丧失了昔日神采。
　　古书画修复，讲究“洗揭补全”四个步骤。洗，是指去除画心上的污迹和霉斑，但处理不当，则会连颜色一同洗掉。《游春图》是近两千年的重彩绢本的青绿山水，年久颜色失胶，更易掉色。所以上水淋洗前，要先用一定浓度的胶矾水轻刷在画心正面，达到固色效果，“一遍胶往往不够，晾干后用小绒布擦，掉色的话要再刷一遍”。徐建华说，《游春图》绢薄，对胶的要求高，必须得小心翼翼，光上胶固色，他就前前后后刷了三遍。
　　而这才是破题，文章还在后头呢。
　　把命纸、背纸都去掉，画心背后露出的补条足有上千个。面对一堆伤痕累累的“绷带”，留哪个，换哪个，他必须都在脑子里记着。“补条上有画意，弄不好，小人的鼻子眼睛就没了。全揭下来不行，拼不上去了。怎么办？揭一半潮一半，涂上糨子，把它贴回去，之后再贴另一半。” 就这样，如履薄冰，反反复复，补完之后，徐建华算了算，一共用去纸条七百多份。
　　浩大繁复、步步惊心的修复工程持续了半年，不知是不是隔了几十年的缘故，他只说得云淡风轻。
　　1978年高考时，北京大学考古系到故宫招生，院里推荐徐建华去。多少人打破了头的机会放在他面前，他婉拒了。他说，去了出来当官，可自己的手艺就断了。
　　“为什么老师傅喜欢我，因为我没有别的心，一心想干这个。”
　　故宫的古书画修复技艺，徐建华，成了第二代传承人。
　　3 守护与传承
　　学生高翔刚来故宫那阵儿，总往武英殿跑。她趴在展柜前，盯着师傅徐建华修复的那幅徐渭的《竹墨图》，怎么也看不出破绽。徐渭的画是没骨技法，十分难修，可高翔愣是“使劲看都没看出来”。
　　徐建华说，想干好这一行，说来说去，就是经验多不多。看得多，干得多，熟了才能生巧。
　　2003年，江阴市一栋民国初年的西洋小楼里，发现了4个神龛，正面雕着双龙，四周嵌满蝙蝠和牡丹。就在拆迁工人不小心把这些神龛打碎时，4份神秘的卷轴应声落地，由于破损严重，它们被紧急送往故宫修复。
　　随着卷轴徐徐展开，徐建华和修复部的同事发现这是四份清代诰命书，用蓝、紫、黑、红、白五种颜色的麻丝制成，是光绪皇帝亲自颁发给江阴官员的文书。
　　文物价值上，它们远不及这里曾经修复的《清明上河图》《五牛图》，但徐建华总会想起师傅杨文彬的那句话：“书画勿论价格都要同等对待，就像医生看病不论穷富，医德最重要。”
　　4份文书中的3份还好，原绢尚全，只需对画心略作修补即可。而那份《章润华之父母诰命》则着实给大伙儿出了个难题：原先长240厘米、宽30厘米的画绢，如今只剩下个巴掌大的残片，所有的部分都需要重新补齐。
　　放在早先，老师傅们会去库房找一些清宫藏绢作为修复材料。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那些老年间的纸绢开始被定为文物，“一打报告，说不让用了”，没有材料，于是许多问题都得重新摸索。
　　他们眼前的这件诰命残片是光绪年间的稀薄绢。老材料，不让用；新材料，买不着。到底怎么办？最终，徐建华决定带着同事改造现有补绢。有个成语叫“抽丝剥茧”，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把绢丝从补绢上一点一点抽调，把它变稀薄。
　　他们先找出的是绢丝和织造方法类似的仿古画绢，接着按照残片绢丝的密度，一根根抽取经纬绢丝，经过反复比对，达到了和原绢最大程度的相似效果。
　　最终，在经历托命纸、染色、上墙、包边、再上墙、砑光、加米贴、地杆、轴头、别子等步骤后，原本残缺不全的诰命残片，被修旧如旧地复原成和其它3份诰命文书大小、形制都一样的作品。
　　至今可以看到当年的这样几张照片：同一块画绢上，左边是细密紧实的新绢，右边是丝缕分明的稀薄绢；而在一张铺满卷轴的画案前，是徐建华眯着眼专注修补的身影。
　　他说，书画修复，既不能不管不顾乱逞能，也不能缩手缩脚，“是个胆大心细的活儿”。
　　几十年来，徐建华始终守着这点匠人对技艺的初心和感悟，在这方紫禁城里的僻静小院，贴贴补补，描描画画。
　　被溥仪带出宫的《湘江小景图》重返故宫时，画心碎成米粒那么大，他和同事光拼对就花了六七个月；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守着裱画室里的文物，两个月没回家；“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他同时忙乎7个展览，一下累得急性胃出血；而几年前，新疆出土一双纸靴，他又搭飞机倒大巴地去高昌古城，帮人家做鞋纸“揭秘”。
　　在他大半辈子修复的作品中，有展子虔的《游春图》、韩滉的《五牛图》、文征明的泥金《兰亭修契图》、赵孟頫的《百马图》、文彭的草书《千字文》、林良的《雪景双雉图》、解缙的《七方诗》、马和之的《唐风图》、张桂珪的《神龟图》、王原祁的《晴山叠翠》等几十件珍贵文物。2000年，他还承担了国家文物局“书画装裱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工作，一年后，又带领同事共同完成了故宫博物院年度课题“清代书画装潢研究”。
　　2012年，新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公布，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一栏中，写的正是他的名字：徐建华。
　　紫禁城里，大家叫他徐老师，紫禁城外，大家叫他专家。人们信任他的技艺，也信任他的眼光。
　　一天，故宫前副院长杨新找到他，兴致勃勃地问：“有这么一件事我跟你说说，我前几天在别人手里发现一张东西，是张旧画，元代的，上边有好多折痕。你给断断？”
　　徐建华想了想，说：“那折痕规律吗？”
　　“规律，都跟筷子似的那么长、那么宽。”
　　“可能不真，”徐建华笑笑，“那折痕是用机器压出来的，所以长宽都一边齐。”
　　也有拿着画直接去他家拜访的。徐建华哭笑不得地说：“说是让我装裱，可一进门就问我，徐老师，您看这幅画是不是故宫的，是不是宫里原装的？结果我说完后，人家就拿着画走了。第二天我才醒过昧儿来，合着装裱是假，就想听听这是不是真画啊。”
　　虽然周围有盛情邀请，也有虚晃一枪，但不管怎样，徐建华心里还是挺高兴——在过去，好的修复师都得会书画鉴定，对文物格式、工具材料、装裱技术和历代书画的作伪方法有些研究的，才敢张口。
　　如今，徐建华有一个还没成型的计划，他想和几位同事一起，跟院里申请拍一部纪录片。不是《我在故宫修文物》那种，他说，想把以前的装裱格式，详详细细地录制下来，“手卷、册页、南北方不同装裱形式的区别、材料的使用等等”。
　　“早晚有干不动的一天，那时就真得退休喽。”徐建华笑笑，把自行车存在车棚，空身儿往故宫外走。
　　穿过神武门，仍是那座车辆来来往往，人群川流不息的城。他转身上了109路。上车前，他说：“咱就希望身上这点手艺，能够更久远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