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民窑之分没有意义 收藏应把握最高级的审美
[中艺网 发布时间:
2016-02-13]
在中国,红绿彩有超过七百年的烧造历史,它曾是中华大地上普遍使用的一种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 等均视此种瓷器为珍物,但目前各大博物馆的收藏加上个人收藏,已知统计的总量仅百十件。
而在广东深圳的一座非国有博物馆,却藏有超过三 百件以上高等级的红绿彩瓷器,约占存世量的80%。它们的拥有者阎焰,从一个孤军奋战的红绿彩抢救研究者,到红绿彩价值的重要挖掘者和推广者,走过了一条 漫长的道路。在他眼里,以俗为美的红绿彩并不逊色于官窑瓷器,因为最高级别的审美才是他的收藏标准。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金叶
“同推土机赛跑”获得大量红绿彩标本
记者在采访著名陶瓷艺术家朱乐耕时,曾听他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几年前,他在东京帝国大厦见过一种极美的红绿彩碗碟,他知道这种美丽的瓷器起源于中国, 并且曾经烧造于中国的大江南北,但不知为何就消失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却将这种美丽的瓷器传承了下来,眼前这份熟悉又陌生的魅力,令他感到既震惊又 失落。
而像朱乐耕那样初见红绿彩时的震惊,阎焰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体验过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到二十岁的阎焰去一位朋友的办公室 玩,见到一件红绿相间的陶制马头,别致得很。阎焰出生于文艺世家,耳濡目染之下对古代器物也有所了解,但对这种陶塑却很陌生,他只能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明 以前的东西,但其彩绘方式、颜色明显与明清时代的器物不同,而且水准更高一筹。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陶瓷?这个问题激起了阎焰巨大的好奇心。
看到阎焰的痴迷,朋友就将马头赠送给了他,并且向他透露了一个信息:这件马头是在单位门前正在施工的水渠中捡来的。那时正值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城市改造, 华北各城市里的工地非常多,阎焰就想,其他的工地不知能不能也捡到这种瓷器?于是,阎焰开始到各个工地“地毯式”寻宝。工人们都对这个“捡破烂”的、文质 彬彬的小伙子充满好奇,甚至帮他一起挖。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带有红绿彩绘的瓷器标本真的被阎焰找到了不少,让他极为兴奋。
用这种“同 推土机赛跑”的方式,阎焰在自己的努力和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先后在河南郑州、新乡、获嘉、延津、焦作、安阳、许昌、河北邯郸、正定、山西太原、长治、晋 城、陕西西安等地的工地上搜集了220件完整和微残的器物,还有数万件残片标本。随着占有的标本材料越来越多,阎焰的研究也向纵深推进。他阅读了国内外大 量的考古文献、学术报告和研究材料,这种美丽瓷器的“前世”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系统研究材料
出版《天边的彩虹》
红绿彩是在宋金之交的12世纪末创烧于中原大地的一种瓷器,是人类在瓷器釉面上使用多种色彩装饰的开始。可以说,“瓷之国”的多色彩绘瓷器是从红绿彩开 始的,由此正式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时代。12~13世纪时,中国的红绿彩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准。其艺术成就即使与号称“中国古代彩绘瓷黄金时代”的康、 雍、乾三朝相比亦毫不逊色。
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学者最早开始关注红绿彩瓷器,日本学界称其为“赤绘”;民国时期,欧美人和日本人都曾经在中国收集过红绿彩,但数量极少,价格昂贵。在阎焰之前,全世界公开展示和著录的红绿彩仅有五六十件。
1995年起,在掌握大量的标本器物和材料的基础上,阎焰开始了红绿彩的系统研究,2005年他出版了专著《天边的彩虹》,同年获得“中国最美的书大 奖”,又于2006年在《文物》月刊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河南中部以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他的研究成果不仅震惊了国内外的陶瓷学界,日本和欧美 学界也表示极大的肯定。国际著名古陶瓷权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前次长、日本东洋陶瓷学会会长长谷部乐尔先生称赞《天边的彩虹》,“无与伦比是此类研究的 惊世之作”。
阎焰目前收藏的红绿彩器物总数超过300件,今天都保存于深圳望野博物馆中,且许多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馆藏品比世界所有博物馆红绿彩收藏的总和还要多,质量也是最高的。
阎焰说,他能创造这样一个收藏的奇迹,并非因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红绿彩是典型的城市器用遗存,只有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才可能大量出现。我只是在特殊的时间,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情。”
对话阎焰——
红绿彩是草原和中原文明碰撞融合的结果
广州日报:我在采访中听过这样一种说法,红绿彩曾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广泛使用,但后来不知道为何就消失了;但同时,这种瓷器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对红绿彩的艺术价值非常推崇,且一直传承下来?
阎焰:红绿彩最早应该是16世纪前后通过海贸传到日本,主要是景德镇和漳州的红绿彩外贸品,日本统称其为“南京赤绘”,日本人对这抹浓红艳绿的确偏爱有 加。清末民国时期,日本和西方世界更关注12世纪早期的红绿彩,世界许多重要博物馆都有收藏,又以日本的收藏量为最大。当年我的论文一发表,最先认可的就 是日本学者,国内的学者因为对红绿彩了解较少,当时没有特别的敏感。但严格意义上说,红绿彩从来没有在中华大地上消失,它一直都在。直到今天,在某些农村 地区仍在生产和使用红绿彩,只不过因为逐渐衰落而不再为人所关注。
广州日报:红绿彩烧造了700多年,您认为什么时候它达到了艺术顶峰?
阎焰:红绿彩可以说是越早期越精美,在12到13世纪之间就达到了艺术顶峰。当时中国北方政局稳定、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市井文化高度发达。豪放粗犷、崇 真尚实、以俗为美的红绿彩应运而生。它是清新质朴的草原文明与崇尚平淡高雅、温柔内敛的中原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而且这一时期的红绿彩瓷器中还存储了当 时中国封建社会中市民生活的大量信息,诸如各类世俗宗教题材、花鸟人物绘画、书法诗词装饰、人物陈列摆设等,是研究宋金历史及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 14世纪,随着景德镇的崛起,中原地区因战乱而衰落,盛极一时的制瓷业也步入末途,后来的红绿彩基本上只是保留了最早的风貌,但工艺水准和艺术水准都不如 前期了。
红绿彩的陶塑比器皿珍贵
广州日报:红绿彩作为民窑,又有少数民族气质,是不是总体风格比较质朴粗犷?
阎焰:有粗犷,也有精细。有的精细程度甚至超过了康熙五彩和雍正、乾隆的粉彩。但遗憾的是,基本都是残存器物,而且数量非常少。
广州日报:红绿彩大红大绿、豪爽质朴的艺术风格似乎与北宋皇室崇尚道家自然、含蓄、质朴的审美观相悖?
阎焰:红绿彩诞生于宋金之交,和少数民族的南下有莫大关联,所以它鲜明地体现了女真族的审美风貌。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东北地区现在也流行的大红大绿, 其实和红绿彩的审美取向是同一概念。所谓“宋朝是典雅含蓄的年代”,其实是不太妥当的说法。无论是红绿彩在宋朝城市的广泛使用,还是一些其他颜色工艺的陶 瓷在当时的流行,都证明了宋人的生活是灿烂多彩的。包括宋画中的花卉、禽鸟,如果你细心体会,也会发现那是一个灿烂至极的世界。
广州日报:红绿彩烧了七百多年,窑址遍布大江南北,为何存世量如此稀少?
阎焰:红绿彩当时主要是在城市使用,基本不用为冥器,所以墓葬出土甚少,使用完了就自然破损,然后就地掩埋。再加上红绿彩是低温烧的,磨损率更高,保存下来更不容易。若不是上世纪90年代国内经历大规模城市改造,红绿彩也没有机会大量出现。
广州日报:红绿彩一直是民用瓷、实用器。现在很多藏家比较追捧官窑概念,相形之下会觉得民用瓷的收藏价值不大。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阎焰:陶瓷研究和收藏不能用“民用瓷”和“官窑”的概念来笼统划分。“官窑”并非全都是精美,也并非全是美术品。而同时期的所谓“民用瓷”同样有可能展现人类艺术最高级的审美。“官民”之分没有任何意义,收藏一定要把握最高级别的艺术审美,这才是亘古不变的铁律。
广州日报:作为民窑的红绿彩,有没有什么收藏标准?
阎焰:颜色漂亮、纹饰精美是红绿彩唯一的收藏标准。相较而言,陶塑又比器皿更珍贵。首先,因为陶塑的数量比器皿要少得多。其次,器皿主要是实用功能,而 陶塑虽然也是民间使用,但作为陈设品,会有一些供养的功能。我们看到很多红绿彩陶塑是小的佛像、神祇、土地公公等。所以从美术性、陈列性、艺术性上来衡 量,器皿会稍逊一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假如是画工非常精美的盘子,也会比陶塑更有价值。这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收藏最终得以审美价值论高下。
红绿彩真伪辨识:
阎焰告诉记者,市场上红绿彩的赝品很多,“目前国际市场上的红绿彩数量稀少,一般的碗、盘大概要二三十万元,好的可能要上百万元,精美的陶塑更是极少出 现。利益驱动之下,赝品层出不穷。我无法估算赝品的比例,只能说数量极大。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都能见到不少。自从我的文章发表,红绿彩的身价被认可之后, 照着我们的图书纹样做假的也很多。”
虽然赝品多,但阎焰认为,红绿彩的赝品基本不可能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他提出红绿彩的鉴别可以从以 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有土壤附着的现象,表面有一层锈壳,这个很难伪造;其次,红绿彩的胎土,新旧也有明显差异,新的特别硬,密度大,老的就相对酥松一 些;再次,新旧红绿彩釉面的矾红和绿的变化,也有明显差异。
不过阎焰认为,辨识这些“明显”差异,前提是得特别熟悉红绿彩,否则还是很难看得出来。“在赝品丛生的当下,红绿彩的收藏一定得慎重。内地有一些博物馆近年都曾经在市场上购入赝品,专业机构尚且如此,私人藏家更须小心。”
红绿彩小常识:
红绿彩不单是中国陶瓷,也是世界陶瓷艺术“走向多色彩绘”的开端。红绿彩,属于釉上彩绘,其中所使用的黄、绿、黑(铁)等色,在唐代以前就有。但是矾红 的出现,使陶瓷颜色变化有了历史性的飞跃,“红”是核心灵魂。红绿彩的产生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深厚,具体时间应该在12世纪初叶,那时的烧造范围非常广 泛。12世纪后期,红绿彩烧制呈现百花齐放,华北地区过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各地都有烧制的窑厂。红绿彩最大特点就是:釉上低温烤花,浓红艳绿,对整个陶 瓷工业的釉彩装饰影响深远,入元、明、清之后的景德镇各类彩瓷都脱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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