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雅士张伯驹曾遭绑架 宁死不让妻子卖收藏

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

　　张伯驹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张镇芳是清末民初政、商两界的风云人物。张伯驹从小熟读诗书、出口成章的他，却无意于仕途，完全沉迷在舞文弄墨的书画世界里。因为醉心收藏，虽身为父亲任董事长的盐业银行常务董事，张伯驹却对银行业务毫无兴趣。他一不认官，二不认钱，独爱诗词、书画、戏曲。从此，张伯驹就有了“怪爷”的绰号。为了收藏国宝书画，他不惜变卖房产和夫人的首饰，在面对绑匪时，宁死也不愿变卖字画。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自己收藏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草书卷》等国宝书画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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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仕途痴迷书画
　　张伯驹（1898-1982），字家琪，号丛碧，河南项城人。提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项城，很多人都会想到另一个与项城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袁世凯。很多史书在记载袁世凯时，直呼他为“袁项城”。事实上，当年在项城，袁家和张家都是非常有名望的家族，而且两家还有姻亲关系。张伯驹的姑妈嫁给了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昌，张伯驹也就是袁世凯的表侄子。
　　张伯驹的父亲本是张锦芳，后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光绪朝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湖南提法使等职务。民国成立后，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1915年3月，张镇芳主持官商合股的盐业银行，以抗外资，张镇芳任经理，总管理处设在北京。第二年因为袁世凯去世，盐业银行也改为商业银行，由张镇芳经营。
　　顺便提一句，除了创办盐业银行，如今的北京，还留有张镇芳当年的印记。香山公园管理处办公楼南侧的一座二层建筑原名为镇芳楼，在香山慈幼院时期，它曾是慈幼院的标志性建筑。此楼的建成资金，正是来源于张镇芳的捐赠。话题再回到盐业银行。因为卷入张勋复辟风波，死里逃生的张镇芳远离仕途，最终回归盐业银行，并出任盐业银行的董事长。此时的盐业银行，总部也搬到了天津。
　　张伯驹从小天赋异禀，被称为“神童”。他幼年入私塾，五六岁就能背很多首古诗，十岁不到就可以写出很多古体诗。他对《古文观止》、《资治通鉴》等经典典籍非常熟悉。但成年后的张伯驹并没有考取功名，他喜爱诗词、书法，舞文弄墨，沉醉于书画世界。张镇芳自然不赞同儿子如此行为，张伯驹被父亲所迫，参加了袁世凯的军队。1917年，张伯驹从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毕业，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做到旅长，又因不满军阀腐败生活而离开军界。张镇芳对张伯驹的决定非常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安排儿子进入银行，协助自己打理生意。张伯驹对银行事处不感兴趣，但很快发现待在银行也有好处。
　　因为盐业银行的政治背景，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盐业银行，张伯驹由此也得以眼见诸多“囯之重器”，造就了他日后超乎寻常的鉴赏眼光。由于张伯驹自身在诗词歌赋上的天赋，加上接触了大量宫廷典藏的经典书画，其吟诗作赋、风流倜傥的做派也广为流传，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不过，关于“民国四公子”的说法有不同版本，也没有官方的定论，多是民间的说法。张伯驹所著《续洪宪纪事诗辅注》对此曾有记载：“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袁克文），二为余（张伯驹），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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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大洋从皇族手中购得《平复帖》
　　张伯驹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的名人书画。1927年，他偶然从琉璃厂买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大字匾额“丛碧山房”，他很喜欢“丛碧”二字，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号：“丛碧”，书斋也改名为“丛碧山房”。从此他对古书画的收藏一发不可收拾，后来逐渐把收藏珍贵书画当作一种使命。他曾经说：“予生逢离乱，很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尤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名迹仅记载在他的著作《丛碧书画录》里的就有118件，他的藏家地位和影响力可以说在当时无人可比。
　　在张伯驹的收藏过程中，其盐业银行董事的身份对其帮助颇大，这无疑是他对外收藏书画的一个财力招牌和收藏渠道。在其著作《春游纪梦》中提到稀世珍品米友仁的《姚山秋霁图》和黄庭坚的《摹怀素书》，曾经都是旧主刘可超在天津盐业银行的贷款抵押。不过，张伯驹最让世人折服的不是他的“财大气粗”，而是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尤事收蓄”的魄力。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及了自己为何不惜一切收藏珍贵书画的初衷：“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在张伯驹的诸多藏品中，最具影响力的则是陆机的《平复帖》。《平复帖》是西晋大书法家陆机问候自己生病的朋友贺循的书札，因其中有病体“恐难平复”字样而得名，距今已有近1700年。《平复帖》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不足一尺长的作品，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人们尊称它为“墨皇”。
　　《平复帖》在乾隆年间流入清朝内府，后来被乾隆皇帝赐给了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书帖又到了朝廷重臣恭亲王奕的手里。上世纪30年代，张伯驹于打听到《平复帖》在奕之孙、著名画家溥心畬手里。几经中间人斡旋，20万大洋的天价仍然让他无力承担（民国初期，鲁迅在北师大学做教授时月薪是300大洋，20万大洋相当于他七年的工资）。1936年，让张伯驹担心的事发生了，溥心畬旧藏唐代韩干《照夜白图》经古董商人流失海外，张伯驹十分惋惜。又请张大千（在画界溥心畬与张大千齐名，有南张北溥之称）做说客，从中间说和，表示愿以6万大洋购买《平复帖》，但仍未如愿。1937年年底，张伯驹在火车上与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相遇，从他口中得知，溥心畲母亲过世，需款正急，可以借机购得《平复帖》。但张伯驹忧虑，现正遇溥心畬母丧，重提相求之事，有乘人之危之嫌。后来，傅增湘斡旋促成了此事。几日之后，傅增湘把《平复帖》抱来了。“心畲要价4万，不用抵押，一次卖断较为简便。”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大洋。
　　虽说张伯驹出身世家，但此时父亲张镇芳已经去世四年，张伯驹虽是盐业银行的常务董事，但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能拿得出来的钱并不多，为了凑足余下的2万大洋，他将妻子潘素的首饰都变卖了。《平复帖》来之不易，在收藏后，张伯驹把自己的书房改成为“平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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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遭绑架宁死不让妻子卖收藏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动乱，因为这些价值连城的书画，张伯驹曾遭到绑匪的绑架。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在上海盐业银行上班的张伯驹，突然被人绑架，绑匪索价伪币300万元。此时的张伯驹，为了收藏珍贵字画，早已囊空如洗。张伯驹了解到，这帮绑匪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交出收藏的珍贵字画。因此张伯驹宁愿饿死，也不愿让他们得逞。于是他连日绝食，没过几天他就昏迷不醒。
　　绑匪只得通知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来见他一面。潘夫人见到此时的张伯驹面容憔悴，形容枯槁，忍不住痛哭流涕。张伯驹连忙安慰妻子，反复叮嘱她：“我宁可自己死在这里，也决不允许你变卖我收藏的古代书画来给我赎身。”潘素只得连连点头。
　　后来绑匪与张伯驹僵持了整整八个月，绑匪见敲诈没有指望了，就又写了一封信给潘素。信中说，如果从即日起七日之内不拿出40万元赎身，就请做好收尸准备。潘素见信，知道绑匪急了。潘素找亲朋好友四处筹措，大伙也解囊相助，最后终于凑足了钱，将张伯驹赎了出来，他收藏的珍贵书画却一张未动。张伯驹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
　　经此劫难，张伯驹决心离开上海。后来，他们一家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女儿张传彩托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而张伯驹和潘素则多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他们正是为了将收藏的字画带到西安。为了不让人起疑，潘素将这些书画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1943年至1945年的三年时间，张伯驹一直居住于西安。
　　日本投降后，张伯驹再次回到了北京。他收藏的这些珍宝让很多人获益匪浅。著名文物专家、文物鉴赏家王世襄（1914-2009）就曾多次鉴赏《平复帖》，并写下了《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王世襄当时负责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拜见张伯驹，见面后他俩也很快就熟稔起来。1947年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王世襄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试图将书画作品的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等分栏详列，并记其保存情况，考其流传经过，以期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为了研究《平复帖》，王世襄常去张伯驹家，张伯驹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
　　王世襄在《〈平复帖〉曾藏我家——怀念伯驹先生》一文中详细记述了看帖时的情景和心情：“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桌旁另设一案，上放纸张，用铅笔作记录。《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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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北京老宅购《游春图》
　　日本宣布投降后，溥仪带到东北的书画文物比较集中地在市场上出现，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穆蟠忱、马霁川等人最早奔赴东北，以合股的方式收购到不少字画精品，其中就有隋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展子虔是北齐至隋间的大画家，《游春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山水画，画上并没有展子虔的签名，之所以被认为是展子虔的画作，是因为宋徽宗赵佶的题字。
　　对如此珍贵的书画，张伯驹认为应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为宜，但当时故宫财务困难，院长马衡说：“故宫博物院经费困难，难以周转。”张伯驹则说：“院方经费困难，伯驹愿代为周转。”接着他开始并请墨宝斋的马保山从中周旋，希望购买《游春图》，最终，几经斡旋以二百两黄金（金条二十条）谈定。但二百两黄金对刚返回北平不久的张伯驹来说，已是力不从心。表面上家大业大，但十几年里，他手里的钱几乎都买了古书古画，万贯家财已经散尽。在购买《游春图》前，张伯驹刚刚收藏了范仲淹的《道服赞》，《道服赞》是范仲淹为友人所制道服撰写的赞文，也是范仲淹唯一传世手迹，张伯驹一见此帖便爱不释手。最终，张伯驹变卖部分家产又加以举债，以110两黄金从收藏家靳伯声处购得此帖。（《道服赞》与《游春图》一起刚刚从战后的东北流回北平）。
　　为了买下《游春图》，手头拮据的张伯驹决意卖掉自己位于东城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宅院。这宅院据传原为清朝大太监李莲英所有，是张伯驹最喜爱的居处。宅院最终卖给了辅仁大学，再加上卖掉夫人的首饰，张伯驹凑齐了二百两黄金。
　　据一些资料记载，《游春图》最后的成交价格为黄金一百七十两。这其中也有一些小故事。当年张伯驹凑得黄金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办理手续，但黄金鉴定师对金条进行成色鉴别时，发现金条成色太差，只有足金130多两，少了70两。最后，张伯驹答应补齐，并由马保山担保。至此，《游春图》才最终为张伯驹所购得。后经几次补交，待补足到170两黄金时，已经是1949年初。此时北平已和平解放，正是新、旧社会交替，余下的30多两黄金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年，张伯驹卖掉弓弦胡同的宅院后，张伯驹一家人又搬到早年买下的位于西郊的承泽园。尽管买下《游春图》备尝艰辛，但他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欣慰和喜悦，很快就把自己的住所更名为“展春园”，他随自号“春游主人”。在展春园里，张伯驹每日里还给自己定了一门功课，就是把他所收藏的书画进行整理编目成书，定名为《丛碧书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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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藏字画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一生所藏文物精华，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1952年，张伯驹夫妇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连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捐给了故宫博物院。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商量后，将所藏的陆机《平复帖》卷、杜牧《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草书卷》等珍贵文物八件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在此前，张伯驹还通过统战部徐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上阳台帖》转呈毛主席，毛主席收到此帖后，观赏数日，十分爱惜。1958年，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
　　1962年，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在此期间，他也将多件字画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收藏，其中最知名的则是 南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卷》。《百花图卷》是已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该画卷乾隆时期收入清内府收藏，清朝灭亡后散失于民间。张伯驹曾这样表述：“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当代山水画家、国画理论家关瑞之回忆：1980年夏，他陪同张伯驹、关松房、启功、魏龙骧等老人同游颐和园时，一位领导问关松房、张伯驹两位老人：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你们是不是也有考虑？张伯驹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张伯驹的回答也令在场的所有人肃然起敬。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病逝于北京。倾其私产保护国宝字画，一代名士张伯驹无私的风骨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