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兴诚：艺术收藏的民族主义情绪很肤浅

　　曹兴诚，企业家，收藏家。他曾在美国学习半导体生产技术，回到台湾后成为联华电子的董事长。

　　1984年，4件令他上当的“古玉”，将曹兴诚从半导体的世界“诱入”文物艺术品收藏。

　　2007年，前苏富比英国主席詹姆斯·斯图尔顿出版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收藏家》，历数了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100位收藏家，其中包括三位华人：仇燚之、赵从衍，以及曹兴诚。其中，前两位大藏家已经作古，最年轻的曹兴诚也已是满头华发。第一财经记者日前在上海见到曹兴诚时，他面带红光、步履矫健，而他也确实仍活跃在与文物和艺术品相关的方方面面 。10月的香港秋拍，瀚海拍卖将他请去谈收藏和佛学；11月在上海开幕的华人收藏家大会秋季论坛中，他又以《佛学与佛像》为题做了讲演。

　　第一次走进古玩店购买艺术品，曹兴诚的初衷也不是为自己收藏，而是打算为一个喜爱古玉的朋友买一份礼物。进店之后，他为朋友买了一块，又为自己选了3块。和4块玉一起被他带走的，还有老板赠送的两本有关古玉的书籍。曹兴诚回去翻开书一看才发现，自己手上的玉器与博物馆中的名品相似。“这是反常识的，我当然要怀疑了，为什么都会拿到双胞胎呢？”再一看，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有一件玉器，玉管上有豹匍匐着，与自己手中那件极为相近。“只是，博物馆里那一件四肢极有力量，而我手中的这一件，手脚都好像是被打折了一样。”曹兴诚笑道。

　　意识到自己买到了赝品，他一口气买了十多本有关古玉的书籍，仔细翻看后对玉器的真假有了深入的认识。古玩行里曾经流传着一种说法，刚入行的人总会买到假货，权当是交了学费。但在曹兴诚的眼中，这句话只是无可奈何之下的自我安慰，他无法容忍错误的再次发生。“一开始收藏就要买到真东西，如果买错了，恐怕就要一路错下去了。”他说。

　　因为相熟的古玩经纪人也经营青铜器，时常将手头的珍玩拿给他鉴赏。在玉器收藏中磨练了眼力后，曹兴诚对青铜器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渐渐地，收藏的重点也发生了转向。“在玉器的收藏上，我修习了比较敏锐的眼光，知道什么是死的，什么是活的。”曹兴诚口中的“死”与“活”，其实正是东方审美理论中“气”的概念。先秦两汉确立的“气性论”进一步促成了“气”的概念在审美领域的渗透。“王世襄先生为什么能够与文物隔地很远，还能辨识真假？他说，他看的是一股‘气’，我的说法就是‘死’与‘活’。”

　　文物的魅力在于从来无言，却能确凿吐露历史之兴衰荣枯。“西汉的玉器是最有力量的，但到了东汉，气质就绵软了。”曹兴诚说。那个时候，“富贵”、“宜子孙”这样的字眼都被镌刻到了玉上。在他眼中，这种世俗诉求的大量出现，显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已不再昂扬。对青铜器也是如此，曹兴诚更愿意收藏青铜时代鼎盛期的产物。 “商代与西周早期是我国青铜器铸造的高峰。其他时期的青铜器，除非在创意和美感上十分独特，否则我是看不上的。”从他收藏古物的眼光看，伟大的艺术品往往诞生于伟大的时代，而构成一个伟大时代的则有三种因素：经济、政治以及信仰。“带着信仰创作，这一点很重要。”他向第一财经记者强调。

　　他不为自己欣赏艺术品的门类设限，但对于入藏标准，他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规矩：收藏那些让自己“肾上腺素飙高”的艺术品。“所谓环肥燕瘦，好的艺术品往往不守定规。”曹兴诚说。他说，那些能让他兴奋的艺术品往往“潇洒从容、出人意表”，而差一点的则是“东施效颦、捉襟见肘”。对于让自己的收藏形成一个脉络，曹兴诚倒并不苛求。“收藏毕竟不是学术研究，如果别人要学习，大可以去博物馆。”他说。

　　多年的收藏，即便见多识广的大藏家也难免会收到零星赝品，曹兴诚又是如何能够尽量避免“打眼”呢？“常识”是曹兴诚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时常强调的字眼。“知识确实很重要，但作假的人往往更有知识。和他们比，我们不一定占上风。这时候，知识就不如常识了。”曹兴诚说，“比如，刘益谦先生用近3亿元买下了鸡缸杯，现在一个人说一个器形、釉色、胎、颜色与画工都和这个杯子一样的瓷器只要10万，那就是反常识的了。知识是死的，但常识是活的。”

　　曹兴诚收藏的领域非常广泛，古玉、瓷器、青铜器到书画，这些他都有所涉猎。到了博物馆，他并不只看中国文物，古今中外的艺术品，他会留意观赏，并试图找到它们的共通性。比如， “中国古代青铜器雄浑的力道和古埃及的雕塑与壁画极为相仿。” 他认为，广泛地接触各国艺术品也是提高眼力的重要方式。

　　曹兴诚也曾在拍场上出手凶猛，志在必得。他家中的收藏囊括了各个朝代的文物，一度有“小故宫”之称。“我一直小心地控制这数量，但还是太多了。锁着它们终究不是一件好事。”他笑着说。2000年，他出价竞夺明嘉靖“五彩莲塘鱼藻纹盖罐”，坚持比当时世界最大牌的古董商之一乔瑟普·埃斯肯纳茨多出一口价，当时出价达4400万港元，震惊世人。但现在，曹兴诚对收藏的态度似是有了改变。他说：“其实，艺术品收藏有点囤积的意思，多到一定程度就应该释放一点。”

　　转折或许就发生在拍下“五彩莲塘鱼藻纹盖罐”那年。当时，曹兴诚与台湾法鼓山的开创者圣严法师结缘。“师父临终前曾嘱咐我思考佛学与科学的关系。学佛以后，更觉得收藏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今年以来的数次公开讲演中，他大都选择佛学与收藏为题，也开始收藏古代佛像。“佛像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从审美的角度看，有些是高度艺术的。”他不执着于佛像的美感。用他的话来说，佛像只是“相”，它是用来引导人触及“本体”的。

　　因为对佛学的追寻，收藏对他的意义也变得不同。2008年汶川地震。曹兴诚珍藏的“乾隆御制料胎画珐琅西洋母子图笔筒”拍得6500万港币，他将半数款项交给台湾红十字会及法鼓山佛教团体支援灾区救灾。另有一半则捐入台湾其他慈善团体。事后，他在博客中写下自己当时的想法：“当然，筹款不一定需要义卖东西，但这样或许可以让人了解，收藏家不一定都是占有欲超强的怪物，也有人收藏的目的是为了欣赏和研究，并不那么在乎拥有与否。”

　　10多年来，仍有令曹兴诚无法释怀的文物，皿方罍可算其中一件。2001年，皿方罍器身出现在纽约佳士得，曹兴诚也参与竞拍，只差了一口，无缘收藏。“如果价格不是在最后冲得那么高，我就想要把湖南省博藏的盖子和器身合起来，在两岸各地举办展览。门票收入若能让我收回一半成本，我就捐给台北故宫。”他说。

　　今年3月，他得知皿方罍将再次出现在纽约佳士得拍场，便向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提议：请公立博物馆前去纽约洽购。之后，他又与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等人一起在社交网络呼吁，请国内藏家不要参与竞价，也尽量避免外国收藏家买走器身。最终，湖南省博物馆通过洽购买下了皿方罍器身，这件青铜重器终于合而为一。

　　“倒不用把这件事说成是国宝回归。”在曹兴诚看来，促成众多华人藏家共同呼吁皿方罍回归的情感力量并非“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很肤浅。这是人类文明的遗产，器盖合一，这是对文物起码的尊重。我们应该成全其完整性。我想，外国藏家也会乐见其成。”他说。

　　把文物留在它的出土地真的对吗？公立博物馆又是否是文物的最好归宿？虽然，皿方罍回归出土地湖南是曹兴诚的心愿。但对这样的问题，曹兴诚的看法很辩证。他谈起伊斯兰国武装屡屡毁坏其占领区的历史保护建筑遗迹和珍贵文物，十分痛心。“如果对文物真的有爱护与保全的心理，外国的艺术品也值得你去保存。反之，文物外流，也并不意味着失去。因为，如果当地没有保存文物的力量，或对艺术失去敬畏，那么，就不应该将它们放在原地。”

　　曹兴诚曾将一对陶猪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原来觉得公立博物馆应该是艺术品最好的归宿。”但后来他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即便是最先进的博物馆也会有预算捉襟见肘的时候，自己的收藏能否在那里得到重视、得到好的展示与保护，这都是问题。”他认为，有时候，市场或许也会在寻找文物归宿这件事儿上发挥好的作用。通过竞价让艺术品流转到那些掏了真金白银的人手中，想让他们不爱惜都难。

　　“我希望尽量让艺术品与我生活在一起。”为了凸显艺术品，曹兴诚的居室装潢很简约，墙壁更是素净。他把戴尔·奇胡利创作的玻璃制品与陶狗放在一起，而日本当代艺术家千伯住的水墨瀑布则与一尊佛像相得益彰。他说，好的艺术品，无论其来自哪一种文化，摆在一起都能够融洽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