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墓被盗案：为家族后人所为 曾轰动京城

世间再无多尔衮墓，多尔衮及其家族墓地也就此消失，那些盗案报道中罗列陈述的种种奇珍异宝及历史谜团，都只能停留在偶尔翻阅到几页旧报纸的后世读者之追思与想象中了。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1650），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阿巴亥第二子。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顺治七年（1650）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追封为“清成宗”。两个月后，于顺治八年（1651）二月剥夺多尔衮的封号，并掘其墓。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为其平反，恢复睿亲王封号，重葺墓地，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据史料记载，多尔衮死后，被苏克萨哈、詹岱告发多谋逆，惨遭掘墓鞭尸。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称：“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直到乾隆时期，多尔衮墓才得以重修，暂得安宁；未曾想，仅仅过了150余年，多尔衮墓又遭盗墓，且为家族后人所为，一时轰动京城，众说纷纭。
　　1931年3月10日，北平《世界日报》以“前清睿親王墓被盗”为题，报道了一起盗墓案，随后的11日、14日两天，又作了连续报道，多尔衮墓被盗案浮出水面。其中，14日的报道对这起特大盗墓案件做了基本事实陈述与案情总结，相当于给了当时的北平市民的一份官方公告。
　　从多尔衮嫡孙、世袭睿亲王（民国已废除封号）的中铨口供来看，盗掘祖坟、与外人平分墓中珍宝的事实已确凿无疑，实在是败家玩意，斯文扫地了。口供中的盗墓时间按公历推算，应为1931年2月7日上午8时至下午2时，“刨”了足足6个小时，所得金器玉器及财宝确实是不少的。据报载，4月7日，中铨等案犯被大兴县公署押解至法院，中铨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此案告一段落，尘埃落定。
　　但多尔衮家族的墓地并未就此安宁，虎视眈眈的各路盗墓者依旧在等待时机，随时都会再下手盗掘。以多尔衮为首的睿亲王家族墓地，散布于京郊多处，还有多座后来世袭睿亲王的王爷墓地，墓中未知珍宝太过诱人，总会有铤而走险者蠢蠢欲动。果不其然，继中铨盗案之后不到一年时间，1932年初（旧历为1931年十二月）在昌平又发生了一起多尔衮家族墓地盗案。近一年后，1932年12月，这桩盗案才告破获，案情公之于众。
　　1932年12月1日，《世界日报》刊载“多尔衮坟墓被掘”的报道，第一次向世人披露此案案情。据报道内容看来，如果不是因为盗墓者群体内讧，这桩隐密的盗墓案不知道还要隐匿多久。仅从多尔衮后裔对墓内失物的统计来看，金玉财宝的数量与品质都是相当惊人的，甚至于并不亚于中铨盗案中的珍宝。别的姑且不提，单单是提及的“翠玉白菜一颗”，恐怕就是国宝级的顶级珍宝了，是否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翡翠白菜同宗同源，虽不得而知，却可以想见其随葬品规格之高了罢。而“纯金五供一堂”，也绝非一般金器可以比拟，从中透露出来的多尔衮家族权倾朝野之气焰可见一斑。所谓“五供”由鼎一只、烛台一对、花觚一对组成；这组器物大多摆放于宗祠庙宇，祭奠先祖，常见于明清陵墓。现存的明清陵墓中，玉石、铜、锡、瓷、珐琅等各种材质的五供均可见到，但纯金制作的还闻所未闻，在亲王墓地中使用纯金五供随葬，已然有“僭越”祖制之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无论如何，从多尔衮家族墓地中被盗珍宝的数量与质量来看，案情都十分重大，可谓国字号大案。
　　然而，这桩轰动一时的盗墓大案，之后竟然再没有任何音讯，也再没有相关报道的下文。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军于1940年左右，将位于大兴县的多尔衮墓地拆毁，修建了跑马场。至此，九王坟仅存红墙根基和宝顶前三合土拜台。1954年又因大规模城市建设需要，将墓地彻底铲平。从此，世间再无多尔衮墓，多尔衮及其家族墓地也就此消失，那些盗案报道中罗列陈述的种种奇珍异宝及历史谜团，都只能停留在偶尔翻阅到几页旧报纸的后世读者之追思与想象中了。
　　肖伊绯
　　职业作家，独立学者，已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等十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