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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罕见倡语书法现身:放下屠刀,立地成

中艺网 发布时间: 2015-11-29



鲁迅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幅,无论是精心之作,还是随兴所书,而今早都已是凤毛麟角。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获悉,北京匡时2015秋拍将有一件鲁迅先生极为罕见的书法作品上拍,内容颇为耐人寻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上述连署名在内总共十八个毛笔字,书于24×20厘米的色纸之上,后装裱成日式条幅,并配有长形木盒,木盒盒盖内又书有如下毛笔字:“朝花夕拾,安三 七十七”,又有一段小字道:“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此幅鲁迅书法作品甫一出现,立即吸引了鲁迅研究者们的目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曾经参与《鲁迅全集》注释工作,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科学研究与教学。据陈教授介绍,“安三”即日本人清水安三,木盒盒盖内的这段话应出自他本人手笔,而“七十七”当为他77岁时所书。“添四个字”即“朝花夕拾”,鲁迅回忆性散文集的书名。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日式条幅上署名“鲁迅”的这16个毛笔字是他称之为“故人”的“周树人先生真笔”,这幅“真笔”是鲁迅书赠于他(清水安三)的。由此,又引出这位日本友人当年与鲁迅先生交往的佳话。1917年清水安三以唐朝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授佛教为榜样,由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派遣,以宣教师(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沈阳。1919年移居北京,进入大日本支那语同学会学习中文。1921年与夫人一起在北京创办“崇贞平民工读女学校”(后改名“崇贞学园”)。清水安三同情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参与日文《北京周报》的撰稿与约稿。正是在北京期间,他与日文《北京周报》的二位作者即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结识并开始交往。
  鲁迅手书佛偈的前两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所习见。但鲁迅笔锋翻转写下“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却很具批判性和讽刺性,带有鲁迅一贯的思想深刻、言辞犀利的特点。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也对此手迹的历史背景做了一番推测。他认为,这幅书法作品的创作年代应该在1931年前后。这一年鲁迅、内山完造、增田涉和清水安三在上海见面交谈相当频繁。有一天,鲁迅到住处附近的内山书店谈天。谈话间,内山完造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的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觉得这番话说得好,第二天据此写成《赠邬其山》(邬其山为内山完造中文名)一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如果将这首诗浓缩一下,特别是把后四句加以引申,就是鲁迅手书四句佛偈的精神了。
  鲁迅虽不信教,但对于信仰坚定、舍身求法的人心怀敬佩,常致赞辞,无论其信仰的是什么教派。他对基督教徒内山完造和清水安三有好感,就因为他们日常笃信力行,不是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无特操者。清水安三1910年考入京都的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大学五年级时读到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和尚的事迹,遂立志到中国传教,以回报鉴真和尚历尽磨难为日本带来佛教的恩德。他热爱中国,真心关切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尽力帮助普通民众摆脱苦难生活,不惧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抗争。他充分认识到鲁迅的价值,赞扬鲁迅“痛苦地诅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将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加以咒骂”的思想和文风。“清水安三喜欢鲁迅这一半抄录一半发挥的四句偈,请鲁迅书写,装裱珍藏,正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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