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总编乾隆爷：破坏王还是鉴赏家

　　“《石渠宝笈》特展”观者如堵，排队数小时只能在藏品前瞄一眼。对《石渠宝笈》和乾隆，不仅坊间众说纷纭，专业人士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点赞者言—乾隆才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院长，将来会有“乾隆学”。

　　本文选自《289艺术风尚》2015年9&10月合刊，未经授权，谢绝转载。

　　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五日（1736年），为庆祝登基，乾隆决定仿绘一幅古画，选中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这件他还是宝亲王时就念念不忘，孜孜以求，却始终无缘得见的传世珍宝。乾隆下令宫廷画师陈枚等人，参照历代仿作绘制了大清版《清明上河图》（即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借《清明上河图》之名，反映他心目中富足、兴旺的理想社会。”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对Art289记者说。终其一生，乾隆都在命令臣子四处寻访这件遗失的名作，直到他驾崩后的1799年底，嘉庆帝查抄原湖广总督毕沅家，得其秘藏张择端本《清明上河图》，至此《清明上河图》原作终得入藏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

　　乾隆辞世后二百多年，《清明上河图》成为亿万国人追逐的对象，“故宫跑”成为时下最火的话题——午门千米冲刺，武英殿前的长龙，展前人山人海，被保安催着随人流匆匆而过，看《清明上河图》犹如一场战斗。一入宫门人似海，汹涌的人流在文雅的展览面前，斯文尽扫。某拍卖大佬抱怨，即便在“特展”闭馆日，面对的仍旧是无边人潮。“怀着上朝的心进宫，带着上坟的心出宫”，“无力吐槽”已成为多少大费周章“进宫者”最深切的体会。“《石渠宝笈》特展”也因此被称为一场“到此一游”的国宝盛宴。

　　是什么让“《石渠宝笈》特展”如此受追捧？《石渠宝笈》这一传世巨著与其“总编”乾隆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一鸿篇巨制的编撰背后初衷何在？反映了乾隆怎样的鉴藏深度和品位？

　　“《石渠宝笈》特展”被认为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系列展览中最令人期待的展览，故宫拿出了“压箱底”的历代书画精品。武英殿、延禧宫两个展场两期一共展出书画藏品283件。除了全民慕名往观的《清明上河图》外，还包括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韩滉《五牛图》、东晋王珣《伯远帖》、东晋顾恺之《列女图》（宋摹本）、唐冯承素摹《兰亭序》、宋赵昌《写生蛱蝶图》、宋徽宗《听琴图》等书画精品。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曾君介绍，此次“《石渠宝笈》特展”中，武英殿东配殿专门策划了“考订辩伪”部分，将真迹与伪作并置，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弄清《石渠宝笈》著录中误讹产生的原因，纠正著录之误，“给乾隆揭短儿”。

　　“《石渠宝笈》虽为皇家收藏，却也不乏伪作和仿作。‘考订辩伪’单元主要采用前辈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即通过真作与仿作对比，明辨是非，说明这些作品的时代和作者归属。”

　　在“考订辩伪”部分中，不乏乾隆当时珍视的作品，如乾隆珍赏的明代王宠《临帖册》，后经专家认定为仿作。又如倪瓒《狮子林图》，著录于《石渠宝笈》卷五，画面钤有明项元汴、董其昌，清孙承泽及清帝乾隆、嘉庆、宣统等人藏印数十方，乾隆生前对该作珍爱有加，命内廷重新装裱，收入《石渠宝笈》初编，亲自题签书写引首，在画面上反复题跋六则。在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至苏州狮子林时，特命邮寄此卷至吴地，临摹并题诗一首留于吴中。著名鉴定家徐邦达对该画作研究后，指出该作“诸印亦伪”，最终的结论是“应为旧摹本无疑”。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文金祥也认为该作“为明人的仿摹之作无疑”，是“明显的赝品”。

　　同为《石渠宝笈》著录的倪瓒作品，现藏故宫的《古木竹石图》曾被元末明初大藏家张简、清藏家梁清标等递藏。徐邦达在其《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一书中，也认为“目鉴该作为真”。然而，故宫博物院书画研究院院长肖燕翼通过对画面风格、印章、题跋的仔细对照研究，认为倪瓒这件作品当属赝品。

　　上海博物馆藏倪瓒《汀树遥岑图》曾被吴湖帆收藏，在其《丑簃日记》“一九三七年”条中，记载该作“装裱后觉得精神焕发”，“此图堪称云林甲等，非等闲之笔可拟也”。然而，肖燕翼通过《石渠宝笈》的用印规范，将盖在画面的“石渠八玺”与同出自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所藏《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中的印章对照，认为画面印章多为“伪印”。而在1980年代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所编《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二册中，徐邦达对该作的鉴定意见为“茅亭、细竹为后人添入”。肖燕翼表示：“或者先生已识其伪，只是点到而已，不再明说了。”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调侃，肖燕翼给乾隆以来的宫廷绘画鉴定家“补了两枪”。通过研究，不仅找到了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倪瓒赝品，“自清门户”，同时还找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石渠宝笈》中的赝品，帮上博“清理门户”。

　　台北故宫博物院助理研究员陈韵如通过《石渠宝笈》所见宋徽宗形象，分析清高宗乾隆对他的态度和立场。据她介绍，《石渠宝笈》各编记载的宋徽宗作品粗略统计有七十余件，“基本收入了目前所有存世的徽宗画作”。而归入宋徽宗名下、现仍存世的作品有三十余件，台北故宫就有近二十五件，若从实际作品风格加以判断的话，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可能仅有5件作品较常被视为有据之作”。

　　通过为数不少的个案分析，肖燕翼表示，《石渠宝笈》著录、藏印，往往随着皇帝的喜好，颇多随意性，“被著录、钤加御玺的书画，不乏赝品充斥其中”。清末民初，随着内府书画的流出，仿制内府藏书画的现象随之产生，因此真伪掺杂，情况更为复杂。迄今为止，各种研究考证出的《石渠宝笈》著录，从唐至清历代赝品就有数百件，其中既有清初四王的模仿之作，也有明末的“苏州片”，更不乏当代作伪的古代巨迹。

　　关于乾隆被坑的故事，传闻最多的就是高士奇明目张胆地将自己收藏中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册，将伪劣、价廉之品进呈给乾隆，其中一些也入了《石渠宝笈》著录。收藏家石建邦告诉Art289记者，图书馆专家钱存训曾收藏一册高士奇精写本《江村书画目》，明确标明了“进上”和“呈上”这样的字，而这些作品大多是售价几两银子的赝品，比如，在标注“进献”的“钱选《竹林七贤》”条下，就注了“不真，二两”。这样的一些实例，也形成学界部分研究者的共同观点——《石渠宝笈》中著录书画不乏历代伪作仿作，乾隆并非造诣精深的藏家。

　　曾君为Art289记者详细分析了《石渠宝笈》著录伪作的来源：其一，源自之前的藏家。乾隆一般延续前人鉴定结论，可能就延续了此前的误订，比如《狮子林图》，明末清初就经过藏家孙承泽、高士奇递藏，后入清内府。实际上，早在明末清初，《狮子林图》至少就有4 个版本，当时有言“家家有云林，真者百无一”；第二，乾隆并不是每件作品都过目，主要还是《石渠宝笈》的编撰团队负责辨别真伪，他们的把关很重要；第三，《石渠宝笈三编》是嘉庆朝编撰的，出现伪作与乾隆关系不大。“‘石渠三编’总计一万多件作品，出现误判、误订的情况也很正常，不能将所有误订、看走眼的情况都算在乾隆头上。”其实，乾隆下旨编撰《石渠宝笈》时，就已经意识到“籍轴既繁，不无真赝”。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丹霞在其讲座中明确指出，在“石渠三编”中，“续编”的整体质量最高。

　　陈韵如在研究中留意到，乾隆曾说，“不必留意于款识真伪间”。一般而言，收藏首重真伪，乾隆这样的态度让人疑惑。陈韵如指出，乾隆认为画作真伪判定并非鉴藏首要条件，他更关注“寓意而正”，这一态度是了解《石渠宝笈》著录画作真伪的重要背景。

　　曾君强调，古人与今人对于书画作品的真伪观念差别巨大。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古人临摹古书画的主要目的在于保存旧迹，并非出于经济利益，有意混淆真假。“整体赝品的比例没有现在有的研究者说的那么大，绝大部分还是相当可靠的，不能因为《富春山居图》这样的特例，就说《石渠宝笈》的作品都不可靠，这样的故事太有名，对乾隆误判有些放大。”

　　据故宫博物院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故宫所藏石渠著录，包括书法228件，绘画1001件，共计1229件，其中宫内旧藏899件，新中国成立以后回归，也就是所谓的“二进宫”、“三进宫”的藏品330件。曾君认为，以故宫目前所藏一千多件作品的真伪情况，来推断共有一万多件著录作品的《石渠宝笈》的真伪比例，“样本数量不够，不能以此确定真赝的比例”。“即使是故宫现在所藏的一千多件作品，也没有准确的真伪统计，但赝品的数量其实不是特别大。”

　　青海美术馆副馆长曹星原充分肯定《石渠宝笈》，她表示：“相比整个收藏的巨大数量，赝品的出现也是在所难免，总体而言，这部鸿篇巨制的准确性相当惊人。”

　　乾隆25岁登基，在位六十载，对艺术鉴赏和文物考订怀有高度兴趣，时常在藏品上题诗作画，通过这些御制诗画，不仅能了解乾隆的艺术赏鉴，也可窥见其艺术品位。

　　然而，他也因为这一嗜好被后世称为“破坏大王”。对于以儒雅风流、热爱收藏著称于世的乾隆爷的品味，“不敢恭维者”大有人在，调侃、嘲讽乾隆艺术趣味甚至成为某些人的一大乐趣。“《石渠宝笈》特展”参观者中，不乏拿宋徽宗与清高宗一较高下的：同为艺术皇帝，宋徽宗被后人评为“诗书画”三绝，不仅工丹青，更以其独具风格的“瘦金体”书法彪炳艺术史；而乾隆帝是装斯文，只会放“弹幕”（在各种名迹上题记），“毁画不倦”。

　　收藏家石建邦对乾隆收藏翻老账，大肆调侃，炮轰乾隆皇帝的艺术品位，其文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深得网民之心。“自诩风雅”，“狗画圈圈般的‘御题’字样，无孔不入”，《石渠宝笈》“实在也是一本好大喜功、真伪参半的烂书”。进而说到乾隆的书画收藏，“这位破坏狂的行径更是令人发指”，“书画珍品只要到了乾隆手里，少不了如狼似虎般糟蹋玷污”。石建邦认为“清一代美学倒退，即使工艺品也是媚俗繁琐，缺乏内涵”，“拥有最高权力的暴发户”摧残了文化。

　　乾隆随意题跋、钤印，累累的印章和题诗将画面塞得密不透风，破坏了画面的留白和空间感，已成为他在书画鉴藏上最受诟病的软肋，后世调侃其在传世珍品上“佛头着粪”，是传世名画上的“牛皮癣大王”。台湾收藏家曹兴诚发牢骚：“乾隆老儿霸道得很，古玩字画无所不玩，最可恨的就是在画上加盖他的印章，任意制造牛皮癣。”石建邦直言：“那死蛇挂树、蚯蚓走泥般的烂字，题满画幅，将一件画作弄得牛皮癣般伤痕累累，不仅割裂整体构图，对观赏者也是一种强奸。”

　　这方面流传最广的段子当属乾隆“打眼”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被乾隆视为真迹的“子明卷”，上面御题、御跋、御记、御识多达55处，实在无从下笔了，才恋恋不舍题上“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至此画卷已被他的题跋和印章弄得“满目疮痍，体无完肤”。而被错认为赝品、打入冷宫的“无用师卷”却因祸得福，画面得以保全。

　　此外，被乾隆珍视的“三希堂”珍品之一的《快雪时晴帖》，乾隆在不大的画面上题记七十多处，加上印章，可谓触目惊心。后代研究统计，乾隆用于书画钤印的印章竟有一千八百多方。

　　乾隆通过《石渠宝笈》对历代收藏书画进行大规模整理的同时，还对艺术品做出重新解读和品评。《石渠宝笈》初编将编入作品分为“上等、次等”，依据标准为“的系真迹而笔墨至佳者，列为上等；若虽系真迹，而神韵稍逊，及笔墨颇佳而未能确辨真赝者，列为次等”。而在现今存世古书画中，也出现“神、妙、能、逸”的乾隆题字或“古、清、雅、高、俊”等评判字眼。

　　然而，在该书的编撰中，却出现了优劣不分的著录情况，后世研究者发现，《石渠宝笈》初编中被列为“上等”的柳公权行书《兰亭诗》（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五代杨凝式行楷书《韭花帖》（无锡市博物馆）其实均为赝品。

　　台湾东吴大学讲师卢素芬以《石渠宝笈》为研究对象，古今对照，分析乾隆的品鉴趣味与今世品评的差距。据她介绍，台北故宫藏品中，有17件曾被《石渠宝笈》列为“次等”的作品，后经专家逐年分批审定，今已跃升为“国宝级文物”，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大名鼎鼎的范宽《溪山行旅图》，在《石渠宝笈》中位居最次的“地字号”，现被评为台北故宫“镇院之宝”。

　　后世多有研究者表明，乾隆的审美品位竭力“模仿”中原传统士人的审美趣味，比如董其昌。乾隆对于倪云林画作的追捧，与董其昌一脉相承，不仅收藏大量倪瓒画作，还取其斋号修建清閟阁，珍藏其画作。北京画院研究员赵琰哲发现，《石渠宝笈》著录的倪瓒画作达73件，位居“元四家”藏品数量之首。清初私人藏家手上的倪瓒画作大部分都辗转流入内府，形成倪瓒作品“集大成”的局面。《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倪瓒画作共计42件，其中只有两件被列为“次等”，其余40幅均为“上等”，足见乾隆对倪瓒画作的热爱。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张震表示，乾隆在题诗和题跋中对赵孟頫、钱选、倪瓒、王蒙等大加赞赏，尤其喜欢倪瓒的作品，倪瓒的很多作品被定为“逸品”、“神品”、“妙品”，甚至被推为“神品第一”、“逸品上上”，他的欣赏趣味与董其昌有近似之处，但比后者趣味要广泛得多。“乾隆不仅对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文士在鉴藏方面进行积极的模仿，而他一直试图超越的也是其模仿的‘偶像’”，总体而言，“乾隆欣赏绘画的趣味十分宽泛而包容”。张震总结，影响乾隆审美的主要原因有几条：重视画家的人品；重视绘画者的文艺修养；重视不求形似的“气韵”和学问与士气兼备；此外还重视以书入画。

　　陈韵如认为，《石渠宝笈》“不仅仅是清册账目，一方面能显示清内府整理所藏书画的架构概念，另一方面也包含复杂又大量的鉴藏意见”。他从《石渠宝笈》中乾隆对宋徽宗的点评入手研究，从所见的资料来看，对于宋徽宗的艺术成就，《石渠宝笈》并没有太过负面的批评。比如，在被定为宋徽宗所作的《鸲鹆图》上，乾隆御笔写上了“活泼泼地”4个字，给宋徽宗的画作“手动点赞”，更盛赞另一件徽宗作品《雪江归棹图》，“足为《石渠宝笈》中宋人画卷之冠”。

　　陈韵如相信，“清高宗虽于前人画史意见取得参考，却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他独特的画史意见”，“这一方面来自于他所依据的文献，但更关键的在于他拥有的收藏实物，因此能在文字之外，与作品风格直接对比。”比如在《柳鸦芦雁卷》上，他就反对董其昌看伪的鉴定意见，称赞宋徽宗“绘事本精”。

　　曾君表示，乾隆立足点更高，他的鉴赏眼光比一般藏家更为包容，考虑得更多，从不同角度出发，兼收并蓄，接纳不同种类、风格的艺术品。不能拿一般藏家的标准和乾隆比较，他不仅在绘画，在瓷器、玉器等方面的制作，也都有具体的指示，鉴藏范围非常广，能力非常高，他考虑鉴藏标准时，有政治、文化方面的考量，是超乎所有藏家的。

　　那么，乾隆苦心孤诣编撰《石渠宝笈》原因何在？

　　在《石渠宝笈》初编的编撰上谕中，乾隆写道：“朕于清讌之余，偶一披阅，悦心研虑，左图右史，古人岂其远哉！”乍看起来，乾隆编撰《石渠宝笈》的初衷颇具天子的“任性”，只是为个人的精神愉悦。果真如此吗？

　　曹星原提出颇为激进的观点。1743年，距清兵入关正好100年，《石渠宝笈》编撰时间是多事的乾隆九年（1744年），不仅饥馑和灾荒事态紧迫，而且儒生杭世骏的奏章又显示出对满清皇帝执政能力的质疑，“乾隆皇帝诏令编撰《石渠宝笈》，并制定一切以宫廷标准作为权威象征的编撰法则”。这部权威性鉴藏法则编撰完成时，乾隆皇帝在鉴藏领域也成为权威，“这部书的编撰象征着皇权的集中，所有的私人收藏犹如海纳百川般最后都汇入帝王家”。

　　石建邦则认为，乾隆的艺术鉴赏行为，正好折射出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他表示，清政府对文化实行“大清洗”，文化专制很厉害，包括文字狱，雍正时期文字狱三十多起，乾隆朝文字狱一百多件，“清代对传统文化是毁灭性的打击，乾隆自我感觉是盛世，典型‘自恋狂’，感觉自己是最伟大、最清明的君王”，“通过这种角度，来打扮自己，很多都是粉饰太平的文化工程，《石渠宝笈》也是如此，是作为‘国家工程’来做，有很多漏洞。”

　　赵琰哲认为，作为满族皇帝，乾隆对倪瓒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汉文化修养，也是主动向汉族文人审美趣味靠近的一种方式。台北故宫一套《历代画幅集册》中，藏有一张宋代人物画，画面中，一位儒生坐在榻上，身边童子正在沏茶，榻后立着一面屏风，屏风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正是儒生本人。根据这幅画的布局，乾隆命宫廷画师丁观鹏画了5幅形态和布局一模一样的画作，取名“是一是二图”（今又称《弘历鉴古图》）。画中乾隆身着汉人服饰，坐在榻上赏鉴皇家收藏的各种器物，身后的屏风上，悬挂着一幅与榻上乾隆一样容貌的画像。画面乾隆题字：“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从这样的画面也可一窥乾隆的哲学思想和治国理念。

　　《石渠宝笈》收录并被列为“上等”的《十八学士图》，乾隆评论“莫若宋徽宗此卷为艺林之最珍”，甚至强调“而予以此卷为最可议”。在陈韵如看来，乾隆所谓的可议，“并不在讨论画作的真伪，在乎的是十八学士事件的政治意涵”。作为君王，一切从政治出发，鉴赏也为政治服务。“图画者，成教化，助人伦，乾隆对于艺术的认识，又回归到传统儒家思想”。

　　陈韵如表示，乾隆借对徽宗画艺的评论，“意图凸显自己对内容意义的掌握更胜过宋徽宗”。他曾在宋徽宗《枇杷山鸟图》上题诗，内中两句为：“宣和工位置，何事失东京。”在赞扬徽宗绘画成就的同时，不忘批评徽宗，“议论其失败的帝王身份”。

　　尹吉男也表示了他的疑惑，“到底乾隆是希望宋徽宗画得好还是画得不好？如果画得好，他有一位古代对手；画得不好的话，又缺乏对话基础，但他有另一条政治的对话线索”，——所以乾隆才会在徽宗《枇杷山鸟图》上题写“宣和工位置，何事失东京”。

　　曾君认为“内圣外王”是分析乾隆艺术鉴赏活动最好的总结和指导思想，一方面是对正统文化的扶持，追求儒家传统，一心要做一个圣明的君王，“内心非常推崇儒家文化，是正统文化的领导者，完全融入到文化里，而不是异族的统治者”。他对《兰亭序》的推崇，对董其昌“画禅室”观念的推崇，对倪瓒等文人画家的推崇，都能表现这一点。

　　在市场上，《石渠宝笈》是一剂创造天价的兴奋剂。据中国嘉德古代书画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公司成立以来，迄今为止，经手的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作品达一百多件，其中多件再次被“收回宫内”。成交作品大多价格不菲，比如2010年11月中国嘉德上拍的董其昌行书叶向高撰《龙神感应记》手卷，以4480 万元成交，此卷2008年11月在中国嘉德估价850万至1000万元，未能拍出。2010年，中国嘉德春拍宋人《瑞应图》手卷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最终成交价为5824万元。

　　时至今日，但凡在市场出现《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就连乾隆本人的作品，大多以天价成交。2010年，乾隆1750年作《御笔汉柏图》以8736万元成交。而2014年，他的《白塔山记》以1.16亿元成交，被评为“史上最贵游记”。

　　石建邦告诉Art289记者，对乾隆和《石渠宝笈》著录的盲从，导致目前爆发户盲目追逐《石渠宝笈》著录作品。“中国的王权思想根深蒂固，乾隆自认为是开明皇帝，仍旧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没有西方现代意识。在欧洲，已经开始人文主义的思想，开始出现近代博物馆，分享皇家收藏，乾隆皇帝仍是将天下收藏视为自己的私人收藏，将其作为个人财富，乱涂乱画乱题跋。”

　　时至今日，民众对于乾隆皇帝书画品位的了解，无不来源于各种肥皂剧和坊间传闻、戏说、野史。对乾隆在《石渠宝笈》中的眼光也颇多质疑，而受过去对封建帝王批判态度的影响，甚至没怎么正视过这批深藏宫中的国宝。

　　在北京故宫，珍藏了乾隆11岁时临摹颜真卿多宝塔碑帖的一页书法“作业”。书法是他的必修课，每天临摹一页。从年幼开始，乾隆就从研习颜真卿大楷开始，后对王羲之、赵孟頫、董其昌等历代书法名家均有系统临摹，现存乾隆书法作品达万件之多，堪称历代帝王之最。

　　美术史论家傅申表示，乾隆一生写了4.2万首诗歌，平均每年创作近七百首，诗的总量与《全唐诗》相等，每12年编制一册“御制诗集”，却被后人说成“打油诗”。“但是他诗才敏捷，出口成章，很多典故连他亲近的大臣都不明白，典故一多，就不容易被了解。”傅申说。

　　傅申回忆了多年前的一件事，当时他到香港拜访饶宗颐，正在研究乾隆的傅申甚至不好意思告诉饶宗颐他在研究乾隆作品，“怕他骂”。“还在台北故宫时，受到很多前辈影响，批评乾隆‘字是面条字，诗像打油诗，破坏很多画面’，对他并不尊敬。”饶宗颐告诉傅申：“乾隆深不可测。”

　　傅申表示，清代皇家的教育是很齐备的，训练未来的继承人文武双全，乾隆做皇帝前已是青年才俊，不像他父亲和祖父。他相信，现在有了故宫学，对乾隆的研究非常热门，“我越来越佩服他，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可是也恨他，很多时候被他搞得晕头转向，研究不完，他责任是皇帝，鉴藏只是一部分，留下四万多首诗，将来肯定会有‘乾隆学’。”傅申将乾隆比作“故宫博物院奠基人”，“他才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院长，很多画和器物都是他收集来的。”

　　曾君表示，在艺术和文化上，乾隆是有大作为的，首先是保护、鉴藏传统绘画，学界共识，清宫文物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堪称北宋后皇家收藏最高峰，“集古今大成”。美学上来说，每个人有差异，艺术不是唯进步论，艺术是不断丰富的，不存在进步或倒退，乾隆时期，宫廷内吸纳西洋画师，与乾隆趣味相杂糅，创造了新的宫廷画风格，“虽然与传统文人画相距甚远，但丰富了中国绘画艺术，使得中国绘画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

　　“乾隆具有深厚的修养，能写能画，从留存至今的画作来看，水平不是特别高，但作为一个有修养、有抱负的君王，对书画有这样的造诣，做了这么多保护方面的工作，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曾君又补充：“他的标准，不能以梁清标、安歧这样专业收藏家的标准来要求，他不是一个职业收藏家和艺术家，他首先是一个君王。”

　　乾隆年间张照等人编撰的《石渠宝笈》，被视为当代最主要的书画收藏参考典籍之一，卢素芬表示，后世的订误、辨伪依然不能抹杀《石渠宝笈》的重要性，“其丰富的内容对收藏史、艺术史、宫廷史的研究都很有价值。”她认为，这部成书于18世纪的宏伟巨著，几乎具备了当今博物馆电子数据库的规模，是博物馆学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石渠宝笈》

　　清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全书分初编、续编和三编，分三次编撰，分别成书于乾隆十年、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历时74年。

　　《石渠宝笈》著录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等共9类，总数255册，收录藏品万件之多，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被誉为“为2000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了一个句号”，成为今天探寻、研究清宫书画旧藏的最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