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中秋”“伯远”险流失 后被35万购回

距《石渠宝笈》三编编纂完成至今，已经过去了两个世纪。伴随世事播迁，《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书画也经历了聚散分合。在清代晚期和民国初年，原存于紫禁城的珍品书画大量流散出宫。随着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流散之珍宝不断重新汇聚于紫禁城，并得到了妥善的庋藏与修复，重现昔日神采。
　　“三希”命运多舛
　　解放前，在那段颠宕的中国历史中，无数的国宝级文物流落各地、不知去向。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就特批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北京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有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书斋，这是乾隆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200多年前，乾隆皇帝独自坐在小暖阁里，赏玩着稀世的书法珍品：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并将贮藏这三件书法瑰宝的小书斋更名为“三希堂”。然而一百多年后的那段动荡岁月，无数的国之瑰宝悄然离去，其中就包括这三件书法珍品。“三希”经历波折，如今《快雪时晴帖》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而北京故宫博物院则珍藏着《中秋帖》和《伯远帖》两幅宝帖。
　　《中秋帖》原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所作，系纸本墨迹，长22厘米，宽12厘米，草书，分3行，22个字，个个铁画银钩，书写流畅，故宫珍藏的其实是宋代米芾的临本，但即便是这样，这也是十分珍贵。
　　《伯远帖》为王珣所作，亦纸本墨迹，长25.1厘米，宽17.2厘米，行书，5行47字，是一封问候友人病况的书信。书法痩劲古秀，顿笔含章草遗意，与王羲之早期作品《姨母帖》接近。行笔出入顿挫，锋棱俱在，劲健纵横，潇洒古淡，意境悠游恬淡，是王氏家族唯一的传世真迹，也是迄今为止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
　　几易其主 终归故土
　　《伯远帖》与《中秋帖》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经战火烽烟，经皇宫书院，辗转市井闾阎，几易其主，最终回归故土。而说起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必须先提到一个人：郭葆昌。
　　郭葆昌，又名郭世五，以前是袁世凯的差官，1924年，逊帝溥仪逃窜出宫时，《伯远帖》与《中秋帖》便流落民间，被当时的太妃敬懿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小小的古玩铺“品古斋”。而郭世五就是在那里和“二希”不期而遇，他花重金买下收藏，郭葆昌死后便由其子保管。其子郭昭俊本为纨绔子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了巴结宋子文，便将二帖送给宋，碍于当时的舆论谴责宋又退回给了郭昭俊。解放后，郭昭俊带着“二希”逃往台湾，因生活困难便将二帖作为抵押物向香港英国汇丰银行贷款，赎期定为1951年11月底，汇丰银行早就对这两幅珍贵墨宝存有觊觎之心，便极力诱使郭昭俊出卖宝帖。
　　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得知这一消息，便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得知后，对此事极为关注，立即批示必须将国宝收购回国，甚至于1951年11月5日，亲自写信给当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嘱咐他们协力办好这件事，同时还电告广州市市长朱光，对负责解决所需款项，包括提供外汇，负责赴港人员的生活交通和出入境手续以及安全等事项都做了明确表示。最终，专家小组奔赴香港，认真鉴定两幅墨宝确为正品无误后以35万重金将《中秋帖》和《伯远帖》购回。那一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57亿美元，但是，为了让国宝永存故土不再流离失所，财政异常困难的中央政府还是拿出了这笔巨款，国人闻之也无不振奋。1951年12月3日，离宫后几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终于到达北京，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此时距“二希”离开紫禁城已经过去整整27年。
　　深夜告急 救国宝于危难
　　1950年的一个深夜，一封来自香港的告急信惊动了周恩来。信中写道，中国最古老的纸本画作——唐代韩滉的稀世名作《五牛图》将在香港被拍卖，10万港币的要价让这位香港爱国人士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向周总理求助，希望中央人民政府能够出资将其购回，使这幅旷世画作能够免于流落海外。
　　这幅国宝画作历代以来就被皇家及书画鉴赏家珍藏，收录于多部书画著录。清朝乾隆年间收藏于清宫内府中，安度100多年，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八国联军劫掠而去，从此这件稀世名画如石沉大海般杳无音讯。
　　半个世纪后，香港濒临破产的企业家吴蘅孙向亲友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当年他任香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时，意外机会购得了唐代韩滉的这幅《五牛图》真迹，并一直精心收藏着，时遇企业倒闭，他决定将这件旷世名画拿出拍卖以度危机。
　　虽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且财政不足的艰难时期，但韩滉的这幅《五牛图》是国宝画作，怎么能再让它流落海外？收到告急信的周恩来总理，思虑过后便立即向文化部做出批示：一、立即派遣专家前去鉴定《五牛图》真伪；二、如是真品，立即收购并选派可靠的人员安全护送回国；三、文物运回国内后交于收藏条件好的单位进行妥善保存。
　　受命回购《五牛图》的一行人来到香港后，经过专家鉴定确认这幅《五牛图》是韩滉真迹后，经过协商最终以6万港币成交。
　　出资2200万元 购藏《出师颂》
　　此次特展的级别之高可以从宋元书画的出场比例便可见一斑。赵昌的《写生蛱蝶图》也是出现在第一个展厅序列里。
　　赵昌擅长画花果、草虫，尤其以写生闻名，自号“写生赵昌”。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经过宋代徽宗内府收藏，著录于《宣和画谱》。这幅画卷上无作者款印。因明代书画家、收藏家董其昌在该图上题跋：“赵昌写生曾入御府，元时赐大长公主者屡见冯海粟跋，此其一也”，遂将此幅作品定为赵昌所画。后来故宫专家审定，这幅作品体现了宋代花卉作品的新风格，艺术水平很高，但不一定是赵昌之笔，将此画定为珍品。
　　这幅画作最早为南宋权相贾似道收藏，清代转入大收藏家梁清标之手，随即归入清内府。溥仪从故宫盗出大批书画，包括《写生蛱蝶图》，伪满时期存放在长春伪满皇宫的小白楼内。1952年，东北文化部组织工作组清查清宫散佚文物时，原伪满国兵上交此画，由当时的东北博物馆保存，后经国家文物局拨交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作为特展中的重要展品，隋人书《出师颂》、元代张达善跋《出师颂》同时亮相。《出师颂》、元代张达善跋《出师颂》，本为一卷，1922年逊帝溥仪以之赏赐溥杰，后被割裂，离散于民间，分别于2003年、1997年被中国嘉德的专家发现，通过嘉德拍场展示给世人，并最终合璧回归故宫。这两件国宝见证了《石渠宝笈》著录清宫流散书画回归的历史进程，其中隋人书《出师颂》由故宫博物院出资2200万元购藏；元代张达善跋《出师颂》为2013年中国嘉德成立20周年之际，由中国嘉德创始人陈东升倡议，中国嘉德与红树白云楼主人共同捐赠给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