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仅书画印玺就有500多方

从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种凭证的信物和管理身份的象征,到唐宋开始衍生出抒发情怀的文人闲章,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到清代乾隆更把“闲章”功能发挥到极致,个人玺印多达1800多方,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郭福祥研究称,康熙宝玺多反映古代先哲思想,乾隆光书画印玺就多达500多方。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中国玺印的本质就是凭证的信物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情况,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的频繁,需要有一种凭证的信物来检验通关的货物,在国家征收贡物入库收藏时,对物品检验后,也需要用凭证的信物来封缄收存。

　　另外,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人聪的研究,由于宗法制度的瓦解,世官世禄的废除,士阶层的兴起,官僚制度的形成,国君与所任命的官吏之间也需要有一种凭证的信物来表明相互之间的从属关系,同时也作为官吏的身份和行使职权的凭证。“中国古代的玺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社会客观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出现最早应在春秋时期,到战国逐渐普遍使用。”

　　在王人聪看来,中国玺印的本质,就是凭证的信物,但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出现了印文为吉语、箴言、肖形等的内容,例如元明以来所出现的以诗词等闲文入印的篆刻作品,虽无凭证的作用,但也可归入玺印类。

　　战国时期大多数为铜印 汉代建立官印制度

　　据了解,战国时期大多数为铜印,只有少数是用银或玉、骨、琉璃、石、陶等质料制作的。有官玺和私玺。而印文则采用篆文。钮式多为鼻钮、坛钮或橛钮,印面以方形为主,也有长方形、圆形。

　　但到了秦国,战国时那些印文字体各异,形制有别的六国玺印已经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字体和形制都风格一致的秦印。秦始皇为了维护专制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规定只有皇帝的玺印才可称玺和用玉制作,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后世多把皇帝用玺称为“玉玺”。

　　作为中国玺印发展的鼎盛时期,汉代玺印的数量日渐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不论铸造工艺或篆刻艺术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王人聪介绍:“钮式有鼻钮、瓦钮、桥钮、龟钮、蛇钮、鱼钮、覆斗钮、驼钮、螭虎钮等,汉武帝曾两次对印制的颁令,一套依照官秩尊卑而区别百官官印的质地、尺寸、钮式、印绶、称谓以及字数的官印制度便建立起来了。”

　　隋唐之后玺印出现抒发文人情怀的闲章

　　中国玺印发展在汉代,但转变在隋唐,这跟纸张的普遍使用和简牍与封泥的废止有密切关系,其中突出表现为“官印不署吏员的官职名,而是署官署名,官署印代替了职官名。”另外,印面尺寸开始变大,“方寸印”的形式逐步被改变。

　　而到了宋元文人阶层流行,玺印职能从凭证、职衔作用开始衍生出抒发文人情怀的闲章成为流行,包括后来的皇帝宝玺,也不乏抒发自己胸中情怀的玺印,从唐代唐太宗初见端倪,到宋徽宗发展较为成熟。

　　但据了解,明以前的皇帝印章,随着朝代的更迭,能够留存下来的非常少。目前较多的只有清代皇帝的玺印,清朝灭亡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其中,尤以康熙和乾隆较为典型。

　　康熙闲章在许多方面反映他的帝王风貌

　　从存世实物看,康熙宝玺多为田黄石和寿山石。而其用玺习惯也有据可依,由于康熙对书法十分喜爱,政事之余经常挥毫泼墨,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对于不同的装裱形式,康熙钤用的宝玺也有所不同,比如开本小的,会钤“康熙御笔之宝”或在册的末页钤“万几余暇”、“体元主人”等两方小玺。而引首则通常有“勤民”、“惜光阴”等。

　　在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郭福祥看来,作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皇帝,康熙刻制如此多的闲章并不是偶然,结合他的言与行,可以发现康熙闲章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他的帝王风貌,具有相当的针对性。

　　其中,“敬天勤民”简单四个字则蕴含了康熙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郭福祥认为“他把‘天’与‘民’等同看待,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即天意’。康熙帝的这些认识,无疑赋予敬天一种新的含义,与单纯的讲求天命是有本质区别的”。

　　而从康熙的御制诗文集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勤政的记述:“每以民生为念,夙兴夜寐,无时不懈也”,更言“朕先忧而饮食俱废者,为民也”。

　　根据郭福祥的研究,在康熙皇帝的宝玺中,有一类玺文诸如“我思故人”、“惟尧则之”、“坦坦荡荡”等,多与摹古、学古有关,可知康熙帝对古代先哲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视。“康熙帝以尧、舜、禹、汤、文、武、成王等历代贤君圣人为榜样,以儒家修身之道为准则,不断完善自己,这是他的目标。而‘惟尧则之’等宝玺恰恰反映了他这一思想和追求。”

　　乾隆玺印比清代其他皇帝玺印的总和还多

　　经过前朝的积累和发展,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其中手工艺制造水平更发展到了极致。玺印方面,据《乾隆宝薮》及现藏实物粗略估计,乾隆一生共刻宝玺1800多方,不但是历代皇帝中,玺印最多的一位,更比整个清代其他所有皇帝的玺印的总和还多。其中,寿山石刻制的宝玺有609方、青田石190多方、昌化石13方。

　　郭福祥认为,乾隆时期随着西北边疆的问鼎,大量优质玉材充贡内廷,宫廷御用玉器的制作量大增,玉器雕刻工艺迅猛发展,为玉质宝玺的大量制作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保证。“光是玉石质地就包括碧玉、青白玉、白玉、青玉、墨玉、汉玉等。”

　　如果说康熙深受汉文化影响可在玺文中得以反映,那乾隆则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有大批玺文来自中国古典典籍,例如出自《论语》的玺印“知者乐”、“仁者寿”;出自《诗经》的有“思无邪”;出自《尚书》的有“德日新”“主善为师”;出自《周易》的有“自强不息”“成性存存”,还有一些玺文择取古代著名诗文,如“心清闻妙香”等。

　　重复品较多是乾隆宝玺一大特点

　　通过玺文,说乾隆是最自恋的皇帝,也不为过。郭福祥撰文介绍,他每逢国事家事,都要刻制宝玺以为纪年,例如其在位四十五年,年过七十,便用杜甫诗句镌古“稀天子之宝”以为纪念,而在位六十年,禅位于皇十五子,成为清代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便又刻“太上皇帝之宝”,再如为纪念其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的重大胜利,特镌“十全老人之宝”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宝玺在他去世之前不断地被复制,数量很多。甚至同一玺文更有刻制几十方之多,因此,重复品较多成为乾隆宝玺的又一大特点。

　　继宋徽宗之后,乾隆也许算是又一典型的酷爱书画艺术的皇帝之一,据统计,仅出现于书画作品中的乾隆印章即多达500多方,郭福祥认为:“乾隆对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力很高,把‘情赏’看作是艺术鉴赏的最高境界。他体验,咀嚼作品的意境。”正因如此,他对古代艺术品的整理尤为重视,在位期间,他钦定、编纂、刊刻了大量有关古代文化艺术品的著录书目,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鉴》等,凡是被著录的书目收入的作品,都要钤盖相应书籍的印章,作为收藏的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