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私藏：鲜为人知的文化护佑

“册府千华——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正在国家图书馆进行展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国家公藏机构组织的民间古籍收藏展览。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脉络中，民间古籍收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据估算，我国公藏古籍善本中有九成是历经各代私人藏家递传而来的。一个深不可测的文化富矿，一直藏在民间。
　　藏在堂号背后的神秘群体
　　国家图书馆稽古厅和佑文厅的展柜里，安静地躺着115件珍贵典籍。这些典籍出自30位民间收藏家之手，上至隋代写经，下至清代内府抄本，种类各异。大部分收藏者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出现在展签上的兆兰堂、独翠堂、东壁书屋、小残卷斋、白河书斋等雅致的堂号，更增加了这个群体的神秘感。
　　“这展览上有三分之一的展品都曾过过我的手。”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经理拓晓堂看过展览后，立即认出了这些民间古籍收藏者的身份。他曾于1994年亲手开创了中国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古籍善本拍卖专场，并在此后二十年间专伺于此，也因此见证了古籍善本在当代中国的收藏与流转过程，更结识了这些神秘的藏家。
　　在拓晓堂的印象中，这些民间藏家是在二三十年前开始起步的。这些人如今的平均年龄约在50岁左右，除了一些古籍研究者或与此领域关系密切的人士，以及一些收藏世家传人，还有一些企业高管和学理科出身的人。用拓晓堂的话说，“他们的文化底子和所处的文化氛围、入行起点都比较高。”
　　业内人士估计，民间古籍收藏者不过是个百余人左右的小圈子，他们手中究竟有多少古籍善本，至今并没有准确统计。公开资料显示，仅堪称“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的韦力，就藏有8000余部、7万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的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明刊本1200余部、1万余册，名家批校本及抄校稿本800余部，活字本600余部，碑帖1700余种。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一些民间藏家手中持有的藏品，足以达到“国宝”级的水平。比如此次展览中亮相的两件隋代《大般涅槃经》，单纸长度达到140厘米，类似这样长度的藏品，目前在全世界仅存6件，其中3件流失在英国，一件被中国书店珍藏着，另外两件则在我国民间收藏家手中。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透露，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每次进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都会收录来自民间收藏家的藏品。
　　一掷万金的文化投资客
　　非文化领域人士纷纷入手典籍收藏，固然与他们的精神追求有关，其实更与近年来古籍善本不断升高的文物价值和市场价值有着密切关系。
　　二十多年前，古籍拍卖会尚未出现，古籍书店是这类收藏品的主要流通渠道。那时花10万元即可拿下一册宋版书，元版书的价钱更低，平均每册才1万元。时至今日，古籍价格早已是另一般光景。以近几年藏家们津津乐道的几部古籍为例，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刻本《钜宋广韵》卖到了3450万元；明万历刻本《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谱》拍出134万元；清代林春褀“福田书海铜活字本”《四书便蒙》也已高达66万元。
　　即便如此，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买家出手时依然毫不含糊。杭州天堂伞业创始人王杭生曾是圈中有名的大户，他于2000年杀入北京的古籍拍卖市场。那时候每当遇到自己看中的拍品，王杭生根本不理睬报价，只是气定神闲地一边举着牌子，一边低头看着拍卖图录，直到拍卖师报出他的号牌，宣布成交，才缓缓把牌子放下来。
　　很多收藏家表示，自己之所以敢于一掷万金，是因为和其他收藏品类相比，古籍在保真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古籍的纸张、刻板、历代名家题跋均难以模仿，因此古籍的造假成本非常高，这使得藏家们相信，市面上流传的古籍几乎没有赝品。另外，古籍需要有一定古文功底才能看得懂，高门槛使得这一品类的恶意炒作很少，市场也就相对健康。
　　古籍收藏界甚至有一个共识——古籍善本是硬通货，可以保值增值，关键时刻还能拿来变现。有一些在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三年前，曾有一位收藏古籍的房地产公司老板，在遭遇财务危机时将所藏古籍质押在拍卖公司，获得5000万元周转资金；还有一位旅游公司老板，在海外遭遇经济危机时，把自己早年低价购得的古籍悉数变卖，才得以渡过难关。
　　九成存世典籍来自民间
　　自古以来，民间古籍收藏便是公藏的源头和补充。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宋平生介绍说，这方面最早的记载是在西汉时期，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汉代宫廷曾广向民间征集典籍。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也曾广向民间征集典籍。鲍廷博因为捐书数量最多，还被皇帝赏赐《古今图书集成》，这是当时藏书家所能获得的最大荣耀。
　　时至今日，这样的传统依然被民间收藏家继承下来。
　　清光绪年间的收藏家徐贞干所著的《味青斋藏书画目》稿本，是一部记录了其所藏各类古籍善本的目录，其中涉及稀世珍宝《唐人写经》的详细记录。上世纪初，《唐人写经》自敦煌流出，散落世界各地，其中一部分后来入藏国家图书馆。近年来《唐人写经》几次展出，国图都会同时展出《味青斋藏书画目》，但这一稿本却是从民间收藏家孟宪钧手中借来的。
　　孟宪钧是原文物出版社资深编辑，年轻时便浸润于古典文化之中，他精通版本学、目录学、文字学、金石学等，自称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考虑到《味青斋藏书画目》意义重大，孟宪钧后来索性将这一稿本转让给了国图。“个人大不过国家。我手里有些古籍，目前的研究用不上的，如果国家需要，我都愿意献给国家。”他很爽快地说。
　　还有一些民间收藏家扮演起国图义务采访员(指采买、寻访文献资料)的角色，自掏腰包帮助公藏机构查缺补漏。
　　两个月前，63岁的民间收藏家东方晓白刚刚从日本游历归来，和往常一样，他又随身带回了一批宝贝。东方晓白这次带来的是一些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由日本出版的中国地图和东亚地图。回到国内，他便急匆匆地将这些资料送到了国图，请那里的专家们看一看是否有收藏的价值。
　　东方晓白多年前便开始关注海外出版的地图文献。2010年，他在英国伦敦的一家古董商店偶然发现了分别于1828年、1834年、1902年、1904年、1920年出版的中国和日本地图。这些地图可以证明，台湾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近岛屿，一直被明确划归在中国的版图范围内，即使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国际社会依然坚持这一态度。
　　在得知国图征集钓鱼岛相关文献之后，东方晓白于2013年将这五份地图全部转让给国图。“这些东西在我个人手里作用不是很大，但交给国家作为资料，可以作为历史的佐证。”尽管曾有不少人高价洽购他手中的宝贝，但他表示，如果国家公藏机构有需要，他将首先满足公藏机构的需求。
　　民间古籍收藏家对公藏机构的支持，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浙江图书馆馆长徐晓军很坦率地说：“我们馆原本只有《四库全书》和一些普通古籍，后来通过藏家们的捐赠才收集来大量古籍，尤其是善本。”国图收藏的2.5万部古籍善本中，也有大量来自私人藏家的捐献和转让。特别是许多因战乱、社会动荡等原因流散在外的珍贵典籍，正是借由民间藏家的搜集和保护，才得以流传至今。
　　清华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刘蔷甚至估算：“现在几乎所有存世的古籍善本，九成以上都是经过历代私人藏书家递传而来。”她说，今天公藏数量非常大，但这些书上遍布历代私藏家印记，历代藏家对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发挥了极大作用。作为古籍整理者和公藏单位工作人员，每次整理时看到藏书家印记，都感怀在心。
　　数十部民间古籍已再造
　　或许是为了自我保护，也或许是为了维持低调，很多民间收藏家过去并不愿意将自家的藏品拿来示人，但这样的观念如今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借助现代影印、扫描、印刷手段，让自己手中的古籍善本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文献价值，使更多人可以共享其中承载的文化内容，正在成为民间藏家共同的心愿。
　　去年11月出版的再造《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衍义》，便是民间古籍收藏家的一个善举。这部古籍年代不算久远，但难得的是，其作者吕抚写就此书后，因无力将其付印，只得自制泥活字将其印刷出来，他还将自己创制的活字泥版及其印刷方法写进了这部书，使之成为中国印刷史上四部经典之一，是研究中国印刷史的珍贵资料。
　　这部书的收藏者武思忠来自山西，曾是一名下岗职工。迫于生计，他曾和文物贩子联手从民间征集古书，《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衍义》便是由此而来。起初，他只是将这部古籍当作一般商品，并于2001年拿到拍卖会上以22万元售出；后来，他在同行的熏陶之下渐渐认识到了古籍的文化价值，于是在2009年又以58万元的价格将其购回并保存至今。
　　好不容易辗转回到自己手中的宝贝，武思忠当然不肯轻易示人；但借着一次与文物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开会的机会，他却主动提出，愿意将手头的这部珍贵善本影印出版。他觉得，如果能够通过古籍再造，让这部典籍的内容为更多专业学者所用，那么自己也算是对得起这部饱经沧桑的藏品了。
　　中国书店去年出版的《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第一辑，则全部来自北京一位“80后”民间收藏家王扬的私人珍藏，这其中包括一部1500多年未曾现世的东晋写本《比丘尼戒本》。这个年轻的收藏家有个理念，就是通过自己的收藏，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保护起来，并且通过影印出版的形式，供更多人研究，让后人“有古所依，为古所好”。
　　据了解，目前由中国书店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等专业机构与私人收藏家合作，已经将藏于民间的数十部古籍再造出版，还有越来越多的民间收藏家正在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用“藏富于民”来形容民间古籍收藏的意义和价值。在她看来，从古至今，民间古籍藏家和公藏机构共同承担着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推动文化学术发展的重任，并且弘扬着中华民族爱书、读书、治学的可贵精神。这样一条文化传承之路，还将继续延伸下去。
　　珍本现世
　　藏于民间的“国宝”
　　国家图书馆正在举办的“册府千华——民间珍贵典籍收藏展”上，不乏珍本佳椠。这些珍贵古籍或版本稀见，或写刻美观，或流传有序，迭经宫廷、名家收藏，充分体现了海内外藏家较高的古籍收藏水准，称得上是藏于民间的“国宝”。
　　宋刻《注东坡先生诗》
　　《注东坡先生诗》是宋人施元之、顾禧注释的苏东坡诗集。宋嘉定六年(1213年)，由施元之的儿子在担任淮东仓司任上刊刻此书，距今已有800多年。这部书不仅迭经名家收藏，还身负多段佳话典故。乾隆年间大书法家翁方纲得到此书后，特意将书斋更名为“苏斋”。每年农历腊月十九苏东坡诞辰纪念日，翁方纲都要邀请好友共同鉴赏此书，并吟诗题词留念。因此书上的名人题跋印鉴几乎盖满，护页上还有精美绘画。
　　清朝末年，此书归长沙人袁思亮所有。后来袁氏藏书楼失火，家人冒死从火中将此书救出，可惜书脑、书口已全部过火，四周都被烧焦，名人题跋和绘画等损失殆尽，仅剩下烧残的版心部分。民国时期，此书又经著名藏书家张珩、陈澄中收藏。
　　现在全书四十二卷分藏于北京、上海、台北的公藏机构。北京民间藏家手中能有一卷也十分难得。(韦力藏)
　　明万历本《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金陵胡承龙刻《本草纲目》，是这部本草学巨著的首次刻印版本，非常珍贵，目前所知在国内仅存两部。此次展出的这部古籍由河南民间收藏家晁会元所收藏。
　　该书是晁会元于2008年从河南伏牛山深处收集到的。由于《本草纲目》的金陵刻本与后来广泛流传于世的江西刻本在面貌上有明显差异，他起初收书时也是将信将疑。晁会元将此书拿到北京，经多位国家级专家鉴定，才确认这是一部稀世珍宝。此书也入选了《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国家图书馆甚至专门派了10位专家，耗时4年，采用明代老纸等，对此书免费修复，才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白河书斋藏)
　　清拓本《美人董氏墓志铭》
　　“《董美人》不得，食不甘，寢不安！兄能致之，当以文徵明山水小帧为报，且立践唐佛之诺。原主亦决不无相偿之酬也。盖弟梦想此拓已十年矣！”这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一通手札，这里面提到的让他日思夜想的《董美人》，指的是《美人董氏墓志铭》。这通手扎的影印件也在小残卷斋主人手中。他介绍，董美人是隋文帝第四子杨秀的爱妃，19岁便病逝。这篇墓志铭便是杨秀所写，全篇400余字，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
　　这方墓碑的原石是在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年至1820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后被上海著名收藏家徐紫珊所得。可惜咸丰三年(1853年)，原石因上海小刀会起义而被毁。于是，这方墓碑的拓本就惜如星凤，历来为收藏家宝爱。此次参展的拓本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以淡墨精拓而成，薄如蝉翼，笔画丰润，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原碑的风貌，后世称“关中淡墨本”，流传极少，非常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