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国宝回归难:圆明园鎏金佛塔 唐太宗昭陵飒露紫

　　近日，法国吉美博物馆低调归还了四件中国周代的猛禽金首，再一次引发了国人对流失文物的关注。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见到中国珍贵文物的身影，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地。这些漂洋过海被掳到异国的“走失的孩子”，一直都深深刺痛着国人的内心。
　　针灸铜人重现他乡
　　天圣铜人 曾是太医院考试神器
　　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神奇瑰宝，人们常常用来形容医术高明的成语“药石济世”之“石”就是指的针灸。针灸的基础是经脉学说，只有找准了穴位，针灸才能发挥功效。但人体上的穴位，肉眼看不到，文字描述又比较模糊，怎样在医学教育中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呢？我们聪明的祖先发明了针灸铜人来解决这一难题。
　　宋代天圣四年(1206)，宋仁宗诏令太医院铸造仿真人体铜模型，供医学生学习和考试针灸使用。第二年，翰林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铸成两具铜人，史称“天圣铜人”。据记载，这两具铜人制作非常逼真，体内有木制的五脏六腑和骨骼，体表有354个小孔，代表人体354个穴位，每个小孔旁还用错金文字标识了穴位名称。更为神奇的是，铜人内部可以灌入水银，如用细针准确扎进“穴位”，水银就会流出。由于具备这种“针入汞出”的奇特功能，每次太医院进行针灸考试时，就会用黄蜡把铜人体表的小孔和穴位名称封住，各个考生要根据老师出的题目，在铜人身上施针。若有水银流出，则考试通过；否则，就是不及格。
　　正统铜人 战火中神秘失踪
　　如此匠心独运的设计，使天圣铜人成为集医学理论、手工业技术和艺术灵感于一身的稀世奇珍，自然被其他政权的统治者所觊觎，据说在一次金打败宋后索要的战利品清单中，天圣铜人就赫然在列。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役，金兵占领了京城开封，极尽掳掠，天圣铜人也落入其手。后来，元灭金，明又灭元，天圣铜人也随之辗转，被带到了明代的太医院。经过数百年战乱，四朝更迭，天圣铜人已被严重损坏，穴位名称也多模糊不清。因此，正统八年(1443)，明英宗下令太医院仿照天圣铜人，再制作一具铜人，后世称这具仿制的铜人为“正统铜人”。
　　正统铜人制成后，一直放在太医院中；明亡，铜人又继续保存在清太医院。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光绪皇帝和一行官员仓皇出逃，把偌大的北京城和包括正统铜人在内的众多珍宝留给侵略军。联军在北京进行了数日的洗劫，等到他们撤离后，回到北京的太医们却发现，一直放置在太医院药王庙的正统铜人不翼而飞了！
　　几经寻访 针灸铜人出现在俄罗斯
　　因之前太医院做过俄国军队的临时驻地，清政府曾派人向俄方索要，被置之不理，没有结果。这尊被视为“铜神”的铜人究竟跑到哪里去了，也一度成为了谜团。1925年，一具铜人在日本被一位老中医发现，据称来自中国，但当时未引起人注意。五十年后，它又在东京博物馆重新露面，吸引了中国中医界的目光。许多人说，这也许就是当年消失的那具正统铜人。1979年，中国中医针灸研究所派专家赴日鉴定这具铜人，仔细观察后，专家觉得它似乎与史籍描述的正统铜人并不一致。后来，在日本江户时代一位医生墓志的记载中发现，这具铜人是那位医生制作的，并非来源于中国。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一点关于铜人去向的线索就这样中断了。
　　庆幸的是，东边不亮西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日本的铜人被pass了，另一头的俄国又发现了一具。1958年，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苏联，团员孙震寰在参观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时，注意到一具针灸铜人，非常类似正统铜人。这个消息传回国内，虽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但由于之后中苏交恶，也未能得到确证。直到2003年，中国中医研究所的黄龙祥研究员无意中翻到了一篇介绍这具铜人的文章，非常兴奋，随即带助手前往圣彼得堡(原列宁格勒)实地考察。经过仔细观察和细致考证，黄先生又提出十个证据，确信地得出结论：这就是正统铜人！
　　丢失一个多世纪后，正统针灸铜人终于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当年它被占领太医院的俄军掠走之事实也笃可定谳。2004年，中国政府向俄罗斯当局索要正统铜人，遭到拒绝。为保存针灸铜人珍贵的学术价值，也为了方便国内学者研究，黄先生和他的同事在北京仿制了一具铜人，现在陈列于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针灸研究室，而他们向俄方追索正统铜人的努力也将一直继续。
　　“藏经洞”世纪恩怨
　　千年重启 各路探险家趋之若鹜
　　敦煌，古称“三危”，从汉代到隋唐，这个中国西北的小城，一直是东西方交流的重镇，也是人文荟萃的丝路文化之邦。然而，从北宋开始，丝绸之路由陆路逐渐转移到海路，敦煌开始衰落，中央王朝又在和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实力大削，无暇西顾，这颗塞外明珠逐渐沦落到西夏手中。之后，几百年朝代更替，敦煌也数易其主。明嘉靖年间，吐蕃占领敦煌，明政府关闭嘉峪关。至此，敦煌曾经的繁华一去不复返，渐渐被人们遗忘。
　　本来这可能就是一个没落边陲小镇的故事，却因为20世纪初一个偶然的发现再次进入人们视野。没错，这就是“藏经洞”，现在的莫高窟第17窟。这个石洞，是西夏占领敦煌之前，当地僧侣为避免宝藏被破坏而封存的。千年之后它的重新开启，使当时世界最著名的探险家们趋之若鹜，纷纷不远万里奔赴这个沙漠中的不毛之地，一门崭新的学科——敦煌学也由此诞生。同时，一幕幕凝聚了世纪恩怨、令国人唏嘘不已的文化悲剧也在莫高窟外的茫茫戈壁中上演。
　　万里交易 29箱经卷文书卖了几百两银子
　　语文教科书中的《道士塔》，让大多数人认识了一位似乎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小人物——王圆箓。我们姑且不论他的功过是非，只谈这位王道士在偶然发现藏经洞后，怎样对待这些珍贵的石室遗书。最初，只略读过几篇经文的王道士并不了解这一窟文物的价值，有些不知所措。但是，他也隐约觉得这是一洞宝贝，应该值些钱，而钱可以帮助自己完成重修莫高窟的计划，以积攒功德。于是，王道士常领有钱的香客前来参观，并根据布施的多少，酌情赠一两卷经卷。后来，他也时不时挑选一些精美的绢画和书法漂亮的写经，送给县里和省城的官老爷。虽然个别有学识的官员略懂这些古董非同一般，曾动过运送至京城的念头，怎奈时局混乱，运费又昂贵，最终也作罢。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拿这个偶然发现的洞窟当回事，王道士有些沮丧，只好给这个洞装了个木门，挂一把铁锁，等着识货的人到来。
　　不知是幸或不幸，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逐渐流传开来，甚至穿过沙漠，穿过海洋，传到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传到了那些蠢蠢欲动、在世界各地疯狂寻宝的探险家耳中。王道士等的人也终于到来了，他们就是斯坦因、伯希和等人。
　　第一个出现在王道士面前的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这是个出生在小商人家庭的犹太孩子，从小就对神秘的东方充满兴趣。上大学后，他先后在多所名校学习东方学和考古学，并数次前往中亚，进行考古探险。一次，他在新疆偶然听说敦煌藏经洞的情况，萌发了极大的兴趣，当即动身前往。当他穿越沙漠站到藏经洞前时，斯坦因无法抑制自己看到这一窟珍贵文物的欣喜之情，马上提出向王道士购买。王道士最初还有些警觉，但斯坦因表示自己是追随唐僧足迹来到敦煌朝圣的，并许诺要捐助一大笔钱用以修缮庙宇、实现功德，王道士被打动了。最后，双方达成交易，斯坦因带走了满满二十九箱经卷、文书、绢画等文物，王道士则得到了数百两银子。
　　斯坦因这次探险的收获，为他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极大赞誉，也让更多人知悉遥远东方的这座“宝窟”。随后，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美国的华尔纳等探险家纷至沓来，而他们几乎每次都满载而归。
　　厄运再临 国内余存文物下落不明
　　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多少还称得上学者，被他们带走的文物，大多都完好无损地躺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研究所里。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创立的敦煌学，让这批文物即使远在异域殊方，依然焕发出新生。然而，对那些仍留在中国的敦煌遗物而言，它们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当时，在大部分文物被带至海外、声名斐然之后，国人自己也意识到藏经洞文物的价值所在。1910年，剩余经卷的一部分被简陋包装着运抵北京，收藏于当时的学部。这批劫后余存的敦煌遗物，本应被愈加小心翼翼地呵护，然而它们不幸遇到了李盛铎、刘廷琛等人。这些卑劣的强盗，破坏、私吞这些宝藏，后来又为偿还私债，将之转卖给日本文物贩子。他们的行为，比之于带走文物用作学术研究的外国探险家们，恶劣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此，这些珍贵的经卷就不见了踪影，如今仍下落不明。
　　皿方罍坎坷回归
　　身首异处 阴差阳错两分离
　　1922年夏天，湖南桃源，一场暴雨过后，一个农民正心情愉悦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他发现山间沟边的地里好像有些异样，于是好奇地走过去挖了挖，松动的土壤中竟然露出一个黑乎乎、浑身布满花纹的庞然大物。从未读过书的乡野村夫虽然不知道这是个啥，但他能看出那上边的图案装饰实在漂亮，自觉应该是个宝贝，便趁没人注意，偷偷将这玩意儿搬回了家。后来，也许是隔墙有耳，抑或是酒后失言，总之，桃源农民“捡到宝”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湖北一位石姓商人的耳中。这位石老板多年从事倒卖文物行当，凭着职业的敏感，他意识到这个古董肯定价值不菲，此乃自己大赚一笔的机会。于是，他当即起身，前往湖南暗中查访，谁知一个月过去后，竟一无所获。就在他丧失信心，准备放弃返程之时，天降大雨，他随手敲开了一户农家，请求避雨。善良的主人热情地招待了他，主人的小儿子还好奇地凑上来和他聊天，一来二去，他得知，自己辛辛苦苦找寻的那件宝贝就在这间农房的二楼！经过再三恳求，主人终于同意他上楼一睹宝物真容。原本绝望的石老板在见到宝贝那一刻，满眼是掩饰不住的兴奋。他当场掏出四百块银元，表示愿意购买。
　　石老板的异常，引起了主人大儿子的猜疑。他感觉到这个东西可能很值钱，便趁午餐之时取下它的盖子，找他认识的最有学问的人——附近小学的钟校长询问详情。钟校长一见此盖，也明白其非比寻常，立即出八百块银元将其留下，并吩咐大儿子尽快将器身送来。大儿子听闻此言，狂喜着赶回家中。石老板见此，怕宝物落于他人之手，也顾不得盖子了，匆忙抱起留下的器身夺门而逃。
　　这个被暴雨冲出、又被钟校长和石老板争抢的大家伙，就是商代晚期高级贵族皿氏家族所制造的一件大型酒器和礼器——皿方罍，曾被国际著名古董商吉赛尔誉为“方罍之王”。可惜，才重见天日没多久，它就这样被硬生生地分离，从此开始了身首异处、各自漂泊的传奇经历。
　　百年飘零 一存国内一存海外
　　钟校长获得宝物的消息很快就走漏了，当地驻军长官一度派兵到其学校搜寻，幸未找到。钟校长害怕罍盖为自己招来祸患，便找到驻军团长周磐，说愿意将它捐献出来，但求资助兴学。周团长答应，此后罍盖就一直留于他手中。1952年，周磐被捕，为立功赎罪献出罍盖，上缴给湖南省文管会。1956年，罍盖被移交至湖南省博物馆保存至今。
　　再说被石老板抱走的器身，在古董商人手中短暂停留后，就被卖到了国外。先是被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所拥有，因一直未能配上罍盖，遂将其转让；后经卢芹斋、包尔禄等大收藏家之手，又被转卖到英国；1961年，日本古董商浅野梅吉获得皿方罍器身，其子浅野刚将其配以一春秋时代的方形器盖，著录于《中国金石陶瓷图鉴》。随后，皿方罍器身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1992年，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偶然在日本友人新田栋一家中与它重逢。当时马先生被这件器物的精美所震惊，便上前观察。在读了上面镌刻的铭文后，他欣喜地发现，这就是消失多年的皿方罍器身！新田亦十分激动，他得知器盖藏于湖南省博物馆之后，曾欲出巨资捐赠一座陈列馆并一品西周初期的器盖，来换取皿方罍盖，遭到湖南省博物馆的拒绝。后来，新田家境衰落，委托佳士得公司拍卖皿方罍器身。中方闻信，筹资赴美准备购买。不料，一位法国买主以高于中方出价四倍的价钱举牌，皿方罍器身只好再次漂向大洋彼岸，错失了一个回国的机会。当时的成交价为924.6万美元，创下了中国青铜器拍卖价格的纪录。
　　重返故乡 百般努力终购回
　　2013年，皿方罍在香港再次现身，为佳士得公司来年对其在纽约的春拍做宣传。人们的心不禁又为这件国宝揪悬起来：这次，它的新主人会是谁呢？它能不能回到国人手中？戏曲性的转折发生在2014年3月19日，原定拍卖日的前一天，佳士得官方网站的拍卖目录里，皿方罍突然消失。同一天，一直在为皿方罍回家奔走游说的湖南收藏家谭国斌发布了一条朋友圈：“分离近一世纪的皿方罍终于就要身首合一，完罍归湘，方罍之王即将重归故里。”原来，之前的五个月，湖南省博物馆一直在积极努力促成洽购皿方罍，联系了多家企业和收藏家，共同出资，最终在拍卖日前夕获得了成功。
　　中国文物外流，多是侵略掠夺和走私盗卖的后果。这些流落他乡的“孩子”，尽管有少部分“幸运儿”能像这次归还的周代猛禽金首以及皿方罍器身一样，在历尽坎坷之后，得以重返祖国的怀抱。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如著名的《永乐大典》、圆明园鎏金佛塔、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等，至今仍在遥遥期盼着回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