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可任性处理各种藏品

每次看故宫博物院的展览，老是在想一个问题：这么多收藏珍品是怎么被积累并被保管起来的？比如在清皇朝被推翻前后，逊帝溥仪即以赏赐为名，将宫中的大量书画文物运出故宫，这证明当时皇禁不严，皇上可以任性地处理各种藏品，既如此，这官府收藏的规则何在？

　　商周时代起，王室与贵族就已经具有文明承传的意识，开始以收藏来积累文明的物质样态了。河南安阳殷代王宫遗址的发掘中，宗庙建筑的左右时见窖室，其中有许多器物尤其是青铜器在焉！但当时的确尚无体制，并无规矩可寻。西周时代则特设“天府”、“玉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较早”，“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在“天府”“玉府”有专职“藏室史”负责藏品归类整理并作“簿记”。其中，青铜彝器必然成为其中之大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哲学家老子曾为周之“守藏室之史”，更有“苏秦发书，陈箧数时，墨子南游，载车甚多。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当”(梁启超语)，如果这些还只是书籍收藏与应用，那么像司马迁“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观孔子之遗风”，则证明当时孔子有宗庙，“衣冠琴车书”一一生前的生活起居、著述、讲学诸遗物，受到“岁时奉祀”。这就是实物收藏的最早历史记录。

　　汉代特别建立“天禄”“石渠”“兰台”……诸台阁；汉武帝设“秘阁”，搜求天下法书名画和古物名品。尤其是后汉中期如陈遵辈手札尺牍久负时誉，于是受到从朝廷命官到士大夫的追捧。而在南朝梁武帝时的收藏，其规模之大，诚有今人想象以外者。隋文帝建“妙楷台” “宝迹台”，是皇宫书画分类贮藏的开端。但直到唐代，有萧翼赚兰亭故事，有兰亭殉葬昭陵故事，但关于唐代书画以外的古物尤其是青铜器收藏，却是语焉不详。北宋时期从宋太宗到宋徽宗，大批收藏书画而外，对青铜器古物的收藏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仿器的规模与质量，如大晟乐钟以及其宫廷演奏，还牵涉有名的词曲家周邦彦，实在是一个自古未有的涉及音乐与文学、兼合词史与乐史的大文化事件。不是修养深湛的宋徽宗，根本无法措手。当时士大夫阶层如欧阳修、刘敞、吕大临、米芾、薛尚功、王俅、赵明诚、李清照、李公麟等等介入收藏后，与文史相结合，遂形成方兴未艾、生机勃勃的宋代金石学运动。欧阳修有《集古录》十卷，李公麟收藏古代青铜器，考订世次，辨别款识，赵明诚、李清照则编《金石录》，集金周钟鼎彜器汉唐石刻拓本有2000多件；著名书法家米芾还开研究收藏史研究著述之先河，著《书史》《画史》流布世间，把这些私人收藏私人著述再与宋徽宗御撰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联起来看，或再与宣和画院等专业机构互为映照，说宋代是人文时代，在收藏、研究方面有大进步，应该不是虚妄之言。

　　元明清以下皇宫的收藏虽然没有“首发”优势，但只要看看金章宗那一手漂亮的瘦金书，和柯九思任画学博士等等，即可知文脉不断。

　　真正在王朝的收藏历史中再续辉煌的，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部《石渠宝笈》，一部《天碌琳琅》，一部《秘殿珠林》，一部《佩文韵府》，一部《佩文斋书画谱》，浩瀚博大，条分屡析，几十册巨著的详细著录，是古代收藏史中从未有过的典籍记载，与此相对应的士大夫民间收藏，也是规模宏阔。比如周亮工、顾炎武、安岐、黄丕烈、高士奇、张廷济、瞿中溶、吴云、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吴大澂……朝野交汇，遂成清代收藏奇观。其中士大夫民间收藏与王朝收藏也未必非常泾渭分明，比如安岐、高士奇的收藏，最后全部被强迫捐献纳入皇宫，皇恩浩荡，岂敢有半个不字？

　　许多青铜彝器古物，都铸有“子子孙孙永保之”的字样，反映出收藏家本人希望传之久远的美好愿望，但千百年来，有哪些古物最后是可以“永保”的？历代收藏家们的际遇与心态告诉我们，富不过三代，“永保之”其实也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而已。勿为物累，勿为心炫，顺势而生，随遇而安，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王朝如此，王朝的收藏亦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