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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有缘的朱棣曾敕令雕印《永乐南藏》 共6331卷

中艺网 发布时间: 2015-07-03



《永乐南藏》内页



释禅波罗蜜卷第五

  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这在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得异常明显,而对于印刷术,尤其彰著。
  今天介绍的南京传世名著推荐书目之一——《永乐南藏》,浩瀚如海,雕印共达6331卷。这部书曾在南京盛极一时,然而如今在国内收藏界的早期全套印本仅10部左右。
  江南时报记者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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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
  《洪武南藏》“短命”,朱棣“子承父志”
  朱元璋驾崩没多久,大明皇朝就出了问题——明成祖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四年的靖难之战,从侄子建文皇帝的手中夺取了帝位。在这个过程中,僧人道衍起了谋划定策的军师作用。
  因为道衍,明成祖与佛教缘分比一般的皇帝要深很多。明成祖不仅敕建了光耀中外、准大内宫阙之制的大报恩寺,还亲自敕令雕印了大量的佛教著作。其中,自然少不了佛教一切重要佛学经典的总集——《大藏经》。
  “汉文佛教大藏经,是汉文佛典的总集。《大藏经》的编撰、雕刻、印刷,一直被视作是至高无上、功德无量的盛事。”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维中说。
  他介绍,明清两代,大报恩寺在这一领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在明清出现的5部《大藏经》中,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3部官刻《大藏经》与大报恩寺及其前身天禧寺有关。
  主持过南京大报恩寺考古的南京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祁海宁解释说,朱棣后来迁都到了北京,为了便于区分,通常把刻印于南京的《大藏经》称为《永乐南藏》,把刻印于北京的大藏经称为《永乐北藏》。
  不过,祁海宁认为《永乐南藏》的雕刻并不是在大报恩寺完成的。“大致在永乐八年(公元1414年),僧录司(注:朝廷掌理僧尼名籍、僧官补任等事宜的官署)召集居敬、善启等当代高僧,负责《永乐南藏》的雕刻工作。书最迟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前基本完成。由于永乐六年,天禧寺被烧毁,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下诏修建大报恩寺。直到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大报恩寺才宣告完工,因此《永乐南藏》的雕刻可能是在其他寺院进行的。”
  “在大报恩寺建好后,这些雕板才入藏大报恩寺藏经殿中。所有经版各登其座,座各有号,签分架列,整齐有序,取归非常方便。”祁海宁说。
  此外,之所以要敕令雕印《永乐南藏》还与《洪武南藏》“短命”有关,朱棣算是“子承父志”。据历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偃武修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召集名僧于钟山的蒋山寺雕印了《洪武南藏》,但1408年蒋山寺发生的一场大火将《洪武南藏》刻版焚毁。
  巨著
  每印刷一次,需用纸110526张
  一部书能有多浩瀚?《永乐南藏》能震撼每个当代人——明万历年检南京礼部(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学校、科举等事宜)祠祭司葛寅亮主修的有关南京佛教寺院的著作《金陵梵刹志》记载:《永乐南藏》每印刷一次,需用纸110526张,包括全页纸107782张,半页纸2744张。每年印行20藏,每藏印行大约费用300两。
  专家介绍,明代永乐年间的300两算下来,相当于现代的近10万元。
  古代印度的佛经,开始只是师徒传承,口耳相授,并不见诸文字。直到公元前1世纪结集时,才把经文和注疏记录在棕榈叶上,成为卷帙浩繁的三藏经典。我国翻译的佛经是抄写在纸上,这比刻写在棕榈叶上方便多了。但抄写佛经亦非易事,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上到贵族,下至平民,信仰佛教的人很多,需要的佛经数量很大,仅靠抄写不利于佛教的传播。明代南京成了政治中心,也成了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
  祁海宁介绍,《永乐南藏》堪称规模巨大,雕刻的全部经版共5760块,全藏共635函,6331卷,以千字文编号,始于“天”字函的《大般若经》,终于“碣”字号的《佛祖统纪》。如此浩瀚,是因为《永乐南藏》的版式为每版录经文30行,有折装本和线装本两种装帧。其中折装本,每版只有5页,每页6行,每行17字;线装本,每版只有2页,每页15行。
  清代前,古籍很少有插图,只是有的佛经上,在正文前配有插图。祁海宁说,《永乐南藏》的扉画分为两类:一类是释尊跌跏趺坐在莲花宝座上,舍利佛在面前长跪问道;另一类是只有释尊跌跏趺坐在莲花宝座上,而没有舍利佛。扉画的版面有三、四、五折页的不等。还有一页是盘龙牌位,中书“皇帝万万岁”或“皇帝万岁万万岁”字样,也有书“皇图巩固帝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等字样的,龙有三、四、五条不等。“《永乐南藏》函末也有创新。后来,明清《大藏经》函末刊印韦陀像的做法就始自《永乐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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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景
  聚宝门内外聚集近二十家印行
  这部佛经总集为何位列南京传世名著推荐书目?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认为,这是因为,《永乐南藏》对原本杂乱的《大藏经》编排次序作了重大调整,而且刻成不久后,就开放供全国人自由请印,其流传之广对弘扬、宣传佛学影响最大。“不过,由于当时规定信佛的人可单独请印其中一部分经卷,故经版刷印次数很不平均。经常被请印的部分经版,当时甚至被刷得成了‘邋遢版’。”
  因为长期大量印刷、流通,经版磨损在所难免,因此不少经版需要修补和重刻。
  祁海宁介绍,明清两代先后有过两次大的续刻,第一次修补是因为万历皇帝生母极信佛教,她曾经为大报恩寺的重修捐资千金。南京大报恩寺也据此由南京礼部祠祭司葛寅亮主持修补《永乐南藏》。第二次修补是清代顺治年间的修补,增补后《永乐南藏》全藏的总函达到678函,共收录典籍1618部,6325卷。
  当时大报恩是明代最著名的皇家寺院,前来请经的信士众多,聚宝门(今中华门)内外印刷《永乐南藏》的经坊、经铺生意也非常火爆。据日本学者野尺佳美的研究,在《永乐南藏》留下的坊铺有:聚宝门外姜家来宾楼、聚宝门外徐政印行、聚宝门外第三牌楼边师姑巷里经房徐筠泉印行、聚宝门里三坊巷口经房徐后山印行、聚宝门里皇殿廊经房徐后山印行、聚宝门外报恩寺前徐龙山印行、聚宝门外徐云泉印行、聚宝门里西廊周铺印行等近20家印行。
  祁海宁说,印经在印经坊的参与下,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并由此产生了各种欺诈行为。作为请经的人,一方面要向坊铺支付纸张油墨等物料价钱和印工工价,还要向寺院缴纳“版头钱”。所谓“版头钱”,就是每印一部大藏经,需向报恩寺支付用板费20两。有些印经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便提高印刷费用,纸张和油墨偷工减料。导致印刷质量差劣,常常引起请经者的不满,产生纠纷。
  印经铺勒索经价、以次充好、延长时日的行径十分猖獗。为了规范请经、印经事务,南京礼部后来不得不专门制定了《请经条例》。该条例共包含经价和领号票、收版银等十二款规范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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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
  《永乐南藏》国内存世仅10部左右
  自永乐十八年(1420年)《永乐南藏》雕成以后,一直到清康熙年间,大报恩寺一直承担着全国绝大部分寺庙的印经任务,是全国佛经流通的绝对中心。《永乐南藏》到底印了多少部,现在已难以统计,不过,仅郑和就曾先后印造过10部《大藏经》,遍舍天下名刹。让人扼腕的是,大报恩在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入南京时被焚毁,《永乐南藏》经版也毁于战火中。
  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书的年代越久,部头越大,越难收藏保存。像《永乐南藏》这样大部头的书,早期全套印本,在600多年后的今天,存世量非常稀少。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天津图书馆、苏州市西园寺、吴县光福司徒庙、福州泉州开元寺、福山鼓山涌泉寺、河南新乡图书馆、甘肃图书馆等单位各藏有1部,国内收藏仅10部左右,其珍稀程度仅次于宋元藏经。记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也看到,一本单册的折装本标价2万余元。
  值得庆幸的是,在去年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文博专家在山西稷山县青龙寺发现了《永乐南藏》。这批佛经原藏于青龙寺藏经阁。“文革”期间,在拆除青龙寺藏经阁时,有关人士为避免经书遭到损毁,将原藏于此的一批佛经分装于6个大木箱内进行保护。这批历经风雨的经书静静地一躺就是40余年。经过大致清点,6箱经书约有800至900册,函套全部已失,糟朽严重。散佚、毁损了多少,尚不清楚。根据版式、一册《续传灯录》千字文编号为“合”字,一册《诸法无行经》千字文编号为“伤”字,又查见青龙寺藏经有一页上牌记的墨书题记署“宣德五年”(明朝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由此可以确认青龙寺所藏佛经即《永乐南藏》,且是明代较早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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