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曾炮轰书协：有些人文化底子差 还喜欢到处卖弄

时光过得真快，启功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倏忽已整整十年了。和先生近距离接触数十年中的许多事情至今仍记忆犹新，每每念及，先生的音容笑貌风趣言谈也宛如就在眼前。

诸多头衔中，他最不以“书法家”为然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

启功先生是著名学者，是文物鉴定家、古代文学研究家、古文字学和音韵学家，更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家。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这许多头衔中，他最不以“书法家”为然。这和他对“书法”的看法有关。他认为：书(法)是“技”，不是“道”;“技”虽可以是“艺”，并且也可以传道，如曲艺既能娱人，也能教人以真以善以美，但终究还只能算是一种工具。在过去，字写得好坏被看作一个人(当然是“读书人”、“知识分子”)文化教养的标志，故被称作“出面宝”。他不把写字或曰“书法”看作一种专业。

当年按教育部高校设置博士学位点，有人围着鼓动他申报书法博士点。以他时任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身份和资格，特别是在书法界和社会上的实际声誉，他申报获批完全是囊中取物实至名归的事，但老先生硬是“岿然不动”，说自己连书法博士为何物都不清楚，又怎么能指导别人当博士？结果一直到他去世也未申报，甘让别人拔了个头筹，申报了全国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书法博士点。

有人会说这是老先生谦虚;的确，谦虚固然是，但主要还是出于他对书法的认识和理解。他曾评价自己，说自己的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这表明他没有把写字(书法)看成自己的特长，而认为文物鉴定才是自己的真本事，真学问。这显然没有谦虚，而是表现出相当的自信。也正因此，他不喜欢人们称他“书法家”，而喜欢称他“学者”、“教授”。他的专著《诗文声律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十分看重，更十分高兴。钟敬文先生是启功先生敬重的学长和好友，也为启先生高兴，还笑说：“这下老启更有底气了。”(指作为学者教授)。

启功先生不仅自己不看重写字(书法)，也常告诫学生，字写好了，是读书人的本分，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相反，一个人只会写字，字写得再好，也不足称。他逝世后由北师大艺术传媒学院书法系主任秦永龙教授主持召开了启功书法研讨会，开会前夕，他和参会的山东大学教授(也是书法家)徐超一起来看我(他们是同班同学，也是我教过的学生)，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张先生，我现在是‘只会写字’了。”说完我们都会心地哈哈一笑，因为我们都知道启功先生的观点和告诫。他这样说，是谦虚伴有自信，可能也多少带点自我揶揄。

对自己的“墨宝”很不“珍惜”墨迹遍天下，他开玩笑“就差公共厕所没有题写了”

因为不把写字或曰“书法”看成有什么了不起，启功先生对自己的“墨宝”很不“珍惜”，到了谁让写就写的地步。组织领导交给他任务不必说了，如有时把他“关”进国宾馆给大会堂写字，为中央老一辈革命家离休写贺词，学校领导组团外访让他写字裱好送礼，等等，他都兢兢业业，认真完成。一般人请他写字，他也几乎有求必应。在北师大校园里，教学楼、科研楼、服务楼、楼堂会馆、附中附小、家属区住宅楼……到处是他的题字。就是在校外以至外地，许多单位商铺、道观寺庙、名胜古迹的匾额对联，也都能见到他的墨迹。他曾半开玩笑说，“就差公共厕所还没有题写了。”

早年，他困居小乘巷寒屋，周围邻居大都是“引车卖浆者流”，走过来说一声，或拿两个大饼火烧和他一起吃，然后说一声，“老启，给写张字！”都没有人遭过拒绝。“文革”以后，先生境遇改善，住到师大院内的小红楼。校内一些教师员工，包括接近过先生的司机，修上下水管的工人，许多人手里都有一两件他的墨宝。我有幸，手里也拥有几幅他的字，也代同学、学生、朋友要过他的墨宝。那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年岁还不太老，教学工作、社会活动也不像后来那么多，那么忙，认识不认识的人来求写字的也不像后来那么多。他乐意写，有时写完一幅没有尽兴还会问要不要再为谁谁写一幅。小女刚上小学不久，他就用红色洒金笺写了斗方，上书“学无止境”四个大字(先生一般很少写如此大字)，题上款时还在小女名下写“同学”二字，我既高兴也很不安。他反而笑着解释：“同学同学，就是一同学习的意思嘛！”

我那时头脑里没有一点商品意识，更不会想到先生的字多么宝贵，值多少钱，以后会怎样升值，反而觉得有几幅足够，要多了不能吃不能穿没啥用。一次，我到先生新搬过来的小红楼居室看望他，赶上他刚写好一张四尺幅，墨香四溢，内容是清代诗人和理学家汪中的《琴台铭》句，笔飞墨舞，柔美遒劲，气象雍容，我不禁大声叫好。先生听了，不顾在场还有几位客人，眯着笑眼看我，说：“好，就给你。”我听后顿了一下，老实说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这幅字，因为过去他赠我字幅都题有上款，显得是专为我而写，眼下这幅却未题上款，且纸上也未留白，我无法要求他补题。只是因为他主动提出赠我，从人情上说我不能拒收，便以九分(不是十分)高兴的心情拿了回家。

后来和朋友说起此事，无人不笑我傻，因为在书画市场上，没有上款的作品比题有上款的赠品不知值多少倍。先生的助手赵仁珪教授以及秦永龙教授后来也专门到我住处鉴赏这幅墨宝，看后赞不绝口。因为在北师大校园内，有先生赠品的人不少(包括赵、秦二位)，先生出于礼貌一般都会题写上款，但很少有人会有未题上款的作品。

来求字的人有点来头，他都会断然拒绝不肯题写“逸夫楼”，要写也只写“兔人楼”

不过，启先生也有不好说话的时候，或是来求字的人有点来头，耍大牌，或所写内容牵涉他的出身满族，他都会毫不客气，断然拒绝。一次，某空军司令派秘书来要字，他问：“我不写你们会派飞机来炸我吗？”秘书一时愕然，连说：“怎么会，怎么会！”他立即正颜说：“那我就不写了。”弄得那位秘书很是没趣。

又一次，香港名导演李翰祥拍电影《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托人来请题写片头，遭先生断然拒绝。事后他对我说：“他拍清宫戏，凭什么要我题片头？就凭我也是皇族？那(出身)也不是我自己能选择的呀！”

还有一次，一位在东北某县工作的他教过的学生，1957年被划过“右派”，平反改正后任该县政协主席，因为该县是末代皇帝溥仪一位皇妃的故里，县里搞旅游开发想重整那位皇妃的坟墓，那位学生大概觉得自己和启先生是师生关系，又是1957年的难友，而先生也是满清皇族，就信心满满地到北京请先生为皇妃墓写字题匾，没想到不但遭先生拒绝，连带来孝敬老师的地方特产也让原封不动带回。有人说先生因为出身皇族几十年挨批受压，所以不愿再碰伤口。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我以为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也不希望因为是皇族再沾“祖荫”，否则，近二三十年皇亲贵族大出风头，一些沾亲带故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为弄个委员代表当当，至少也光耀一下自己的门楣，都恨不得从身上挤出点皇家血脉，只有启先生相反，他甚至不愿说自己姓“爱新觉罗”，一直说自己“姓启名功”，就叫“启功”。

还有一些大饭店大宾馆请他题写牌匾，通常他都答应，唯有取名“帝豪”、“皇都”之类的饭店宾馆请他写，他都决然拒绝。由此可见，这不仅是因为他过去挨批受压，更主要的是他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以及站在人民大众当中的真正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精神。

还有一次是香港爱国人士邵逸夫先生捐资的北师大建新图书馆落成。邵先生给许多学校捐资盖楼，但只捐全部经费的一半，另一半需国家从教育经费中划拨。这当然也是一种捐资方式，对国家重视教育确有促进作用和实际作用。按邵先生要求，楼建成后要命名为“逸夫楼”。北师大的这座“逸夫楼”当然得请启功先生题写，因为启功先生是师大人，又是书法家，且在香港文化界声望很高，都喜欢启先生的字。没想到先生坚决不肯写这三个字，说，邵先生只出了一半钱，怎能以他的名字命名整座楼呢？事后在下面对我说：“要写，也只能取他(逸夫)名字的一半，就是‘兔人楼’了。”说完哈哈大笑。我听了，实在佩服他老先生的睿智和风趣，更感佩他作为老知识分子的一身正气！

被书协选为主席，他说这是“缺席审判”对书法界的乱象，十分忧心和不满

启功先生长期担任书法家协会领导：协会初建，他是书协副主席，第二届选为主席，后又转为名誉主席。他关心协会工作，希望书法界免受商品化、官僚化的侵蚀，能够风清气正。但他也十分清楚，面对书法界越来越严重的歪风邪气以至乌烟瘴气，自己无能为力，起不了多大作用，因而十分无奈。1985年，全国书协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他称病没有出席;但他被大会选为书法家协会主席。后来我去看他，说起此事，他说自己是被“缺席审判”。他还告诉我一些开会的情况，说会上争当理事、主席争得很厉害，因为有了名分，字就好卖钱，名分等级不同，卖价也就不同，中宣部丁关根部长不得不下令增加保安，不许代表串通联络;有人甚至让老婆出动拉票，说什么“不选我们家某某，他就活不成了”之类。说完问我：“你说，这有意思吗？”

启功先生对书法界的乱象，一些“书法家”文化素质差，热衷活动钻营，金钱挂帅，“润格”第一，十分忧心和不满。一次我到四川开会，会后重庆市委宣传部(那时重庆尚未从四川分出成立直辖市)邀请部分参会代表参观大足石刻，其中有唐弢、王瑶、叶君健诸先生，还有一位全国书协副主席。进入景区前，接待人员请大家题字留念。诸位先生都兴致很高，挥笔书写。那位书协副主席也劲头十足，挥毫泼墨写了两行字，是：石刻乡里看石刻;一代新风传后人。这两句话既不搭界也不太通，实在不伦不类，令我印象深刻。后来回京，又在西单大街看到这位爷为一家贸易公司题写的牌匾，把“贸易”的“易”，“日”“勿”中间多出一横，白森森是个别字。

我把这两件事告诉启先生，他听后轻微地摇摇头，说，“这些人文化底子差，还喜欢四处招摇，到处卖弄。”并补充告诉我，有位名气不小的“书法家”，字写得难看，居然到处说“字写得越难认，越好。”说罢作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

启先生的字风格清秀明快，雅俗共赏，很受人喜欢。可在书法界还有“争议”。本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审美观不同，看法自然不同，这十分正常。然而，有些人不仅不买他的账，说他的字是“馆阁体”，不值得高看，肆意贬低，更甚至恶毒攻击。一天我去他家，一见面老先生就告诉我，他收到一封匿名信，就是一句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专写馆阁体的老头，死了！”说完他还真有些愤愤然，连说：“什么话！什么话！”显然，这已经不是门户之见，派系之争，这明显是一些“同行”妒忌他，怨恨他，嫌他的字走红，得人喜爱，挤占了市场，妨碍了他们招摇，堵了他们的财路。这真是匪夷所思！启先生对自己的字都不甚珍惜，怎么可能会去“挤占市场”，堵人财路？

对假冒情况十分清楚，他从不计较“写得好的是假的，写得不好的是真的”

长期以来，启功先生的字确实有四处开花、铺天盖地之势，甚至假冒启功先生的字也充斥书画市场，(有意思的是，别的书法家的字则很少甚至没有人造假，这只能说明启先生的字大家喜欢，群众热爱，有市场)他都以宽怀仁厚之心对待。我曾去过潘家园，见假冒启功的字一摞一摞，不装裱不上架，就摆在露天地摊上，问价钱，五元一张，十元三张。字当然写得不怎么样，但还有点意思，蒙蒙人或许还行。摊主直率告诉我，是从大兴一个退休小学教员那里收购的，成本一至两元一张。

我也在琉璃厂见过这样散张的假货，价钱比潘家园的略贵，因为摆进了屋里，应该算上铺面房租。在不远的一家大店里也看到一幅装裱得很好、悬挂在显眼位置的署名启功的条幅，乍看还真辨不出是真品赝品，标价5000元。这是近20年前的事，启功先生当时还健在，标价虽不很高，但也不能算低。我仔细察看，感觉就不是真品。我故意问柜台老板保不保真，大概他觉得我有所察觉，回答说，“你别管是不是真货，觉得好就买;再说了，5000元还想买怎样的好货？”我觉得他说的也是，不过按知识产权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他不但损害了作者的权益，也损害了买者的权益。

启先生对这些情况其实都十分清楚，但他从不去和他们计较。有人为他打抱不平，鼓动、怂恿他打假，可他说，“人家也是为了吃饭，何必不让人家发点小财呢！”后来，人家问他怎么分辨他的字是真是假，他竟然说：“写得好的是假的，写得不好的是真的。”这当然是玩笑话，但他说也不尽然，因为造假者为了不让人识别出，写的时候便十分认真，而自己写比较随便，放松，反不如人家写的。

反观这些年的书法界，乱象不但未见好转，似乎反而尤甚。两年前我访问南方笔都一个民办毛笔博物馆，主人告诉我刚刚一位年纪不算很老的书法家偕夫人来参观，他邀请那位书法家题字留念，书法家竟然转过脸问夫人：“这笔润怎么算？”在这些书法家心目中，写字就是印钞，书法就是卖钱，而且是要现钱。此前许多年就传出南方某省书协(还不是最近披露的陕西省书协)选出多位主席、副主席，还公开标出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理事诸多头衔的不同价码。近年不断传出贿选、假拍、哄抬、洗白、雅贿……种种传闻都离不开一个“钱”字。钱钱钱，这样钱迷心眼的“书法家”，这样充满着铜臭的“书法”，难道不是对“艺术”的亵渎吗？

最近，中央决定将文艺界作为今年重点巡查对象，这无疑是英明的、及时的决策。文艺界中，书法界因其和政、商两界明明暗暗、勾勾连连的复杂关系，腐败的形式、程度又更具其自身的特点。现在，学界除个别人因为见“书法家”名号有利可图，书法界是一个“绩优股”、“聚宝盆”，也想染指其中，整个学界基本上和书法界没有什么交集。比起启功先生那一辈书法家，或和学者经常接触切磋学问，或自身就是文人学者，而现在大多“书法家”都顾影自恋、顾影自傲，守着一亩三分地自己跟自己玩，实在很不正常。

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根本改变局面亦非易事，到时说不定就得下一剂猛药——解散书协组织，撤销“书法家”桂冠，让大家靠真本事真功夫吃饭，而不是靠头衔和级别蒙混招摇。庶几书法界真能出现启功老先生所期望的风清气正的局面，而老先生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心情舒畅，欣然承认自己也是一名“书法家”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