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画赝品收藏价值 传世高仿作品值得关注

追根溯源：假画的前世今生

　　随着艺术资本化的到来，作为人类文明载体的艺术品，变身为高额利润的代名词，其高报酬率不断吸引着大量资金投入艺术市场的洪流之中。但艺术品的“真”与“假”，一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决定着艺术品收藏与投资的成与败。在谈“假”色变的今天，我们就以占艺术品市场成交份额最大的古代、近现代绘画作品为例，重申“假画”的范畴与意义，为收藏家与投资人抽丝剥茧，挖掘其背后的投资潜力。

假画的前世今生

　　假画，又称伪作或赝品，是指非画家本人实际创作，却谎称是其所作，署其姓名或采用其他方式表明其身份的美术作品。根据假画制作方式，造假一般分为四种形式摹、临、仿、造。造假，历代皆有，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他们在政治需求、个人喜好或者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或个人、或群体、或区域性地生产假画。早期，古代绘画作品的描绘对象主要以人物为主，且内容多为劝诫、警示之用。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历代统治阶级有目的、有选择、有规划地组织临摹艺术作品，并将其赐予众臣及各地官员，从而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后来，随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艺术市场空前繁荣，古玩、字画以及当时创作的艺术精品大受追捧，以盈利为目的的书画伪作充斥整个艺术市场。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记载：“古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惜代价地挖空心思，进行花样翻新的书画伪造和改造，并最终形成了造假的手工作坊、造假区域以欺世盗名。其中，“苏州片”成为赝品中的佼佼者，其特有的艺术、历史价值在造假的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

　　传世赝品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产生方式，它们在中国特有的传统绘画教育方法下产生，并且不具功利性。中国书画的学习方法历来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临摹古人和老师的作品是学画的唯一途径，而临摹得像与不像则成为将来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中国历史上，北宋时期徽宗赵佶开设的“皇家画院”就产生了诸多临摹作品。画院，官署名，在中国古代宫廷掌管绘画。宫廷画院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宋徽宗颇具绘画才能，为画院定立了一套完整制度。他以自己的鉴赏趣味和创作方法要求画院画家的创作，从而形成了精致华丽的“院体”风格。在绘画学习中，宋徽宗十分重视古人“格法”，他命人每旬将宫廷收藏的名画两幅押送到画院供大家临摹学习，例如现藏台北故宫(微博)博物院的黄居寀《芦雁图》就是在“传移摹写”下产生的精品摹本。

　　行业调查

　　名家仿名家最具收藏价值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场所，是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机构。博物馆中陈列的艺术作品与征集对象也一定与其职能相符。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寅《溪山鱼隐图》卷，以及辽宁省博物馆的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它们或是宋代摹本，或是师友代笔之作，皆属假画的范畴，却都进入博物馆并成为镇馆之宝。这些旧时名家高手的仿品及代笔，谁能说它们没有收藏价值呢？

对某些画家的画，仿其风格去创作，然后签其名款印鉴，这种仿制现象，仍属于假画的一种。在过去，往往某书画家的作品行情特别好时，大批仿制者就蜂拥而至，专仿这一家笔法，如清代的王石谷等，就会出现专仿其画笔法的仿制者，他们不但临制这些名画家的画，而且也能根据这些画家的笔法自由发挥去创作。一般这种情况，以儿子学父亲、门生学老师居多，也有作坊中的徒弟在师傅的指点下专学某人的。但在众多传世仿作之中，从投资的角度看，最有投资潜力的赝品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伪作”。

　　历史上，名家仿名家，代有其人。如张石园仿王石谷，江寒汀仿任伯年、虚谷，吴待秋仿王原祁等都可乱真。其中，最负盛名当推大名鼎鼎的张大千，他“穷追古人之迹，穷通古人之法，最后达到穷探古人之心”(叶浅予语)，因而大千仿石涛、八大的作品曾骗过当时国内不少知名的鉴定家，并在民间流传了许多趣闻轶事。据许姬传先生(梅兰芳的秘书、收藏家)回忆，上世纪30年代初，着名鉴定家、书法家张葱玉偶然在一间房内看到四周挂满历代书画，经张葱玉仔细辨认，皆为大千仿作。张葱玉表示，假若有人将其中的画当真的卖给他，他是会吃进的。他并预言，张大千伪古前无古人，今无来者，将来凡是署名张大千的画，必定会大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