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的鉴赏家遇到东方的皇家品味

在20世纪中国文物收藏史上,大维德·裴西瓦乐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他收藏的1700多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其中包括仅与台北故宫相同的汝窑收藏和海外最好的乾隆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对元青花标准器大维德瓶;还有今天成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唐韩幹《照夜白图》。

　　1935年,他发起和组织的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还特意按乾隆养心殿的室内装饰展示了中国皇宫的一偶。招揽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240个租借单位及个人3080件中国文物参展,第一次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艺术,不仅使故宫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而且聚集了大部分当时散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精品,成为中国文物展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大维德不仅是20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同时他也是海外公认的最具宫廷欣赏品味和学术眼光的收藏家和鉴定家,他收藏的中国文物特别是中国瓷器质量之精、品位之高、学术价值之大,是至今还未有任何人,不论是个人或是组织机构所能比拟的。

　　如果说时势造英雄的话,作为收藏家的大维德确实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候!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大量的清宫旧藏的文物通过溥仪、溥杰以及太监等各种途径从宫中流散到社会上。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筹备成立故宫博物院并对外开放,以前深藏宫中的珍宝得以公之于世。出生于犹太裔商贾世家的大维德,不仅继承了家族巨额的资金,更遗传了犹太商人的那种机智、敏锐、执着和超凡的社会活动能力,他一到中国,便将自己的活动与故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虽然大维德何时开始参与故宫博物院的筹建现在还无从考证,景阳宫设置为瓷器陈列室是否出于大维德的力劝也还值得商榷,但是由以上资料我们至少还是可以看出,从1924年到1935年间,大维德频繁地奔波于中英间,他亲自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录和展览工作,与大量清宫旧藏的文物有着零距离接触。正是由于他在故宫的这些特殊经历,培育了他的鉴赏品味,使他对中国文物的认识开始建立在一个很高的基础上。这段难得的经历使得他以后的收藏展现出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收藏家的“皇家品味”。

　　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故宫博物院为此专门于1927年4月25日发函请国务院及内务部禁止盐业银行变卖、处理清室抵押物品(见故宫大事记)。盐业银行是个官方背景、私人性质的商业银行,是由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之父张镇芳创办的。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得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有两个买家正在与银行沟通此事,盐业银行内部也有一位高官,他本身也是收藏家。这位高官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这批藏品。后来由于受到“如果把这批藏品带离北京,将有人身安全问题”的威胁,那两个买家都不得不放弃购买计划。而一生充满冒险精神的大维德看到这批清宫旧藏的文物精品后,却决定不顾一切要来冒这个险。与盐业银行的谈判前后持续了一年多,通过几番周折,到第二年大维德才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如乾隆御题哥窑簋式香炉(2件)、乾隆御题哥窑葵口碗(2件)、乾隆御题官窑弦纹贯耳壶(2件)、乾隆御题官窑鼎式香炉、乾隆御题官窑胆瓶、乾隆御题官窑碗等。没有御题的有官窑玉壶春瓶、官窑羊耳尊、官窑兽面衔环方壶、官窑六方形香炉、官窑胆瓶、官窑印花莲瓣纹碗、官窑八卦纹香炉、哥窑钵式香炉、哥窑水盂等。宋代其他名窑瓷器也为数不少,如乾隆御题钧窑瓷枕、龙泉窑鬲式香炉、定窑纸槌瓶、定窑方洗等。

　　这批清宫藏品的获得,对大维德的收藏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据郭葆昌辑《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清宫旧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大约有199件。在大维德收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20件左右,大部分御题藏品出自这批银行出售的清宫旧藏。这批藏品,构成了大维德收藏中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正是由于这批精品的获得,在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界引起了轰动,1930年,也就是这批藏品通过日本、美国辗转运回伦敦的第二年,大维德才终于获得英国同行们的认同,获准成为代表着当时西方中国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平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员,进入了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的核心群体。同时也正是由于这批藏品,特别是器物上的乾隆御题诗,使他对中国传统的艺术鉴赏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开始了系统地对中国古代传统艺术鉴赏理论的研究。他的收藏自此也不再局限于瓷器,他开始以乾隆的趣味来搭建他的收藏。

　　在大维德收藏中,宋代官窑瓷器是他最值得骄傲的部分,除了从盐业银行购买的那部分清宫旧藏的精品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收藏的汝窑瓷器。汝窑是北宋末期的御用瓷器,温润典雅的天青釉像是捕捉了雨过天晴刹那间的云光掠影,为宋五大名窑之魁,是中国历代青瓷的典范,因其烧造年代短,自南宋以来就是收藏界的珍宝。有记录的传世汝窑瓷器全世界仅存77件,是官窑系统中传世最少的一个品种,台北故宫也仅有21件。

　　大维德收藏了12件,包括了乾隆御题汝窑碗、刻花鱼纹洗、葵口盏托、三足奁式炉、水仙盆、浅碟、瓶等各种器型,从数量上看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其中的刻花鱼纹洗非常罕见,汝窑一般均为素器,不带纹饰,这种带图案的汝窑洗全世界仅存两件,另一件在台北故宫。而汝窑奁式炉全世界也仅存两件,另一件在北京故宫,大维德收藏的这件要比北京故宫的那件尺寸大很多。此外葵口盏托,全世界也仅存两件?熏另一件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非常有意味的是大维德收藏了一幅1728年由宫廷画家绘制的反映雍正皇帝收藏中古物和瓷器的《古玩图》,图中恰好描绘了大维德收藏的乾隆御题汝窑碗,可见这只汝窑碗深得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喜爱,而大维德能够同时将《古玩图》和汝窑碗收集到,足见大维德所下功夫之深,由此我们也能领略到大维德收藏的汝窑之精。

　　虽然大维德藏品中以大维德瓶最为著名,但元代瓷器确实不为大维德所看重,至少1934年以前情况如此。因为虽然1927年他已购得一只大维德瓶,但在1934年编著的《大维德收藏的中国瓷器》里并没有收录这只青花瓶,而且在这本图录中也很少有明确标明为元代的器物。从这一点上,也能清晰地看到清宫旧藏对大维德的影响。在明清两代宫廷收藏中没有一件元代青花瓷的传世品,只有少量的元代其他品种的瓷器,多为祭祀用品,如元龙泉窑大尊、元钧窑天蓝釉大罐、元景德镇蓝釉白龙盘、元卵白釉盘等。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几件元青花也都是1949年以后收集的文物。

　　除瓷器外,大维德也同样收藏了一些带“皇家品味”的其他种类的藏品。大维德的绘画收藏中有唐韩幹《照夜白图》、五代周文矩《宫中图》(第三段)、元钱选《梨花图》等一些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其中《照夜白图》为清宫旧藏,嘉庆皇帝时与陆机《平复帖》一起颁赐给亲王永瑮,后传至其后裔民国著名画家溥心緦手中,1936年溥心緦因为母亲治丧缺乏资金将其变卖。“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骑,图左上方“韩幹画照夜白”六字为南唐后主李煜所题,此外还有唐张彦远,宋米芾、贾似道,明项子京等人的题名或收藏印,卷后有乾隆御题诗,是一幅流传有绪的早期绘画珍品。张伯驹先生在《沧桑几度<平复帖>》一文中曾提到当时他在上海,听说《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急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去信,谈到这张画的价值,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之流落国外。可惜当宋哲元接到信时,此画已被一个姓叶的人带走,转卖英国……而这英国的买主便是大维德。

　　大维德的漆器收藏与清宫旧藏一样以元、明、清三代宫廷传世品为主,除上文提到从盐业银行购得的乾隆御题明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乾隆御题明宣德款红底黑漆八仙盖罐、乾隆御题明嘉靖款剔红碗外,还有元杨茂款剔红牡丹纹盘、元张成款剔红四季花卉盘、明永乐款剔红牡丹纹盘、明嘉靖款八宝纹方盘、明弘治款剔红盘、清乾隆御题菊花漆盘等一批漆器精品。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明朝是中国雕漆史上的黄金时代,永乐帝朱棣对雕漆尤为酷爱,曾在皇都设立果园场,并征调名匠高手制作御用雕漆器,果园场御用雕漆器在明末已被当时的鉴赏家视为至宝。现存世的永乐款剔红盏托,全世界仅存3件,其中一件在北京故宫,另一件在美国一私人收藏家手中,但只有大维德收藏的这件上有乾隆御题诗,可见这只盏托深得永乐、乾隆两位皇帝的青睐。乾隆1781年为这只盏托所做的御题诗大意为:永乐的盏托还在,可是上面的碗却丢失了,后给它找了个嘉靖时的碗,到也十分般配,虽然丢失了一半,幸运的是还能再次让它完整。然而虽然现在完整了,没准哪天又会失散……侥幸的是,乾隆担心再次失散的这只嘉靖款碗也在大维德收藏中,大维德从盐业银行与永乐盏托一并购得。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上,大维德收藏的这批漆器首次向世人展出,当时有评论称“它们使故宫借展的漆器黯然失色”。遗憾的是大维德的这些收藏除瓷器外在上世纪70年代后陆续被变卖,如《照夜白图》、《梨花图》等绘画珍品1977年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得,而这只永乐剔红盏托1976年由香港著名漆器收藏家李经泽(K.T·Lee)购得并于2008年通过佳士得卖出,其他收藏也都通过拍卖行等各种途径流散到世界各地。

　　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宋、明、清瓷器,还是绘画和漆器,大维德都非常注重收藏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或比较稀缺的品种,他的收藏基本上沿袭了明清以来的皇家趣味。早在1934年霍蒲孙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中就提到,在他的收藏中仅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已不下70件,堪称“小型宫廷收藏”,并发出“收藏家如果没有条件去中国故宫看宋、明瓷器的话,可以来伦敦大维德这里”的号召。正如大维德夫人所说,大维德是以中国宫廷特别是乾隆皇帝的欣赏趣味和眼光来建立他的个人的收藏的,在大维德的收藏中有着浓厚的“皇家情结”。

　　大维德不仅是海外收藏汝窑瓷器最多的藏家,也是西方最早涉足于汝窑研究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也开始了古籍善本书的收藏,并陆续购得1591年版明高濂《遵生八笺》、1637年版《天工开物》、1744年版《陶说》、1606年版《程氏墨苑》等一批古籍珍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他被日本兵拘押在上海期间,幸运地发现了苏州潘氏家族收藏的明曹昭1388年版的《格古要论》3卷本。在此之前,世面上只有王佐1459年版的《新增格古要论》13卷本,当时很多学者如西方两个最著名的汉学家巴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哈梅尔(Arthur Hummel)都认为1388年3卷本版可能已不复存在。

　　1939年二战爆发,大维德不得不投身到与中国艺术毫无关联的飞机制造业。1941年12月大维德夫妇在去印度途中取道上海,当时正值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夫妇被日本兵关押了9个月。在关押期间,他患上的后来导致他全身瘫痪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对自己生命的担忧使大维德不得不考虑这批收藏将来的归属问题,他想到了要建立一所博物馆来安置这些藏品。1942年他在非洲获释后关心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策划并实施这个博物馆计划。在开普敦,他幸运地结识了同样热衷于中国陶瓷收藏的戴维斯法官(Davis),并发展为亲密无间的挚友,戴维斯法官成为他这一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和起草者。大维德很自然将他的目标锁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30年,他开始的中国艺术研究的第一个项目便是出资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立中国艺术与考古教授席位,建立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

　　1950年,伦敦大学终于竭尽全力,克服了战后的重重困难满足了大维德要求,在伦敦布鲁姆斯博瑞(Bloomsbury)的乔顿广场(Gordon square)53号为大维德收藏建立了专门博物馆,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1952年大维德好友鄂芬史东将他收藏的200余件明、清单色釉瓷器也捐给了基金会,至此大维德基金会共拥有1683件瓷器和7件珐琅彩料器,1952年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然而庞大的博物馆的维持费用困境,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不得不于2007年关闭了在亚非学院的展览。2008年4月,经基金会董事会与大英博物馆协商,大英博物馆提供专门展厅,大维德收藏将在临近亚非学院的大英博物馆永久借展。虽然这种局面可能不是大维德所希望的,但也许它会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领略到这个20世纪在西方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陶瓷收藏的风采。

　　(本版稿件由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