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佛教兴盛：一些大寺院“富可敌国”

随着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佛教信仰也开始在契丹贵族阶层中间流行。辽廷已不再把佛教看作是汉人的事情，而是自觉地效法唐代帝王的奉佛故事，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体现，我省的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原文化，越来越多地濡染着契丹人。

　　辽代佛教逐步兴盛

　　奉国寺位于我省锦州市义县城内之东北隅，自山门以内，沿中轴线自南至北依次有牌楼、无量殿、大雄殿等主要建筑，除辽代遗构大雄殿外，其余皆为清代重建。奉国寺大雄殿曾被梁思成先生誉为“千年国宝、无尚国宝、罕有的宝物”，虽后代多有修葺改建，但学界仍公认其大木结构乃为辽开泰九年（1020年）奉国寺初创之时的辽代原构。

　　大雄殿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檐庑殿，斗拱比例雄大，屋檐高峻，气势非凡。殿无论是规模与形制，抑或铺作以及用材等，均已达到现今所知古代遗构的最大极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物研究所资深古建筑专家杜仙洲先生发表 《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称，“奉国寺大雄殿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国建筑史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 ”

　　辽自圣宗朝以后，其佛教进入全盛期，史称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释典”。而奉国寺大雄殿之始建年代恰在圣宗时期，其时佛教之盛，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所体现，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道儒说，契丹人本没有佛教信仰，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扩大，契丹人接触到汉族和女真族的佛教。为了使被掳掠的汉民能够在迁徙地稳定生活，契丹统治者开始容许佛教的存在和发展。

　　阿保机即位的第三年夏天，诏命左仆射韩知古在龙化州大广寺建碑，以纪功德。神册三年，又下诏建立佛寺。

　　当“燕云十六州”这些佛教兴盛的地区被纳入辽的版图之后，又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辽代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信仰开始渗透到契丹人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与契丹人的原有宗教信仰相互融合。

　　世宗、穆宗和景宗（947年—982年）这三朝，辽代佛教逐步发展起来，而圣宗、兴宗和道宗（982年—1101年）这三朝，则是辽代佛教的百年兴盛时期。

　　“辽以释废”有何根据

　　魏道儒认为，就辽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而言，基本上走了一条从信佛到佞佛的发展路线。特别是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1101年）对佛教的尊崇、沉醉和痴迷尤为突出。根据《辽史·道宗本纪》中的资料，咸雍四年（1068年）二月，他颁行自己撰写的 《华严经赞》；咸雍八年（1072年）七月，颁行自己书写的华严五颂。此外，他还著有《华严经随品赞》等。太康元年，他命皇太子写佛书。

　　辽代寺院大多有相当规模的地产，其主要来源是社会的捐献，特别是辽帝室、贵族的大量施舍。例如，圣宗次女秦越长公主舍南京（今北京）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舍田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施舍钱13万贯。兰陵郡夫人萧氏施中京（内蒙古大名城）静安寺土地3000顷，谷1万石，钱2000贯，民户50家，牛50头，马40匹。还有些寺院，并没有直接获得朝廷或富豪的土地捐赐，而是通过社会捐献的钱财购买土地，置办庄园。

　　辽代寺院一般都比较富裕，僧尼生活优裕。特别是一些大寺院，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在道宗末年，政府财政困难，出现了寺院向国家捐献的现象。辽代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只有以后元代的喇嘛教僧人可以相比。所以，民间愿意出家为僧尼的人很多。

　　道宗时滥度僧尼的情形臻于极致，僧侣人口数量达到了高峰。学界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辽代总人口约近千万，道宗时的僧侣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3.6%。与辽同时代的北宋，其僧侣人口的最高峰是真宗天禧五年，僧侣人口占总人口数也不过0.92%。当时，这已经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认为当时僧侣数量之众，已经到了国家财政所无法承受的地步。

　　出使辽国的苏辙，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此言道出了在佛教的长期濡染浸润下，契丹人由强健变为文弱，辽王朝由雄盛转为衰微，国势由此一蹶不振。以致最后竟不敌以2500人起兵的女真，走向覆亡。

　　对于辽代佛教的消极影响，金末元初，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着“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 1247年，忽必烈召见金朝遗老张德辉，曾就此说法征询他的意见，张德辉着力阐述了他对“金以儒亡”的不同看法，而对“辽以释废”一语未予置评。

　　内忧的辽抗不住外患

　　历史上，完颜阿骨打起兵灭辽是辽灭亡的直接原因，但辽以那样一种“打不过人家”的方式覆灭，与其内部的“不安”也有很大关系。

　　耶律阿保机通过契丹族的世选制成为契丹迭剌部首领，从而登上契丹政治舞台创立了辽。世选制是契丹固有的传统，与“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世袭标准不同，是采用一定范围的“择选”方式来选出领袖，并有任期限制。所以，当他将皇位继承权限定在其直系后代，改变了这一“世选制”传统后，便遭到了同样具有世选权利的亲兄弟的挑战。其后，他任命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但遭到以皇后为首的各大草原部落阻挠，耶律倍最终未能以太子身份登上皇位。

　　此后，辽的几位皇帝——耶律德光、辽世宗、辽穆宗、辽景宗也都是以世选方式登上皇位。直到辽景宗在外戚和汉族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册封太子，封建世袭制度才真正在辽确立，但世选派的影响仍然很大，辽兴宗、辽道宗、辽天祚帝三朝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都与此有关。从历史角度看，世选制和世袭制两派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由此导致辽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这也是辽灭亡的原因之一。

　　此外，辽的边疆政策也留下后患。辽初统一东北的渤海国后，主要方略转为南侵中原，因此对东北地区采取了“迁人弃地”的做法。在辽初，这是正确举措，但在中后期，这里的军事力量就显得薄弱，《契丹国志》载：“景宗乾亨元年，自东丹国南迁，契丹经营河朔，不复顾。 ”

　　随着辽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契丹人口数量却没有相应地快速增加，可是辽的统治者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反而在其统治的广袤区域内，分地建城，派兵驻防，如此一来，辽的经济压力增大。到辽中期，这一问题已经日渐显露，成为摆在辽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大安九年（1093年）冬，蒙古族部落首领磨古斯率军进犯，辽军与之展开血战。虽取胜，但也付出巨大代价。同时，由于辽将更多力量投入西北防务，东北转而采用羁縻 （jīmí笼络怀柔控制之意）统治策略，更多依靠女真部族首领维系对女真各部的控制，这就为其后女真起兵灭辽埋下了伏笔。

　　虽然辽名义上仍保持对东北的管辖，但实际上，辽统治者很少干预这里的事务，各小部族纷纷自立，特别是女真部族发展很快，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女真部落集团。最终，辽天祚年间，东北女真变乱，辽国随之土崩瓦解。

　　族群失散了，文字失传了，文明失落了，这一切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于是，我们忍不住想问：那个曾经强盛的王朝，真的存在过吗？当我们寻访在辽沈大地，我们忽的有一种感觉：他们留给我们的或许不仅仅是一份历史记忆。请继续关注“找寻辽河流域那个消失的民族”。□文/本报记者/王云峰/王岩頔 摄/本报记者/宋 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