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解读诚信

　　国学走入生活，

　　传统成为时尚！

　　科普国学，

　　文化健康！

　　“子曰”，古代指孔子说，现泛指老师说。

　　“子曰诗云”，就是中国人引经据典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

　　子曰文化，团结一批杰出的国学教育者和文化工作者，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解读古为今用的经典智慧，构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把精英层面独有的思想智慧，转化为民族共享的文化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提出的第三个价值准则，是诚信。

　　诚于中，信于外，“诚信”这个词，要分“诚”与“信”两个方面来看。

　　(一)无信不立

　　信，是“诚信”最直观的行为表现和检验标准，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说话一定信守、做事一定办到，讲究信用，受人信任，这是诚信的外化体现。

　　“信”之一字，虽然千金一诺最为沉重，但空口无凭又最为虚泛，观其行径还要等待漫漫时间的印证，所以，“信”在外化体现方面，就产生了一种加固信任的仪式。仪式也并不复杂，中国的印章，就是这仪式化的凭信。对于一国来讲，国之玉玺，郑重一落，就印盖出了国家信誉；对于个人来讲，名章为凭，红印一盖，就代表着本人信誉。

　　所以理想化的“信”包括了三个维度：主体信诺，客体信任，而连接这主体与客体的，就是信誉。首先自己有诺必信，而后才能建立信誉，最后赢得旁人信任。

　　“信”对国家、对个人都极为重要，《左传》中就说，“信，国之宝也”，信用是国家的重宝。信誉建立，比城池建造、比经济建设都更难，建立之后的维持亦难，信诺百事可能才筑造起一道信任的高墙，但毁诺一事就可颠覆信任的根基。国之信，建之无形，毁之无影，易毁难建，去即无存。这个道理，两千六百年前的晋文公重耳就深深懂得。

　　重耳做公子时曾流亡楚国，为感谢楚成王对他的款待，便留下信言说，倘若将来他能回国而遭遇晋楚两国交战，一定让晋军退避九十里，以谢今日收留之情。这就是“退避三舍”这个成语的由来。后来，战况果如重耳所言，晋楚两军对决，晋军退避九十里后才战，最终赢得城濮之战的胜利。而在晋军后退的时候，军吏曾表示过强烈反对，认为国君躲避臣下十分耻辱，楚军又已是疲惫不堪，正好攻而破之。但重耳的舅舅子产，代替重耳发言说，如果没有楚国的前恩就没有晋国的今天，不能背弃恩惠而食言。此战之后，也成就了晋文公重耳一代春秋霸主的地位。成就他的，不仅是实力的响亮，更是人格的响亮；成就晋国的，不仅是国力的强大，更是国格的强大。这就是《孔子家语》里说的：“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国家一言之信，胜过万马千军。

　　一国对外要维护信用，对内也要建立信誉，面对国家民众才能形成政府公信力。《论语》中就记载有关于公信力的讨论，学生子贡曾向孔子询问治国之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足粮食、充足兵力、人民能信任政府，这就是治理政事之要。但子贡总有进一步的思考，他继续问，在这三者理如果必须要去掉一项，能去掉哪一方面呢？孔子说，“去兵”。子贡还想探寻答案的唯一性，于是又问，如果再去掉一项，在粮食充足与人民信心里，能放弃哪一方面？然而这道艰难的选择题没有令孔子为难，孔子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治国理念是，在迫不得已之下，粮备可以去掉，没有粮食，不过是死而已，但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死亡。可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立不起来了。

　　因此，政府必须要能取信于民，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问政、论证；因此，宋代宰相王安石也从治国实际出发，言古论今地总结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政府传递给人民的信义力量重过百金，这就是中国思维中的政论、政见。

　　所以，国之信，重九鼎。对内，民无信不立，对外，国无信不威。

　　信，与个体每一个人的关联更为密切，我们平日里，一句邀约的问候语、一篇工作的保证书、一段信誓旦旦的承诺，都是在进行着某种信约的发起和践行，在这过程中，可能言者无心，然而信者有意。我们每一天的言行印证、每句话的结果论证、每个人的印象旁证，都是比印盖在契约上的人名章更有说服力、更有真实度、更具考验性的人生信义证明。

　　信，就是要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也许有时候只是夸张的表达、只是随意的答应，可是语言之后没有行为的续接、没能圆满的完成，这段话就缺少了漂亮的收尾、这个人就缺少了完整的责任意识，言过其实，便成了言而无信的人。正如孔子感叹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如果不讲信义，简直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所以古人对自己出言十分谨慎，从战国时期的《春秋谷梁传》就态度鲜明地指出：“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如果不能守信，那何以要说话！到汉代的《大戴礼记》更同意这观点，说：“可言不信，宁无言也！”如果言而无信，那就宁可不说话！宋代程颐进而总结道：“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没有忠信之心的人，不可立世为人。这样看来，信，不是品格的高层次要求，而是人生的必要性条件。

　　故此，古人对“信”的教育和反思时刻警醒在心头。《韩诗外传》中就记载了“孟母不欺子”的一段故事。孟子小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好奇地问为什么，他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杀猪？孟母心不在焉地随口打发他说：杀猪给你吃！但是话刚脱口而出，她就后悔了，想到孩子已有认知观念，怎么可以传输他“人无信义”的理念呢？于是，贫寒度日的孟母依然拿出钱来向邻家买了猪肉，只为给孟子传达“言出必行”的教育理念。孟子能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亚圣”，实在离不开母亲对他幼年的点滴教育。

　　育人如此，自育亦然。成年后的孔子，也是不忘随时对自我进行反思教育，他要求自己每天多次反省自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为人办事尽心了吗？与人相交诚信了吗？所学知识践习了吗？为事要忠、为人要信、为学要习，孔子最看重的人生品格里，信，就是关乎能否立身的重要一条。

　　信是一种品格，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信是一种责任，一言九鼎，一诺千金。

　　信，更是一种准则，人无信不可，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

　　(二)无诚不行

　　信，是一种行为验证，然而“诚信”这个词，“诚”在“信”前，“诚”比“信”更为重要，诚，是内心自觉。诚信，必须心意真诚，才好信守约定。

　　所以孔子论诚信，为我们所熟知的那句“言必信，行必果”之后加了一句令人惊愕的话：“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出言就必须要信守、做事就必须要坚决，这并非君子所为，而是没有判断能力、不问是非黑白、浅薄固执己见的小人行径！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言行一致并不一定代表诚信品格？——在孔子这句话里，就涉及到了“诚”的重要性：假如被迫做出的承诺不是本心所愿，假如一时糊涂的约定不是正义所为，那么还要去义无反顾地践行它吗？假如对坏人做出了违心承诺、假如做坏事顺从了错误约定，这些权宜之计、这番歪理邪说反倒要如约信守吗？当然不是！只有正义才值得信守，只有诚恳才甘愿信诺——内心的愿意，才是守约的根本！

　　对孔子这句惊人论断，从小受诚信教育长大成人的孟子就深以为然，孔子说了小人的言行，孟子便明确说君子的言行。《孟子》中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内心通达的君子，所言不一定拘泥信守、所行不一定执迷结果，为人行事的准则，是必须要合乎正义。“惟义所在”，唯有正义存在，才能心正意诚。

　　所以宋人晁说之就说，“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人无信不可立，心不诚更不能行。不讲首要的诚心实意，仅凭“信”的结果来衡量人品未免会有失偏颇。没有心之诚在前，信之行就成了刻板的教条、拘泥的桎梏、僵化的思维、固执的行径、不情不愿的强迫、形式主义的空洞。而民国时期，修炼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之圆融大境界的弘一法师，便说道：“内不欺已，外不欺人。”不欺人，便是“信”，不欺已，便是“诚”，如此内外合一、表里如一，才是“诚信”的本质。

　　诚，这正是中国文化以浓墨重笔论述的重要内容。《大学》里论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孟子所言的正义、正心，都是从“意诚”开始。能秉真诚之性、能怀赤诚之心、能发坦诚之言，才能拥有正直的心、才能遵循正义的理、才能奉行正义的事。

　　而《中庸》又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才能明了真理，明了真理才算真正心诚。所以，在不明理时作出的错误承诺，本就是心不正、意不诚的，怎能再信其行、顺其非，让错误更加荒谬地履行？

　　“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贯穿了万事万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万物，因而君子以诚为贵。这也正是“中庸”这一智慧思想的重要出发点，中庸之道的做法就是：本于诚、用于中、致于和。

　　“诚”是君子最看重的本心，先做到“诚”，而后才能达到《孔子家语》里描述的理想状态：“言必诚信，行必忠正。”诚信这个词因而涵盖着内外两方面的意义：诚于中，信于外。

　　中庸之道要“本于诚”，诚信之道要“诚于中”，由此可见，诚之为贵，就在于它关乎着内心的本源，是为人为事的出发源点，若本末倒置，只要求表面行为的达标而忽略了对内心意愿的安顿，便是缘木求鱼，背离了“诚信”的本质意义。

　　国之诚信，在固邦，在安民；

　　人之诚信，在立世，在明道。

　　荀子说，“养心莫善于诚”，那么，正行莫善于信。

　　诚信为人，就是在养自我清洁之心、正自身坦荡之行；

　　诚信对人，就是在养天地浩然之气、正道义永存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