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在巴西：2000年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 3

图像与形式

中国当代艺术从1990年代开始到2000年以来，一直在符号化倾向中发展，从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到艳俗艺术到新卡通，贯穿始终，因此有评论中称是 “后殖民” 的中国当代艺术。抽象绘画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在解释系统上过于东方主义，把抽象绘画精神化，与生活现场无关。近几年来，关于绘画问题的讨论，开始出现在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中，如王纯杰、杨千、黄峻、牟桓、吴松、王小松、杨锴、李周卫、刘永涛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后抽象、图像、涂鸦、笔触等问题。

王纯杰和杨千在创作中比较观念化。王纯杰是“文革后”最早的实验艺术家之一，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专业，1983年移居香港。从移民香港后，王纯杰从事艺术创作并主持艺术公共事务，创办香港艺术公社和组织艺术活动，并任两届香港艺术发展局视觉委员会主席，近年来回上海从事美术馆的管理。王纯杰以他工作上的多重身份和区域上的多重身份从事着艺术创作，并提示了当代艺术家一个新型的转向，即艺术不但是艺术家的艺术，而且也是社会活动家的艺术，其创作从1970-1980年代初的抽象化绘画语言表达，到香港发展为各种媒材的观念艺术，作品触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各种体验，并多方位地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次展览的绘画作品《日记》，不但延续了王纯杰最初的绘画实验，即抽象符号的涂鸦，而且还伴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从早期的符号式涂鸦，转向了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临时场景与自我处境的碰撞，并在画面上呈现为错综复杂的图像。

杨千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后来赴美国学习，创作领域从绘画扩大到装置。杨千希望他的作品能给观者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他在作品的形式和材料方面进行了很多实验，这在他最近以纸屑为创作媒介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本次展出的《媒体纸屑》是一组装置作品，由7件有着LED灯的人物图像局部组成，如明星脸、大眼睛和嘴巴。这些局部的图像来源于杨千收集的各种流行和娱乐杂志，他将这些杂志用碎纸机碎掉，然后将媒体纸屑的碎片放大几万倍，使无数微小的杂志纸屑变成了一片巨大的纸屑，其结果是这片有着美丽大眼睛或者嘴唇的纸屑是如此的残缺，加以LED灯的衬托，更显得扑朔迷离,这正是对现在社会的隐喻。杨千通过对图像的重构，暗讽媒体夸大和扭曲事实的方式，对今天的媒体文化提出了质疑。

相比于王纯杰、杨千的观念创作，黄峻、牟桓和吴松在创作中偏重于图像语言的自我化。黄峻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国画系，毕业后不断进行实验性创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黄峻的创作有个显著的改变，从原来的材料抽象转向图像绘画的油画创作，他从个人心灵出发，把儿童形象作为“拒绝长大“的绘画主题用以探讨人类初始的情感状态。 特别是2007年以后，黄峻一改图像平涂细抹为写意式的绘画手法，他的作品用勾勒轮廓的表现方法，大面积的色域和滴淌的颜色既有国画运笔功底的背景，更由此尝试出了新的语言方式。在展出的《彳亍》和《花冠》这两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峻在塑造形体上勾勒了很多将错就错的轮廓线，他把素描的方法融入到对图像的描绘中，保留了图像与图像之间独具意味的大面积空白。画面中风格多样的童真之瞳正注视着这个纷扰的世界幷直抵成人的灵魂。黄峻的作品不仅是用儿童的形象留存对童年的记忆，更多的是试图追问这个世界的真相。

牟桓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1997年去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和创作，他是一位把德国表现主义的绘画与中国画相结合的一位艺术家。人物是牟桓创作的一个主题，但他不注重于人物形象的具体描绘，而是注重人物在空间的维度及其与空间的关系的表现。画中人物的形象通常都是模糊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各种拉长的身形与怪异的动作却暗示了作者内心某种隐秘的情感。作品名称通常以数字来表示，本次展出的作品《2008No.3》、《2008No.4 》创作于2008年，是他在这一阶段的代表作。他用疏密对比来做画面的构图，人物造型用平涂的色彩累积起来形成透视关系。加上平涂的底色和人物的投影， 使画面显得静穆而灵动。

吴松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一直尝试水墨与其材料结合的实验。在题材上，他把传统人物画、花鸟画和山水画进行拆散和拼贴，然后重新组合形成视觉错位的图像。人体和花鸟是吴松创作常用的题材，他用了水墨、宣纸、丙烯、油画布等综合材料来进行创作。本次展览的作品《身体日记》用了日记的表达方式，来纪录生存现实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画面中的形象非常多样，不仅有人物头像、舞蹈的女子、裸体女性、弹乐器的男子、沉思的男性、还有各种植物和动物形象的描绘，这些众多的形象在山水间相互穿插。画面中还有许多文字，但这些文字更多的是一种线条的表现，而没有具体的意义表达。吴松用这种错位的营造方式来表达他对环境的焦虑以及对文化和现实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