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虎谈高居翰：向世界打开中国绘画史的老头

导言：美国当地时间2014年2月14日，美国西海岸的“学术巨人”、著名中国艺术史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仙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家中，享年87岁。这位1926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福特布莱格的美国人，系1950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学士，1952年、1958年密执安大学艺术史硕士、博士，1954-1955年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从1965年到1994年荣休，他任伯克莱艺术史教授。高居翰还曾谢绝哈佛大学给他最高等级的“大学教授”的聘任，坚持回到伯克莱。美国大学艺术学会于1995年和2007年分别授予高居翰艺术史教学终生成就奖和艺术写作终生成就奖。这位孜孜不倦的“学术巨人”有着这么一位忘年之交——来自台湾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荣誉教授徐小虎。徐小虎15岁时就认识高居翰，当时她还在美国念高中。这位经常自诩为是“在学术圈之外的流浪者”的徐小虎坦言，高居翰是最“慷慨“的好朋友、老朋友，“我们虽然意见越来越不一样，但他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之一。”记者联系上这位年近八十的老太时，她说咱们微信聊吧……

“我比他小8岁，但那时我们的学识有很大的差别。”

“啊!那是在华盛顿，一个外国学生俱乐部。我是来自中国，当时比较不习惯美国的文化，外国学生俱乐部有很多欧洲人，我就觉得很亲切。我记得当时他都没跟我讲他跟中国艺术有任何关系。”微信语聊那头展现的是一个声音略显“调皮”的老太。

当时15岁的徐小虎跟高居翰有过一面之缘，但那时徐小虎根本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帅哥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高居翰。直到1964年，徐小虎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亚洲艺术与考古研究所进修，一次演讲上，迎面走来一位白头发的“老先生”对她寒暄道：“Are you Joan Xu?你不记得我了吗?”徐小虎在心里嘀咕道：难道这位伟大的Cahill先生认识我吗?

徐小虎的普林斯顿时期，那时她已经30岁。“那个时候Cahill的书是大家都读的。我比他小8岁，可是那个8岁就有很大的差别，那个时候他已经做了好多事情，他在弗利尔(指高居翰在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当中国书画部顾问时期)已经在做研究，所以他已经成就很深了，已经做了好多中国艺术史的事情，但当时他没有给我讲，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高中学生，并没有晓得有中国艺术史这个东西。所以再认识他的时候，是1964年他到普林斯顿来演讲时，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整个基础都已经打好了。”徐小虎说到。

在东京开会，我们“互掐”了

“后来很有趣，我自己也不知不觉走了这条路。他在日本待了很久，他的日文比中文好，他从日本的收藏角度看到中国画，也认识伟大得不得了的岛田修二郎教授，后来也去访问王季迁。我的那本书里头他也写了一个序(指徐小虎的著作《画语录》)，你看看那个就知道了，我并不是故意跟着他跑，可是就发现我们做的事情很多地方是一样的，一样的题目、一样的兴趣。”徐小虎在微信语音那头的声音很嘹亮，不时让记者“出声”，别躲起来。

徐小虎写《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是1980年，为了研究吴镇直接搬家到台湾去了。当时台北故宫的院长蒋复璁是徐小虎父亲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徐小虎在台北故宫提画很方便，送个单子进去，一天能提15件，3件在一起拿到一个特别为看书画的房间里来，可以直接看。后来徐小虎的《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的稿子出来之后，台北故宫不再让她提画了。

有一次，徐小虎和高居翰同在日本的东方学会开会 (东方学会是日本学术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整顿、重组学术机构团体时，日本外务省于1947年成立了“东方学术协会”，替代了日华学会。)，高居翰的任务是做主题演讲。“我们每年都会通信，我跟他说我在台湾发现了可怕的不得了的事情，都让我病倒了，就是我们所有对吴镇的认识是错的。我就跟他说你要做Keynote speech，就麻烦你不要讲吴镇。后来他就偏把那个东西《墨竹谱》拿来做他的Keynote speech，当然就不太好了，因为我两是同一个早上的会。那是1982年的事情。”徐小虎接着说到。

当时，高居翰的研究生和“粉丝们”有的还特地从加州飞到日本去。在那次会上，徐小虎用了20分钟的时间讲了她如何找出真迹，并把她的研究中认为是伪作的劣点一一描述出来。会后，高居翰的学生惊讶地跑到徐小虎跟前，围着她说：That’s really wonderful，how did you do that?。“后来Cahill就跑过来跟他的学生说，也跟我说：你不要掉到一个结论里头去。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很快地做一种武断的决定。我就说一点都没有武断，我没有掉进去，我在爬，一步一步地慢慢爬进去。所以还搬家了，我搬到那些画的旁边，搬到台湾的使命就是为了寻找真迹。”徐小虎说到。

他是最‘慷慨’的一个好朋友

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师从方闻，后受收藏家王季迁的点拨，徐小虎结合日本在中国绘画研究的经验，用“结构、形态与笔墨行为”结合的方法，对存世的吴镇书画进行重鉴，结果发现仅四幅为真迹，连台北故宫所藏的《墨竹谱》也是伪作。因为太过“颠覆”，徐小虎也随之成了学术圈里的“流浪者”。

“我很惊讶怎么这些大人，这些伟大的人们都没有仔细地去看这是多么烂的一个东西，它坏透了，它不但是很远很远之后才做出来的，这个大家都不看，还拼命去说它多么好，这个就是我对整个研究艺术史的专家们怀疑的原因之一，当然Cahill也包括在里头。但Cahill当时所看到的不是那些册页本身，是他在写他论文的时候，只能看到像邮票一样的小照片，当然就看不出它的真假，也看不出它的好坏，这是当时我们做艺术史很荒谬的事情。”

提到《墨竹谱》，徐小虎显得有点不淡定，“这也是为什么我去请教王季迁，因为他会记得画虽不在他面前，可是他就讲某张画的左下边、右上边或者是正当中的细节，那个时候我就会写信到台北故宫，跟他们花我所有的钱去买局部，就是讲某一张画的左下边，某一张画的右上边，麻烦你把它放大，我就从一开始在看细节，在看笔墨。所以就会看得出来那个东西不是活的。”

但这丝毫没影响徐小虎和高居翰成为要好的老朋友。“我在台北的时候就参考Cahill的博士论文，获益匪浅。很多这些要紧的，所有的背景的东西都挖出来了，很快很漂亮的翻成很可读的英文，在Cahill那边的确是很不得了的收获。后来他还是帮我写推荐书，他就是最慷慨的这么一个好朋友、老朋友，虽然我们意见越来越不一样，可是我们是做朋友的，他就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之一。”徐小虎肯定到。

“中国热”：作为第三代汉学家的高居翰

上世纪40年代的末期到50年代，美国的政界被一种极度的恐怖气氛包围着，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麦卡锡主义”带来的白色恐怖。麦卡锡主义的鼓吹者约瑟夫-R-麦卡锡是当时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一个反共狂热分子。他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但是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之所以称之为偶然，是因为当时的朝鲜战争和园子间谍案给他提供了活动的气氛。因此，当其大肆宣称共产主义包围了美国的时候，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并在美国政界掀起了一股大清洗的狂潮。在40年代开始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上到总统，下到普通的民众都没有享受安稳的生活，而是活在麦卡锡的白色恐怖中。

“他们就怕共产党，也就是因为共产党把中国“吞”下来了，麦卡锡当时是大大地抓共产党。很多先进的、权威的这些作家、艺术家、演员都被他抓了，弄的好多人自杀。中国就变成一个“可疑”的文化——就是可能会对美国有威胁的文化。”徐小虎回忆到，“后来美国政府就出了很大的一笔钱，叫NDFL，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这种奖学金很高的，你拿这个奖学金就可以去研究‘可怕’的文化。这些‘可怕’的文化就包括中国、日本、土耳其、俄罗斯等等这些，还有中亚。所以你去研究东方的东西很吃香的，有很好的奖学金，所以很多大学就开始开中国艺术史的课。”

始于上世纪的二次大战后的“中国热”的诸多研究者们当中，到高居翰已经是第三代。而前一代的艺术史学家有德国路德维柯-巴克霍夫(Ludwig Bachofer)和马克斯-罗樾(Max Loehr)这样的四十、五十年代的大启发者，其中巴克霍夫是罗樾的老师。在他们的原则里，艺术本身有一种内在的生命，从一代到另一代有一种演变。“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时代画画，如何跟他老师们不同，可能他自己都不晓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不得了的，这个就叫艺术的历史，这个就是Bachofer、Max Loehr开始的时候做的。”徐小虎回忆到，“Max Loehr在密西根的时候就是Cahill的老师，我觉得很奇怪他的老师是那么严格地教艺术的历史，他出来是拼命做小传，就把艺术史弄得有趣、活活泼泼的，就跟人有关系了，因为艺术史不一定跟人有关系，所以在这方面他就是要把它弄得有人际关系，很活，很亲切。”

而在二次大战中，参军回国的士兵或者将军中带回的中国古代绘画，到最后成为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先驱的当属劳伦斯-希克曼(Laurence Sickman) 和李雪曼(Sherman Lee.)。徐小虎回忆到：“在欧洲国家二十世纪初可见的翻译中，有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的兴趣，当然美国也有，刚好在中国打仗的这些人，当然就特别好，有机会带东西回来。那么比他们年轻好多的高居翰也许就是透过这种启发，对中国的东西感兴趣，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直接地跟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博物馆有联系，去看过他们的东西才喜欢，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他。可是他自己翻译了那么多艺术家的小传，艺术家的生平和当时的生活，所以他就是……我可以说是用英文把中国艺术介绍给世界最多的就是Cahill，没有人可以跟他比。”

在2012年上博庆馆60周年的最重要展览“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中，首次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博物馆所藏的中国古代书画珍品聚集到一起，共计六十件，涵盖五代、宋、元四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其中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美术馆的收藏要归功于他们的历任馆长兼研究员，也就是来自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劳伦斯-希克曼和克利夫兰博物馆的馆长李雪曼。

劳伦斯-希克曼在高中期间就对日本和中国艺术非常感兴趣。1930年，他在哈佛该领域获得了学位。他中文流利，游遍了整个中国。他用新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购买中国绘画，雕塑和家具。1931年，劳伦斯-希克曼加入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1935年，他成为该馆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兵役打断了了他的职业生涯。在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从1953年到1977年期间任馆长，在任25年。

“他对日本和中国的艺术市场都很熟悉。他买入的那些最好的中国画，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本的。比如，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轴》，是从东京的收藏家、画商米开朗基罗-佩森蒂尼(Michelangelo Piacentini)处购得的。史克曼在迷局般的中国画买卖中如鱼得水。”高居翰在《早期中国画在美国博物馆—— 一个“局内人”之见》一文中这样写到。

高居翰的文中同样写到：当1952年李雪曼到此并担任亚洲艺术的研究员后，克里夫兰的中国画收藏才可称蔚为壮观。1958年，李雪曼成为克里夫兰美术馆馆长。李雪曼的个人背景带来了另一种“日本情结”：从1946年起，作为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是日本古迹和艺术委员会的一员。后来，他还成为麦克阿瑟将军(MacArthur)在艺术品收藏保护方面的顾问。驻日期间，李雪曼曾与其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李雪曼有很多非凡的传说值得叙述。比如，在神庙中发现深藏其中的几世纪以来无人得见的木雕像……

他把整个生命贡献给学界

在高居翰学术著作的起点《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高居翰还只是瑞典艺术史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en)的助理，协助其完成七卷本《中国绘画》的攥写计划。徐小虎回忆到，“他的优点是没有人做到的，没有人可以跟他比，他把每个时代的有名的好画家一个个地找出来，就做了一个很大的index，你就可以找世界上任何国家有这个人的名字底下的画，他就把它列出来了，当时没有人怀疑有假画这个事情，所以他这个贡献就是不得了。不管你是什么名字，历朝的这些名画作在世界上存在的都可以不可思议的搜索得到，总之这个index是一个不得了的贡献。”

在访谈的最后，“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在徐小虎的口中重复念了几次，在她看来，好友高居翰的贡献是向世界“打开”中国，了解中国各代的这些文化、政治情况，社会情况，还有把画家各个人的生平都用很生动的话描述出来。“他看画的仔细度真是惊人，他可以看到大家看不到的东西，在学界我想我们现在没有人不爱他的。所以总而言之Jim，认识他的人都会叫他Jim，没有人不爱他的。Jim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就是这样的，他的贡献是把他的整个生命拿来贡献给我们艺术史的学界，而不是给他自己巩固什么位置去得奖，这个他没有特别兴趣的，他就是一个做艺术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