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岸瑛：从破坏后的重建回答丹托为何伟大这一问题

2013年10月25日，年近九旬的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1924-2013年）在病榻上溘然长逝。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学家，就这样告别了我们，留下三十余部著作、难以计数的艺评文章以及后人无尽的追思。
2006年-2007年，我在苏黎世山上的小屋中为翻译丹托的代表作《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而穷心竭虑。丹托的思想深刻，行文晦涩，更让人难以把握的，是他喜欢在学术论述中夹杂一些非英语母语者难以理解的口语。还记得正当我为“spongy”、“sec”、“hardnecked”等词绞尽脑汁、不得不写信向丹托先生求助时，忽然惊喜地在网上发现，一位意大利女孩也正为同样的翻译问题而苦恼。正在这时，丹托的回信将我从深渊中解救，他说，“这本书有时会以完全口语化的方式使用英文，使它很难翻译。在翻译成多国文字时，这种不时出现的自由的、随意的风格总是带来麻烦”。随后，他逐个回答了我的问题，直到我满意为止。2007年秋回国时，这本书已经翻译完了，可是拖延到2012年初才付印。不过，总算是赶在丹托去世前出版了，缅怀丹托时也算多了一种参考。

我时常想，在精严的思想中夹杂这些口语化的表达，究竟意味着什么。古人云文如其人，这种行文风格或许体现了某种自由、率真的为人风格？我与丹托缘铿一面，虽然后来去了纽约，却找出种种懒惰借口，最终没有联络他。所幸2008年来我系讲学的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是丹托的弟子，与丹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通过他私人化的描述，丹托那可亲可敬的师尊形象，依稀在我头脑中建立起来。

丹托生于密西根州的安阿伯，成长于底特律，二战时，曾在意大利和北非服兵役。据卡里尔回忆，这段生活对丹托产生了很大影响。丹托起先在韦恩州立大学学习艺术史，同时也从事木刻创作，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哲学，从硕士读到博士，期间还利用富布莱特项目去法国从梅洛庞蒂学习。1952年，丹托毕业后留校任教。卡里尔说，当时的丹托已是一位成功的艺术家，从事表现主义木刻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哲学。这时，一个关键性事件发生了。1964年4月，安迪•沃霍尔在纽约举办首次“雕塑”展，展出了他著名的“布里洛包装盒”。2012年去美国时，我曾专程到费城美术馆看了杜尚的“大玻璃”和“三个标准的终止”等现成品，也在一个角落看到了“布里洛包装盒”。“布里洛”是一种擦洗巾品牌，该擦洗巾内含清洁剂，用来清洗锅碗炉台较为方便。沃霍尔用木板和丝网印，复制了擦洗巾包装盒的流行形象。

后来，丹托在《寻常物的嬗变》（1981年）前言中回忆说，“记得是1964年，安迪•沃霍尔在东大街74号举办了展览……为什么沃霍尔的布里留包装盒是艺术品，而那些堆放在超市库房、遍布整个基督教王国的平凡副本却不是艺术品？……于是乎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艺术品与实物的区别，绝不在于物质方面。”受此思考启发，丹托在这一年岁末的美国哲学年会上提交了《艺术世界》一文，提出了一种关于艺术的全新定义。如果说以往的美学都是用某个东西加某种属性来定义艺术品的话，那么丹托则意识到，艺术品区别于寻常物的属性，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属性，甚至也不是诸如审美情感之类的心理属性，而是一种关系属性。

不过，当时的丹托似乎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也没有想到，用“关系属性”（排列组合、矩阵）来定义艺术，会对当代美学产生如此了不起的推进作用。1966年，丹托评上了正教授。从1966年到1981年，他在哲学界取得了极大成功，但他的工作重心并不在美学方面。《艺术世界》一文在1970年代引起广泛反响，是因为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受此启发提出了“艺术惯例论”，然而，但凡认真读过《艺术世界》的人，都可以肯定这绝对是对丹托的误解。

沃霍尔的布里洛包装盒，对于丹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美学问题：两件从外观上难以分辨的东西，为何其中一件是艺术品，而另一件不是？从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出发，丹托将快要被维特根斯坦主义攻陷的美学，带入一个新的境地。对于信奉“家族相似论”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者而言，艺术既不可定义，也无需定义。丹托的天才之处在于，他一方面与本质主义决裂，另一方面也没有陷入相对主义，而是提出了一种相当确定、具有建设意义的定义，而且，它经得起维特根斯坦主义的检验。俗话说，破坏容易建设难，丹托定义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是破坏后的重建。
作者陈岸瑛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