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锐：技道之间

脑海里忽然跃出的两个字眼，让自己颇感满意。因为这一物理学术语用来形容当今中国艺术思想的状况是再恰当不过的。

艺术的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吵得起劲的“公”和“婆”们所说的根本不是同一语系，各种视角、说法与标准纠缠在一起，混乱喧嚣，让身处“湍流”中的人们看不清艺术史的走向。

比如，有人说，中国原有的艺术都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当代化”，只剩下书法这个最后的堡垒。那么，所谓的“当代化”是不是“西方化”?为什么书法会成为“最后的堡垒”?不能被消化的究竟是糟粕，还是精华?

艺术正在变得高深莫测，或者换个高深点的说法----艺术正在“知识分子化”。在谈论艺术的场合，可以听到太多“前卫”的“观念”，而提及“技艺”一词似乎是令人羞耻的。

曾经看到一个主题为“限制级瑜伽”的双年展，策展人是这样解说的：“‘限制级’与‘dirty’作为被社会所定义下的违反常规事物，除了具有最粗浅的对抗与极端之神秘氛围，更包含了一种因未被接受而产生的悬浮状态，并反身指出它所遭遇的临界状况。”我们权且假设策展人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却不知有几个参展艺术家能够领会如此“匪夷所思”的话语?
回到书法。笔者以为，书法之所以“落伍”，成为“最后的堡垒”，正因为它很难脱离“技艺”而追求“观念”。

其实“艺术”是一个意译的舶来词。我们的“艺”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左上为“木”,右边为双手，栽培植物的意思。这一点可以在<诗经>里得以佐证----《唐风·鸨羽》曰：“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
前几年读到孙晓云的《书法有法》，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她说：书法原本是一门手艺。

中国传统艺术注重“技”与“道”的统一，“造化”与“心源”的相通，艺术与人生的融合，因而技巧的锤炼过程同时也是让生命起变化的过程，所指向的理想，是人格修养的完善与精神层次的提升。

庄子《庖丁解牛》的寓言人人耳熟能详。当庖丁目无全牛，游刃有余，很“艺术”地做完解牛这件事后，文惠君惊羡地叹道：“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放下刀，说了一句在中国文化史上很重要的话----“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技进乎道，道存于技的思想，反映了古人对艺术修为的深刻认识。由技而进乎道，达于一种心手两忘、物我无间的境界，人的精神不再束缚于外在功利，艺术创作从而成为自由的审美体验过程。

对“技”与“道”的最大误解，就是将两者对立起来。似乎“技”是匠人之事，只有“道”才与“文化”、“理念”、“格调”有关，才属于艺术的范畴，要想增加“艺术”含量，必须以削减“技术”含量为前提。殊不知技中有道，道外无技。道不远人，道在瓦砾。

关于中国画何去何从的争论，持续了一百多年。从康有为、陈独秀将国画革新问题置于民族命运前途的高度，到80年代李小山的国画“穷途末路”论，再到世纪之交吴冠中、张汀围绕“笔墨等于零”与“守住中国画的底线”的论战，总算渐渐接触到问题的核心----笔墨是什么，笔墨究竟只是一种特殊的技巧，还是中国画的灵魂?

实际上，这一问题的本质仍在于“技”与“道”的关系。

在这场针锋相对、氛围自由的争论中，笔者对童中焘的观点十分认同，“笔墨是中国画的言语，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兼本末、包内外”。笔墨是技巧，也是灵魂，笔墨乃创作主体心性、人格、情感、文化素养之表现。笔墨不仅仅是通向目的之手段，笔墨本身即是目的。

吴冠中是值得尊重的，他的出发点，是反对食古不化，力图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为中国画寻求出路。然而，我们纵观中国画漫长的发展历程，其间不乏变革与创新，亦不乏雄视一代、垂范后世的“戛戛独造”者，却始终没有抛弃笔墨这条主线，没有脱离“技”、“道”统一这一文化脉络。

八大山人和齐白石，可以说是近世以来很有创造精神的大师。八大独往独来，冷眼天下，但他画一幅《河上花图长卷》，在题款中自言，“自丁丑五月，以至六、七、八月，荷叶荷花落成。”。齐白石对美学家王朝闻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但他却愿为青藤、雪个之“走狗”，“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这些表面看上去自相矛盾之处，值得我们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