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谈年画———二十世纪年画发展历程

　　年画新潮
　　从美术史的知识方面来论述，一般认为年画始于汉代的门神画。
　　年画反映了民俗中的“年”的文化内涵和意蕴，经过历史的发展，在中国则成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但是，“年画”一词却晚到清代才出现。
　　清代的年画之盛，不仅使这一传统的年俗文化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且不断扩大了年画的表现范围，延伸了年画中的祝福新年吉祥的社会功用。其中以表现世俗生活的方法，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以反帝战争的宏大叙事场景最为动人心魄，与同时期绘画史中占主流地位的消极避世的文人画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为历史累积了重要的图像资料。
　　20世纪初在反封建的民主潮流中，年画作为通俗的大众文艺形式，它的改良受到了有识之士的关注。成为社会移风易俗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提倡“绘进步年画，以为可以辅助社会教育，欲令随时注意改良。”（彭翼仲）在这样的社会呼声中，一批“开国民知识”、“辅助社会教育”的年画则应运而生。
　　20世纪初期的年画新潮已经带有新文化运动的色彩，所以许多新的品类也陆续产生。伴随着海派文化的崛起，海派年画开始受人瞩目。与传统的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河北武强、山东潍坊等传统的年画产地不同的是，海派的码头文化的特性，以新的技术改变了传统年画的形态。其中早期的石印年画，以及年画中的阴阳合历，都表现出了海派的文化特征。此后，当胶版印刷在上海兴起时，一种结合西法的“月份牌年画”———炭精擦笔年画，又为传统的年画增添了新的品种。
　　海派年画引领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年画新潮，一方面是它在技术的领域使年画的面貌改观，另一方面，它在内容上的风景、时装、美人、广告等新题材也成为海派年画的特色，这不仅反映和迎合了市民的审美趣味，同时也为农村中的乡绅富贾们所追捧。海派年画以城市市民的审美趣味，消解了世纪初民间年画中的反帝情绪，表现出了殖民化的思想意识。是20世纪后期“艳俗艺术”的祖源。
　　年画革命
　　年画在中国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作为共产党革命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必然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所利用。而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是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1939年冬，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发扬了延安鲁艺的传统，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于1940春节前展开年画宣传活动。胡一川、罗工柳、杨筠、彦涵开始了年画创作，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印制出来了第一批“革命年画”。这些新年画不仅大受群众欢迎，同时也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彭德怀亲自给木刻工作团写信，表扬了年画工作者。1940年2月8日春节，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展开文艺座谈会，陆定一做了题为《艺术工作的方向》的长篇讲话，肯定了木刻工作团这次年画创作所取得的成绩，会后建立了木刻工场。
　　在延安，新年画与新秧歌、新民歌同时出现，反映了解放区的新的生活，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合作化运动、拥军爱民运动等。这些被称为“翻身年画”的新年画在边区被作为新年的礼物，通过村公所送到军烈属家，常常在敲锣打鼓的声势中，表现出一种最高的礼遇。新年画很快在解放区得到了普及。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新年画不仅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需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旧年画的革命，更是把一种基层的民俗文化提升到一个社会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这场年画革命的意义，对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美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年画运动
　　新年画发轫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作为革命美术的产物，它一直受到新政权的重视，而当一大批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者作为革命美术的元老在1949年以后接管了院校和美术团体后，他们必然以革命美术的传统去改造过去的美术内容和形式。新年画虽然不是1949年新政权的产物，但是作为一个美术运动的“新年画创作运动”却肇始于1949年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颁发之后。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份在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是22日经陆定一、胡乔木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审批，27日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它开启了新中国美术史的第一个篇章。
　　“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发布之后，各地的文教机关和美术团体积极组织新年画的创作和出版工作，不久新年画运动就已经遍及全国。在这一运动中，老解放区的画家自然是首当其冲，一马当先，而对于原来的非解放区（或称为“国统区”）画家，面对新的政治体制和新的时代要求，亦想用实践来纠正往日轻视年画和普及美术工作的倾向，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去加入革命的队伍。所以当时不管是油画家，还是国画家、版画家、漫画家都踊跃参加新年画的创作。到1950年初就已有26个地区的200多位画家创作了412种新年画，发行了700余万份。
　　作为对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的积极响应，1950年的春节，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和新华书店华北总店主办了《1950年全国年画展览》，还开先河地举行新年画评奖，颁发1950年新年画创作奖金。1952年，全国创作新年画500余种，而出版发行的数量则由700余万份增至4000万份，文化部于7月再次颁发新年画创作奖金。
　　年画危机
　　由于各个画种的画家参与，新年画创作运动不仅显示了空前的繁荣，而且也提高了新年画的艺术质素，在题材、表现、审美的各个方面都和以往大相径庭。过去的大美人变成了劳动妇女，过去的帝王将相变成了人民领袖，过去的才子佳人变成了革命英雄，一切的变化都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新年画运动推展到50年代中期，年画一统天下的局面和要求艺术一味反映现实政治的艺术方针，在政权稳固之后必然会得到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的要求。形势的变化使美术界从单一的新年画的创作要求和政府号召中解放出来，逐渐行成了各画种并行发展的格局，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打破了新年画的一统天下，无疑削弱了新年画的创作力量。而经过新旧政权交替的画家在一段时间的生活后，也逐渐地适应了新的社会并开始考虑艺术自身的问题，他们有心回到自己专业的画种中去，以发挥自己的专长。
　　新年画发展到1956年所形成的颓势已经难以挽回。直接的原因是，经过政策的调整，各画种的画家回归到专业队伍，使从事年画创作的人员锐减。另一方面，百花齐放的政策使新年画回复到它在美术中的原来的地位。但是，1958年全国发行的新年画已经达到平均每人一张以上。
　　新年画在60年代中期以前的发展，一直是展览不断，但都没有特别的表现。可是“文革”不仅使传统年画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使新年画表现出生存的危机。因为新年画所表现出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在文革的初期一时也不能适应文革的要求，因此，在60年代中期新年画稍有弹起的情势下又跌落到低潮。后来在70年代初的几次全国美展中，虽然有一些新年画出现，但基本上是主流画种的一种陪衬。但是其它画种却在借鉴年画的风格中，表现出了红光亮的文革特色，而时兴的农民画也基本上是新年画的业余化。
　　年画衰落
　　改革开放以后，年画一度表现出复兴的景象，但是到了80年代后期，尽管美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年画却是一路狂跌至历史的最低潮。首先是年画的出版危机，过去作为美术出版单位经济支柱的年画出版，在80年代相继转业，目前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家出版社在支撑。
　　市场的变化，反映了年画的衰落，验证了年画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失去了群众基础，而这一基础正是主导年画在历史的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基础的丧失不是审美方式和审美传统的变化，而是与农业社会以及社会经济水准相关的年画，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现代化社会中，失去了在一个新的居住环境中张贴的空间。
　　但年画毕竟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有着延安的传统，更有着革命的血缘，因此在历届全国美展中，年画仍然作为一个画种保留在全国美展的体系中。但是，它已经缺少了绝大多数美术工作者的关注。而在美协的系统中，年画艺委会也成为一种弃之不得的政策性的部门。
　　缺少出版支撑的年画，目前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大众审美的领域，成为一种展览和收藏的艺术。与年画的整体衰落形成对照的是，具有悠久传统的民间年画在收藏、研究领域却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显然，年画已经在新世纪成为一种博物馆的艺术。人们面对它的时候，是用一种怀古的心理，审视年画所映衬的过去的历史和辉煌。　陈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