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文献可助推中国美学史研究
[中艺网 发布时间:
2013-10-07]
出土文物器皿和出土文献资料所蕴藏的文化—美学含量,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物(文献)的新成就,实证性地为中国美学史的“新学问”,提供了“新发现”,使得研究者重新面对和考量已有的对象和结论。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所阐释的“三类比较论”,对于近、现代宏观学术理念和方法论具有崭新的意义。地下和地上,出土和传统,文献和实物,或互证,或反证,或补证,其近缘关系,为深刻意义上的现代学术转换亦即历史维度——审美维度的价值重构奠定了基础。出土文物(文献)从多方面对中国美学史的基本经验产生早期积淀,形成诸多审美原则,从而在审美的普适性上泽被深远。
20世纪以来,中国文物、考古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有些成果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大量出土的文物器皿以及附着其上或单独呈现的文献资料,文化——美学含量十分丰富,对整个文化界的繁荣、发展是有力的推助。殷墟甲骨的发掘,成就了一门古文字学——甲骨文的形成以及殷商史的研究。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加速了敦煌学的形成。汉画像石为汉代美学研究打开了通道。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砖雕,为《世说新语》的传世纸本提供了鲜活的标本。几十年来,马王堆、法门寺、曾侯乙、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文化热,并成为新学科、新学问。
摘自吴功正《出土文物(文献)与中国美学史》,原载于《齐鲁学刊》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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