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授：汉学研究就是对日本自身的研究

　　7月盛夏的一天，记者如约来到采访地点，年逾八旬的町田三郎先生和夫人早已迎候在此。

　　见到町田先生之前，同行的在日华人学者叶言材先生就告诉记者，近年来因年高体弱，町田先生已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但光明日报对海外汉学家的关注和尊重最终打动了町田先生，让这位一生研究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的汉学大家不顾病体，欣然接受了采访邀请。采访过程中，町田先生清瘦的脸颊上不时“嗤嗤”作响的输氧管仿佛也在提醒着记者不要问太多问题。但一谈起日本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町田先生还是滔滔不绝，很难中断他的谈话。

　　记者：很多人都将您这一代汉学家称为大师辈出的一代。结合自己的汉学研究生涯，您认为是什么造就了如此众多的汉学大家呢？

　　町田：自公元七八世纪至江户幕府末期，日本学问的主流毫无疑问都来自于中国的典籍。只是到明治政府初期，在教育上采取全盘西化，所有课程都推广英语教学，导致有许多在“汉学塾”接受教育的人才无法进入到东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但此后日本学界开始认识到，没有了汉文，日本的历史也就无从写起。于是，在明治天皇的主导下，各大学纷纷开设了“古典讲义科”，将日本自古以来的汉学分解成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等科目，并一直流传到今天。

　　我们这一代汉学研究者可以说是“幸福的一代”。孩提时代，我们有机会接受了专门的汉字和汉文教育。青年时代，我们能够得到造诣精深的汉学大家的指导。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大陆的古典研究曾因各种原因陷入低谷。中国台湾地区也出现了因“全盘美（国）化”而疏远古典的现象。在韩国，当时的军人政权也曾一度对阳明学等进行过抵制。唯独在日本，我们这些汉学研究者们能够始终不受干扰地潜心钻研汉学典籍。这也正是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前辈们能够诞生众多汉学大师的原因。

　　记者：在欧美文化大行其道，东亚国家也日趋西化的当下，您认为汉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町田：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普遍用白色这一色调来描绘月光，但类似的描述在十九世纪后才逐渐出现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这种东方式的审美和想象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中、日、韩等汉字圈国家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

　　在当代社会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风靡世界的背景下，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文化固然有其自身的优势，但美国本身不具备悠久的历史积淀，美国文化中也不可能拥有业已传承千年的经典。因此，我希望汉字圈国家的年轻人特别是青年研究者们能够静下心来，从那些已经受过千年岁月洗礼和检验的中国古代经典中汲取出智慧和营养，用来滋润和充实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记者：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您认为汉学研究未来之路何在，您对新一代的汉学研究者又有怎样期待和寄托？

　　町田：想要研究日本的思想史，就绝不能仅仅研究日本的神道、神社等，而是必须将日本思想史放到中国古代思想在东亚的传播这一大背景中去加以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汉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日本自身的研究。

　　正因为如此，自明治维新以来，尽管历经时代风云变幻，社会激荡起伏，但日本汉学界始终是群星璀璨、大师辈出，出现了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东大学派和早稻田学派等著名学派，诞生了服部宇之吉、武内义雄、内藤湖南等一大批享誉世界、各领风骚的汉学大家。江山代有才人出，年轻一代的汉学研究者应当承担起历史责任和使命，以前辈学人为榜样，以弘扬汉学为己任，甘于清贫，不求名利，埋首于中日两国浩若烟海的古代典籍，以现代眼光和更先进的方法加以研究。我期待着现在的青年汉学研究者中能够早日出现能力超群、兼容并包并且具有广泛社会发言权的领军人物。

　　（本报东京8月18日电 本报驻东京记者 谢宗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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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町田三郎生于1932年，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被公认为日本战后研究先秦两汉思想的重要学者之一，曾历任日本东北大学教养部副教授、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纯真女子短期大学校长等职，并曾担任日本九州中国学会会长、日本中国学会理事。

　　町田三郎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先秦两汉思想研究领域有着极高的学术造诣，并且对日本江户、明治时代的汉学和汉学家也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日本先秦诸子的研究重镇东北大学求学期间，町田三郎就继承了武内义雄、金谷治等中国思想史大家的研究传统。同时，町田三郎对于日本幕末、明治时期汉学的论述也得到了当今日本汉学界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其对于九州地区汉学家的发掘和梳理，更弥补了日本汉学史的一大缺失。

　　町田三郎一生著物等身，发表关于先秦两汉思想史和幕末明治汉学的论文近百篇，著有《秦汉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江户的汉学家》《明治的汉学家》《明治的青春》等代表作，并编纂了《龟井南冥·昭阳全集》《楠本端山·硕水全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