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苏画家们：去苏联改写中国美术史的留学之旅

　　去苏联：

　　改写中国美术史的留学之旅

　　留学苏联的经历，不仅深深影响了留苏画家们的艺术理念，也为后来新中国的美术教育打上了浓重的苏联底色，奠定了中国学院派绘画的写实基础

　　文/郭凌鹤

　　1954年10月的一天，北京前门火车站。

　　1000余名中国留苏生，身着正装，手提统一的棕色牛皮旅行箱和绿色军用帆布箱，按车厢编号，列队登上了一列漂亮的软卧列车——那本是接送人大代表的专列，临时调来送这些天之骄子们出国的。

　　列车开动，窗外的风景疾速后退，车窗上贴满年轻的脸，送行的人群渐行渐远。有人唱起了苏联民歌《红莓花儿开》和《喀秋莎》，歌声很快连成一片。

　　24岁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研究员全山石，就在其中的一节车厢中。高而帅、笑容羞涩的他，有一种艺术生的独特气质。同车厢的学生中，有学航天的，有学原子能的。旅途漫长，他们上午背单词，晚上“侃大山”。

　　火车行至满洲里，全员下车，车厢被悬吊起来，更换车轮。从这里，列车将进入宽轨的苏联境内。

　　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列车一路西驰，穿越无际荒草和苍茫森林。白昼渐短，黑夜变长。六天六夜之后，终于驰进了莫斯科尤拉斯拉夫车站。

　　从这里，油画系的全山石、肖峰和林岗，舞美系的齐牧冬和周正，转乘豪华软卧列车“红色火箭”号，奔赴梦寐以求的列宾美术学院。

　　位于列宁格勒(现恢复为旧名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畔的列宾美术学院，全名为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研究学院，是世界著名的四大美术学院之一，也是当时唯一严格保留现实主义训练模式的学校。

　　“250位农民的全年收成”

　　1951年，全山石还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一年级的学生。

　　这一年，经过国家院系调整，学校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潮中，原校长林风眠因为“画的东西老百姓看不懂”而被免职。

　　苏联文化成为国人追捧的时尚。公交车上张贴着学习苏联的宣传品，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放着《喀秋莎》，年轻人争相朗诵高尔基的《海燕》。

　　从这年起，中国每年都选派一至两千留学生赴苏学习，但以理工科为主。直到1953年，李天祥、钱绍武、陈尊三和程永江四人，才成为首批艺术生，进入列宾美术学院学习。

　　1953年9月，全山石毕业之时，学校接到了国家选拔新一批留学生的通知，他和低自己一届的肖峰入围。经过政审、初试(文化和政治课)和复试(专业课)，两人双双幸运地被录取，成为留苏预备生，进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学制为一年。

　　在留苏预备班里，他们除学习俄文和政治科目外，还要学习外事礼仪(包括学习跳交谊舞和送花的礼仪等)，进行长跑、跳远等体育项目考核，有些人在学习过程中就被淘汰了。

　　学习结束后，经过学科考试和再次的全面考核，并通过严格的体检(当时强调不能带病出国留学)后，他们才真正成为留苏生。

　　留学的所有费用由国家全包，所需衣物由国家一次性供给，从中山装、皮衣、夹衣、棉衣、衬衫到内衣、袜子，一应俱全，多为藏蓝色，只有一套淡粉色的西服，供留学生们毕业答辩和外事等场合穿着。

　　全山石和同伴们每月领到的补助是500卢布。当时卢布对美元的比值约为1：1.1，因此，与一般苏联本国学生相比，他们的生活费相当富足。每人每年的费用，用教育部长杨秀峰的话说，相当于“其时250位中国农民全年耕种的收获”。

　　“学油画，先吃西餐”

　　到列宾美术学院之后，师兄李天祥等人，轻车熟路地带他们熟悉地形，帮他们安排宿舍。

　　但一年之前，社会主义“老大哥”们欢迎首批中国艺术留学生的方式并不算太友好。

　　第一天到莫斯科，李天祥就丢了一个旅行箱。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社会主义天堂”竟然会丢东西，这让他非常想不通，但考虑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没有向组织汇报。

　　到苏联之初，常有苏联同学问他：“中国有橘子吗？有香蕉吗？”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只有两样东西：沙漠和大米。李天祥翻出字典，用生疏的俄语告诉苏联同学，中国不但有橘子香蕉，还有苏联没有的荔枝。新年晚会上，他与陈尊三表演了中国的近景魔术，苏联同学惊叹不已。从那以后，中苏同学之间的关系渐渐融洽。

　　初到苏联，语言仍然是留学生们最大的障碍。俄语中的12种变格，是最让他们头痛的。中国学生多结伴而行，课前一起预习，课后再找苏联同学借笔记。

　　饮食习惯是另一大障碍。学校食堂里的早餐通常是面包、黄油、酸黄瓜、鱼子酱，午餐中唯一接近中国人口味的是西红柿、洋葱和土豆煮成的杂拌汤。为了吃得舒服，他们晚饭多自己做面条、白菜烧肉等。

　　在中国学生里，全山石要算个异类。他认为，要学好油画，就要先在生活上跟苏联同学打成一片。他是所有中国学生里唯一坚持吃西餐的。在他看来，西餐有程序，一道一道的，跟油画一样。

　　他主动要求去全由苏联学生组成的班里学习。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没有油画传统，学校教的都是土油画，冷暖色彩规律都不清楚。而苏联学生从附中就开始学美术，色彩、造型能力远在中国学生之上。

　　他还常去苏联同学家中留宿，与他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去乡下写生，一起去集体农庄劳动。最初，文化上的差异让他极不舒服。去苏联同学家住，竟然被要求缴伙食费和水电费；聚餐都是AA制，哪怕半个戈比(1卢布等于100戈比)都要算得一清二楚。日子久了，才逐渐习惯。

　　一年之后，全山石的色彩水平便与苏联同学持平。三年级时，他拿到了全5分的成绩，照片贴在了学院的光荣榜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列宾美术学院获此殊荣。

　　顿悟“色彩”

　　在杭州艺专时，全山石曾听院长刘开渠说，苏联学生所有的素描习作都是在灯光下进行的。于是，他们把墙壁刷成深灰色，大白天关上门窗、拉上窗帘，画灯光作业。到苏联后，他才明白，这是为什么。

　　10月的列宁格勒，已进入冬天，直到中午11点钟，天才放亮，而下午3点，夜幕就降临了。因此，教室里总是灯火通明。每天的11点半到下午2点半，是雷打不动的油画课。因为这段时间光线明亮，而画油画对光线要求极高。

　　苏联的教学体制是六年制， 基础课程设置非常多，强调“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他们每天要画3小时的油画和两小时的素描。每周有两晚，学校设置祼体模特写生，15分钟换一个姿势，全院学生自愿上课。

　　李天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留学苏联之前，老师徐悲鸿曾对他和钱绍武谆谆嘱咐：“国内学生画素描的本领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但遗憾的是色彩不行，一定要把怎样处理色彩学到手。”

　　但出国后他才发现，苏联教的素描和国内并不一样。这里的素描十分重视对解剖学的研究，而国内美术教育对此涉猎极少。第一次在课堂上面对解剖图，中国学生多感到手足无措。为了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人体结构，老师拿出真正的骨头标本，让他们一一辨认。留学生们渐渐学会在创作素描时细致地表现人体的内在结构。

　　每逢周末，留学生们常带上面包和酸奶，去博物馆观摩油画原作，一待就是一整天。全山石告诉记者，看国画是看笔墨韵味，而油画则是一种堆叠出来的美感，要看到原作才能体会到。

　　他们刚到苏联时，西方印象派绘画被认为是“形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在苏联很少能看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开始实行开放政策，很多博物馆都展出了印象派等现代主义流派的绘画。

　　全山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50年他在杭州国立艺专看到林风眠、吴大羽的抽象、变形的作品和草绳围成的画框时，感到十分困惑。在苏联看到印象派作品展览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林风眠和吴大羽在他们那个年代，接受的是西方最现代的东西。

　　全山石曾花几个月时间，在博物馆里临摹了两幅提香的作品，其中就有《玛利亚·玛格达丽娜的忏悔》。画第一幅时，他没有一步步按照提香的画法，而是用了自己的方法，结果发现，完全无法画出提香笔下那种通透、浓郁的颜色。“这就好像涂10遍淡淡的红色，和涂一遍深一些的红，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经博物馆的研究员指点，他才临摹出了那种效果。

　　而李天祥的“顿悟”之路更为独特。

　　很长一段时间，他在色彩上始终不得要领，只能亦步亦趋地模仿苏联同学，被老师评价为“打补丁”。苏联学生谈得最多的不是“颜色”，而是“色彩”，他始终不明白两者的区别。

　　直到有一天，他读到李白的诗《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烟本来是黑灰色的，但是被天上的星星映照成了紫色，冶炼工人的脸也被炉火照耀成红色。他顿时豁然开朗，明白了颜色是“固有色”，而色彩是在不同光线、环境下，同一颜色的变化，是“条件色”。从那以后，他在色彩的运用上开始如鱼得水。

　　在宿舍里开展整风运动

　　从1955年到1961年，国家又陆续选派了21名留学生，分5批进入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此外，还有3名电影美术专业学生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就读。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他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全体留苏生，列宾美术学院的留学生们也都到场。他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后，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由于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四盖”留学生们没听懂，他专门问清“世界”的俄文发音，重复了一遍：“‘米尔’是你们的。”话音刚落，礼堂里一片山呼：“毛主席万岁！”

　　对于年轻的学子们来说，思念亲人、恋人的感情颇为难捱。当时，往国内发电报、寄信费用不菲。为减轻信件重量，他们只能用极轻的复写纸写信，字写得极小，密密麻麻地，从左上角一直排到右下角。

　　本来按照国家规定，留学期间不能回国，但舞美系的齐牧冬向学校提出，美术专业与其他专业不同，不能脱离国内的生活实际。于是，经中国留学生工作处特批，美术生每年四个月的外出采风时间中，可以回国实习。

　　1958年“大跃进”期间，李天祥回国实习，在北京南郊红星农场，看到农村的成年人全部外出“深翻”，儿童集体在托儿所读书。他由此产生灵感，创作了毕业作品《儿童图书馆》。这张吸取了中国年画元素和构图的作品，受到了他的导师梅尔尼科夫的盛赞。画作获评优秀作品，他也获得了“艺术家”称号。

　　1959年，为筹备毕业创作，全山石回国，到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体验生活。他感到，中国式的实习和苏联提倡的颇为不同。“在苏联实习，只是和农民一起种树、挖土豆，是行动上的。而在中国实习，就必须要进行‘世界观的改造’，要和群众从思想上统一起来。”

　　尽管身在苏联，留苏学生们却时刻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

　　当时，留苏生与中国美协、中央美院等机构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把学习的情况、学院的教学方案向他们汇报。1957年，时任中央美院院长江丰筹建美术史系，留苏生把列宾美术学院史论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翻译成中文，寄回国内供他参考。但很快，江丰被划为“右派”，建系计划被推迟(1960年才付诸实施)。消息传到苏联，留学生中最年长的罗工柳发表了一些反对意见，结果在中共留学生支部里遭到了批判。

　　1958年，列宾美术学院的留学生还在宿舍里搞了一场小型的“整风运动”，互相作检查，人人自危。

　　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逐渐恶化，双方展开论战，苏联同学和中国同学在课上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互相指责对方是“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因为一心报效祖国，也因为意识到中苏关系不乐观，留苏美术生在毕业后都选择回国工作。

　　停滞和复苏

　　1960年，全山石毕业回国。

　　时逢三年困难时期，他抵达北京留苏预备部的第一餐，就是吃忆苦饭“洗脑子”。野菜、米糠混在一起，令人难以下咽。

　　这年深秋，他和留苏同学谭永泰回母校(此时已由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任教。学校分配的房子太小，全山石只能把箱子放在走廊里，结果，箱子里的东西全被偷光。不过他对此并无怨言，觉得国家有困难，一切都应该谅解。

　　归国之后，留苏学生大都进入中央美院。历史题材成为留苏画家们的重要创作领域。1962年，黑龙江博物馆约请全山石创作《八女投江》。他以暗红色调描绘战火背景，以展现抗日战士“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精神。不料，第二年秋天，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出笼后，这一画作被安上“宣扬战争恐怖”的罪名，被批判为“典型的修正主义”，封存起来。

　　“文革”开始后，全山石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小子、赫鲁晓夫的孙子、修正主义的苗子”，被派到厨房烧水。其他苏联留学生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收藏的画册和自己的画作多被焚毁，创作停滞，即便作画也必须遵循“高大全”和“红光亮”的标准，如张华清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油画《韶山党支部成立》《毛主席去安源考察》和《你办事、我放心》等。

　　直到文革结束后，留苏画家们才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中流砥柱。

　　全山石担任了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系主任，齐牧冬和周本义分别成为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建系元老，邵大箴、奚静之夫妇成为中国美术理论界的泰斗级人物，李天祥、肖峰、张华清和郭绍纲后来曾分别成为中国美术学院、上海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的院长。

　　毫无疑问，留学苏联的经历，不仅深深影响了留苏画家们的艺术理念，也为后来新中国的美术教育打上了浓重的苏联底色，奠定了中国学院派绘画的写实基础。

　　中国写实油画的扛鼎人物王沂东、杨飞云，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时都曾是李天祥的学生。中国美术学院现任院长许江是浙江美术学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在他记忆里，当时学院里最权威的老师都是留苏归来的，最珍贵的资料就是留苏一代人的习作。1979年，他和同学们花整整一个暑假，临摹了全山石的《女青年写生》。后来，他一直把这张摹品留在身边。

　　反思苏联模式

　　文革结束后，美术界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也悄然酝酿。

　　1979年，“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外的铁栅栏上开幕，昭示着民间野生力量对主流的发难。自学成才的中央美院研究生陈丹青于1980年推出《西藏组画》，标志着从塑造英雄典型到观照普通人命运的视角转变。

　　苏联解体后，对于苏联模式的反思达到顶峰。不少人将建国后美术创作的题材单一和过度的政治倾向，归因于此。

　　但《中国新闻周刊》走访的留苏老画家们，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李天祥认为，并没有所谓的苏联模式。因为，苏联的教学体系并未在中国得到很好的移植和传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美院历史上经过很多次变迁，目前的教学里包含法国、日本和苏联的各种成分。“战争和政治运动让中国的美术教育经历了多次断代，没有哪个体系是完好无缺的。”

　　全山石退休后，从1991年开始，用了10年时间考察欧洲，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博物馆和美术院校。“我需要弄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坚持，什么该放弃。”

　　在后来与当年的恩师梅尔尼科夫的交流中，全山石也不断反思着苏联美术教育体制的缺陷：墨守成规、近亲繁殖、绘画题材脱离生活。但他认为，艺术的样式应该多种多样，一味模仿苏联和一味排斥苏联都不对。艺术终究不能回避其最根本的目的——反映时代的真实。

　　2013年初，年近八旬的邵大箴策划了“20世纪中国美术之旅——留学到苏联”大型美术作品展，500多件作品、600多件历史文献，再现着半个世纪前的美术探索之旅。

　　“很少有他们这样，意气风发地受托于一个民族，受托于一个时代，而作为一个青春群体奔向远方，共赴理想；也很少有人像他们那样，一辈子烙上留学的印痕，而在后来的社会变革的每一个关头，都被作为一个群体加以比较和评说。”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在《梦想与播火——献给“留学到苏联”展览》中这样写道。

　　当年的老同学，在展厅里再一次相聚。此时，距离首届留苏美术生赴苏联，已经过去整整60年。老先生们互相询问着身体好不好，念起已经作古的几位挚友，目光闪亮，感慨万千。北京展场上深红色的帷幕，仿佛当年苏联冬宫博物馆里，永远留在他们记忆里的浓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