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欧诺列·福拉哥纳尔 《读书的少女》 1776年
世界、书本、身体,构成了阅读的基本要素,三者之间的关系简单而有趣:世界存在于书本,书本被身体掌握,身体又处在世界的某一处。阅读定格了那些时空的主人和他们的年代,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阅读是为了活着”。
不知为什么,庞贝壁画中表现的日常生活总是让我叹息,世俗美意,千姿万态,最终不敌瞬间一劫,化为灰烬。对于那些传说中的女卜者来说,她们到底能预言什么呢?这个握笔执书的女人也许能以诗艺知会将要到来的毁灭,但神的旨意让她暂时做一位密使,此刻唯有选择守口如瓶。
读书的玛利亚,圣画中屡见的题材。和普通的读书不同,这是一种信仰——玛利亚明白,她与她儿子的一生事件已经在诸经书中有所预言,她就是“智慧”的母亲,教化他人的心灵。韦登是早期尼德兰美术的伟大巨匠之一,这个地区的画家坦率地感应周围的的世界,即使是宗教题材,也充满世俗的真切感受,例如玛利亚用布小心地用布包着宗教手抄本,唯恐书受到损害,因为在韦登的时代,书籍是贵重物品,拥有书籍也是一种特权。她的虔诚表明了归属感,当然也为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圣子基督的形象是一种写在处女肌肤上的书,由圣父安排,写在受孕的母亲身上,由诞生的宣示而阐明。”(杰西·盖尔里希《中世纪书的观念》)
就像我们可以通过霍尔拜因、凡·代克的绘画了解亨利八世、查尔斯一世的宫廷,布龙吉诺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宫廷的样式--16世纪意大利宫廷中深受欢迎的矫饰主义风格。这幅文学家拉瓦拉·巴提斐利的肖像就相当“装模作样”,布龙吉诺曾经在一首诗歌中形容这位女性朋友“内侧是铁,外侧是冰”,而在画面中,他却意味深长地将之塑造成“侧面是脸,正面是书”,这是为了显示不凡还是为了揭示辩证?也许,同时具有文学天赋的布龙吉诺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无论怎样奇装异裹,半遮半掩的面孔只是生命的冰山一角,而书与文字,才是安身立命的坦荡之物。
普鲁斯特认为,读书是“需有一种不可亵渎的孤独才能进行的活动:阅读,幻想,悲伤与感官的愉悦”,但对于这幅《蓬皮杜夫人》来说,她的满足感似乎不在阅读时的自闭,反而有一种翘首以待的神情,正为其他什么更向往的事情所牵挂。书虽然拿在手上,但时刻准备滑落--她无力把握虚幻之词。也许在那个年代,“书”,就是浮华品味的小道具,装饰奢靡的小花边,雕刻洛可可时光的小翻卷,这对洛可可时期的宫廷画师布歇来说,摆设这样的姿态,不过是游刃有余的小伎俩。
1888 年,三十五岁的凡·高离开巴黎移居阿尔,法国南部的阳光使他伤痛的心灵得到慰藉,创作了不少作品。这幅《阿尔之妇女吉努夫人》画的是在车站前经营咖啡馆的吉努夫人,据说是梵高趁与他同住的画家高更正在说服她作模特儿时迅速完成的作品,吉努夫人显然受到打搅,目光游离,那本摊开的书不再为她所读。我们熟悉类似的恍惚,在阅读的过程中,那字里行间的打盹是旅程中的逗号,即使我们知道生命结尾的意外或不意外是无可抗拒的,这也是值得回味的出窍之时,就像凡·高此刻享受了一个平和的下午时光是多么地难得。
如今谁都能享受读书之乐,但在《读书的少女》完成时的18世纪,文盲比率相当高,只有受教于家庭教师的上流社会的绅士名媛,才可以体会到阅读的愉悦,因此,书本、家具、服装的引用,也就不是简单的物品功能,它具有一种象征功能,那就是社会地位的眩耀,描绘一幅传世的画像更是如此。不过,作为18世纪法国绚烂豪华的贵族文化盛期的代表画家福拉哥纳尔,倒是在这里优先表达了生活的娴静,华丽暂时被知性的光晕环罩。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手捧的一定不是圣经,而是当时刚刚兴起的流行读物“小说”,从1740年到1760年短短二十年间,大约有一千册小说面世,其中大多是恋爱小说,这对于悠闲富足的闺中少女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春药。
在巴尔蒂斯笔下,女孩们读书、照镜、玩牌,这些私密的行为和外部世界脱离了干系,自我专注于轻蔑的欢快。其实,行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行使行为的身体语言,总带有反抗禁忌事物的刺激味道--没有一个阅读的姿态像她们这样别扭,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如果这算得上是一种调皮的话,那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在色欲与无耻怠惰的畛域里,诱引和献身是一道青春期的算术题,而我们的所有解答都不正确,永远陷入绘画的“洛丽塔猜想”不能自拨。这些发生在房间里的故事是虚假,是诡计,是圈套,是谜,它存心使看得见的世界乃至书本存在,但又全然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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