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瓷拍价尚未登峰造极

　　自我国恢复艺术品的拍卖以来，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纽约，伦敦，各大拍场的中国艺术品的成交价位不断传来，有的令人鼓舞，有的令人不解，但总的趋势是稳中有升。历来不被看好的清瓷近几年连拉“阳线”，去年终登新的价位台阶，令刮目相看。
　　2001年初，台湾《CANS艺术新闻》依据世界各大拍卖行的资料，编出“2000年中国十大天价古董”排行榜，入榜的7件拍品皆为清一色清代瓷器，因此认为清瓷价就像香港恒生指数到了18000点，要再创新高并不容易。似乎清瓷已到了价位极限，这种比较是否科学暂且不论，而这种对清瓷价位的评估，却是大可讨论的，笔者认为，与其与目前的价位呼为天价，不如说是清瓷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客观的认识，公正的对待和应有的估价。
　　在香港的中国古董拍场上谁都知道伦敦古董商Eskemqzi，在近几年香港苏富比、佳士得拍卖会花了上亿港元拍下清瓷。在与华人大藏家诸如刘銮雄、庄绍绥、郭炳湘、台湾马志玲以及大陆买家的竞争中，几乎每一件都花了高价。商人以牟利为目的，如已是极限的价位，他的利润从何而来？不论他是不是儒商，他绝不会一件又一件，一年双一件都甘愿“高位套牢”吧？市场总是对先知先觉者以丰厚的回报。以上中外行家均已敏锐地洞察到了清瓷今后的价位走势。 另外，市场人士对清瓷的价位大大超过宋元明瓷，认为是反常现象，这有必要作具体分析。宋瓷能在拍场创出高价位者，几乎都在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中。汝瓷的存世量及世界及各大机构的收藏分布已有定论，在拍场已多年不见踪影；官、哥瓷由于烧制年代短，存世量亦极少，虽偶尔在拍场现身，一旦落入藏家之手，便再无消息；由于烧制年代长，烧制窑口多，钧、定瓷的存世量大于前三种，钧瓷，虽在拍场有不俗表现，但还谈不上珍稀。同时，除“水仙盆”、“鼓钉洗”、“刻花盘”等品种外，更精之品难见现身，以钧瓷“水仙盆”、“鼓钉洗”为例，同一件器物屡在拍场打滚，这种“热剩饭”的现象也让竞拍者倒了胃口。
　　元瓷以青花、釉里红见长，但大多藏于国内外大博物馆机构，现身拍场的量少之又少，偶有精品投拍必然引起激烈竞价。1995年，香港苏富比拍出一只“青花花卉如意垂肩缠枝牡丹纹连盖大梅瓶”成交价992万港元，是同场拍出的清康熙极品“豇豆红太白尊”价位的约20倍。
　　明瓷以青花、红釉、五彩、斗彩取胜，借用“中贸圣佳”（原中商盛佳）胡朝晖女士的文章，1999至2000年度香港拍卖陶瓷成交价前10名中占据前三名的均是明瓷，嘉靖“五彩鱼藻纹大罐”价4400万港元，成化“斗彩鸡缸杯”价2917万港元，永乐“青花水波边缠枝花卉星纹双系大扁壶”价2147万港元。均遥遥领先于4至10名的清瓷的价位。可见，绝非清瓷价高，而是宋元明瓷货寡。
　　我国的瓷器肇始于商周，烧成于东汉。经唐、宋、元、明，历代皆有其辉煌的代表，云蒸霞蔚，群星璀璨。至清代，尤其史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近140年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繁荣，加之三朝皇帝的肖趣偏好和措施得当，使我国的瓷业飞跃发展，正好如耿宝昌先生所言，“虽然清晚期烧制技术趋低下，但就早、中期突出的成就而论，仍不失为我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
　　在此期间精品迭出，康熙朝的郎窑红、豇豆红；雍正朝的釉里红、青釉、粉彩；乾隆朝的杂釉彩、金银彩、象生瓷等工艺品品种都已达到了瓷艺的最高水准。而起于康终于乾，三代皇帝倾心接力50载，被皇家绝对垄断的珐琅彩瓷则代表了清瓷登峰造极的最高水平。所蕴含的皇家气，文人气，纸绢气，即使提供样品，目前景德镇的仿制高手也只是能望而却步。
　　不难想像这类档次清瓷一旦进入拍场，其价位必创新高。难怪著名的台湾寒舍古董店总经理王定乾先生断言，“而今全美的古月轩（台湾习惯称有诗、书、画、印的清三代珐琅彩瓷为“古月轩”）清瓷在拍卖市场行情应有3000万港元以上。”
　　当许多专家看到2000年清瓷行情频创新高不约而同地发出警语时，苏富比的权威Herry Howard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对清瓷前景作出判断，应该时时间，而不是价格到了极限的问题。笔者同意，但同时认为清瓷的问题仍是存世量。
　　仅以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北京为上限，1978年“三中全会”为下限，经约120年，外敌入侵，政权更迭，战乱频仍，政治运动等等灾难的破坏因素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劫后余生流散民间的清瓷还会有多少？关注市场不难发现，有不少稀少的程度。这就是大多数拍卖行征集拍品难，也是偶有精品投拍便引来激烈竞价的根本原因。 《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