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销瓷:东方全球化的样板

　　“温和的中国茶可以把野兽变成人”。这是1894年5月19日《伦敦新闻画报》刊载的一则英国茶公司制作的广告。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进口中国茶叶，不到一百年，茶叶已经变成英国人的国民饮料，喝茶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国人起床要先喝“床茶”，早上十一点喝“晨茶”，午饭后喝“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喝“晚茶”，一天起码要喝四顿，才算正规。泡好茶，还得用好茶具，中国景德镇出产的外销瓷，就是他们喝茶的最佳搭档。

　　用骑兵换瓷器。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是个疯狂的“瓷器热病”患者，他拥有20个房间的瓷器收藏，根据1720年的统计结果，他个人收藏总量多达57000件。当得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手中有不少中国瓷器时，奥古斯都二世开出了惊人的价码——用600个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龙骑兵，交换127件中国瓷。图中表现的就是他用骑兵换瓷器的场面。

　　“山寨”中国瓷。瓷器昂贵又不易获得，在本土制造无疑是节省成本的最佳办法。1710年，德国东部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成立了第一家生产硬质瓷的欧洲工厂，所制瓷器从形制到纹饰均效仿中国，图中描绘的就是在同年举办的莱比锡复活节博览会上，迈森瓷器首次亮相的情景。

　　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正是这样一个强大的东方古国，在17-18世纪掀起了一股席卷欧洲的“中国风”。贵族绅士们毫不吝惜地将真金白银撒向东方，只为一睹中国瓷器的芳容……

　　“是哪个情敌近在眼前？

　　原来是一个中国花瓶。”

　　“我没有任何疾病，如果硬要说有，那只有一种，就是太爱瓷器。”1726年5月22日，“太爱瓷器”的萨克森选帝侯(编者注：“选帝侯”指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利的诸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写信给首相坎特·弗莱明，说自己陷入了对“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求”，“正毫无节制、不谙世事地进行购买和收藏。”

　　“毫无节制”这个词一点也不夸张。就在这封信发出前的1717年，为了得到普鲁士帝国腓特烈·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他竟然以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近卫骑兵交换，那些瓷器的价值相当于27000塔里尔(德国旧银币)，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过，奥古斯都二世并非形单影只，和他一样对瓷器朝思暮想的“病友”不在少数。比如法王路易十四。为取悦情妇蒙特斯潘，1670年，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修建了一座瓷宫，不惜重金收购在景德镇订烧的青花、五彩瓷。

　　还有路易十五，他大力提倡使用中国瓷器，下令将宫廷所用的金银器全部熔化另作他用，而他的宠姬庞帕多夫人则“创造”了法国皇家瓷厂，让他们生产特定器型的瓷器，并亲自指定某种特殊的图案，比如瓷器的盖和上部要描绘具有中国特色的五彩鲜艳的大花，而下部的法国式花卉图案中还要特意加入金鱼。

　　庞帕多夫人对中国金鱼的痴迷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凡是有金鱼图案的中国瓷器，她都买下来，甚至提出要在庄严的王室纹章上也画上金鱼。

　　和法国人的出手阔绰相比，奥地利人对瓷器的爱则掺杂了几分无奈。维也纳美泉宫，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宫，其中的蓝色沙龙原本因中国青花而得名，但陶瓷大厅却见不到瓷器，珍贵的中国瓷在当时就连皇帝都无法随心所欲的获得，似乎是为了“解馋”，玛利亚·特雷西亚女皇让孩子们模仿瓷器，画了很多白底蓝花的图案挂在墙上。

　　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是什么激起她心中的热情？

　　她的眼睛因欲火而憔悴！

　　她缠绵的目光如果落在我的身上，

　　我会多么幸福快乐！

　　我心中掀起新的疑虑和恐惧：

　　是哪个情敌近在眼前？

　　原来是一个中国花瓶。

　　中国便是她的激情所在，

　　一只茶杯，一个盘子，一只碟子，一个碗，

　　能燃起她心中的欲望，

　　能给她无穷乐趣，

　　能打乱她心中的宁静。”

　　这是17世纪英国诗人兼剧作家约翰·盖伊的作品《致一位迷恋古中国的女士》。近在眼前的中国花瓶，随意左右着“她”的思绪，而面对“情敌”的挑衅，约翰除了羡慕嫉妒以外别无他法。17、18世纪间，瓷器，以及它背后的古老的中国，可谓令整个欧洲为之神魂颠倒，以至于形成了一股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俗曰“中国风”。

　　“中国风”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也特指艺术生活中对所谓“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厦门大学的周宁先生在《世纪中国潮》中说：“它开始于1650年前后，延续至1750年左右。一个世纪间，几乎蔓延至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的哲学、严肃的政治到轻松的艺术与娱乐。孔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了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魂。”

　　有人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想，这句话套在“中国风”身上，也同样适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为何对中国如此钟情？

　　远东，尘世生活的“理想国”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1287年。这一年，出身于汗八里(即今天的北京)一户突厥族富庶人家的景教徒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列班走过的那些地方，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些不起眼的异域小城。热那亚、那不勒斯、罗马、波尔多之类当时欧洲著名的城市，人口最多也只有五六万，西欧最大的城市巴黎，至多也不过10万人罢了。在叙利亚文版的《教长马儿·雅八·阿罗诃和巡视总监列班·扫马传》里，欧洲呈现出了与今天决然两样的面貌：城市街道狭窄，路面凹凸不平。市场上除了昂贵奢华的东方舶来品，就是本地粗糙的面包、腌肉、羊毛衣。日用品供应单调，酒肆茶亭、青楼楚馆更是无处可寻。清晨走在街头，得时刻提防某个洞开的窗口会突然泼出一盆尿。街角到处是垃圾，污浊的河面上飘着死猫死狗的尸体。

　　而在1290年的东方，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即将要结束他在中国杭州的旅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世俗城市，全城至少有100万人。南宋的皇宫还在，石块铺成的御道长3英里，宽55米。运河流经城市，西湖周围是富人区，红墙绿树，雕梁画栋。城里至少有15个日用消费品市场，沿街饭铺、客栈、酒店、茶肆、青楼歌馆连绵。运河连接长江，南北西东货物荟萃于此。杭州湾的码头停泊着远洋蕃舶，它们往来于马来亚、印度、阿拉伯沿海。卸下南海的犀角、象牙、珍珠玛瑙、香料没药(即药用香料)、沉香樟脑之类的奢侈品，装上丝绵和陶瓷器。杭州的商人比威尼斯商人更豪富。马可·波罗与列班·扫马，这两个互不相识的旅行家，在东西世界之间的徜徉，可以算的上是一次富饶与贫困的比较之旅。

　　而这种差距，即便在200年之后，也尚未拉开。哈佛大学教授尼尔·佛格森在《文明》一书中，对15世纪的中欧有过类似的结论：与长江相比，泰晤士河所经之处还只是名符其实的穷乡僻壤。较之紫禁城的层层厅堂，伦敦塔显得寒酸粗糙，伦敦大桥也不过是用支柱撑起的难看的杂货店罢了。再拿南京和伦敦一对照，后者几乎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城镇”。

　　不过，令马可·波罗们倾慕已久的还不止是中国的富庶，还有中国人对享受世俗生活的自由。因为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没落，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肇始，欧洲历史上经历了漫长、黑暗、禁欲的中世纪。

　　德国诗人海涅讲过一个关于巴塞尔夜莺的故事：在1433年巴塞尔宗教会议期间，一群学识渊博、信仰虔诚的主教和修道士们被一只夜莺的美妙啼声深深打动，其中道行最深的一个修道士突然意识到这只惑人耳目的夜莺其实是魔鬼的化身，于是他念起了当时流行的驱鬼咒语。果不其然，咒语刚一出口，这只夜莺就大笑着说道：“不错，我就是邪恶的精灵！”随即飞走。所有听到它优美歌声的人第二天都病倒了，不久便纷纷死去。

　　故事的寓意是什么——一切可能引起感官快乐的东西都是魔鬼的诱惑。

　　东西之间的差异已难以视而不见。尤其是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也即元、明时期，至少有100位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到过中国。有关中国的报道、游记、书信、小说与诗歌，逐一增多，欧洲人的心无法不被它们带到东方。对于中世纪晚期欧洲正欲萌芽的世俗精神来说，东方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堪称是人间天堂。中国繁华的市井形象，既是他者的现实，又是自己的乌托邦。他们终于在远东找到了尘世生活的“理想国”。对此，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的见闻，可以佐证。

　　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克罗兹在广州逗留了几个星期，有一天，一位葡萄牙贵族带他到一个富商家里参加宴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住宅建造得如同神话传说中一般美丽，餐桌上铺设布或云锦，以免食物污染。(除了美味的菜肴外)水果和小吃也都放在瓷盘里，比如糖炒栗子、核桃、荔枝、切成段的甘蔗等，它们都堆成美丽的小堆，像西方的炮台一样。中国人在吃米饭时，使用一双美丽的金筷，但却能不掉落任何饭粒。还有饮酒用的极小的描金瓷杯，因为中国人每吃一口食物，就习惯啜饮一口酒，所以描金的酒杯也是很小的。”种种前所未见的人和事，显然令克罗兹心生艳羡。中国式情调为他和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不难想象，当这个只有在书里才能见到的神秘东方，沿着新开辟的航线，用一艘艘满载“中国制造”的远洋货轮，漂洋过海踏上欧洲的土地，从幻象变成手中实实在在的商品时，会给欧洲带来怎样的冲击。

　　当然，有实力尽情享受它们的，必然最先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他们一则有钱，一则有雅兴，追逐异国情调的劲头无与伦比。在英国，自东印度公司于1660年前后开始贩售茶叶起，莎士比亚的乡亲们就慢慢地迷上了这种中国饮料。诗人沃勒听一位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说，在一品脱茶里打上两个鸡蛋，是“劳累一天后最好的营养，喝下去马上就有饱餐一顿的感觉。”尽管很多茶迷愿意现身说法，证明茶可包治百病，但大多数人喝茶只是为了追逐时髦——一种昂贵的、奢侈的时髦。1磅茶叶的售价是10英镑，而在18世纪，10英镑几乎是一个英国普通工匠半年的生活费。

　　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阴风惨雨的夜晚，绅士和贵妇们围坐在壁炉旁，胡桃木桌上铺着绘有中国花鸟图案的缎面桌布，此时喝上一口热茶，盈室的茶香，使这只属于欧洲上流阶层的家庭生活小景，更像是一种仪式，带有明显的审美性。表演、观看、品味、欣赏、陶醉……人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增进品茗的情趣，以便令此刻的优雅气氛臻于完美。于是，中国外销瓷派上了用场。

　　一条人命=一只中国瓷瓮

　　所谓“外销瓷”，简单的说，就是销往国外的出口瓷器。中国瓷器的大宗出口大约从唐代开始，早期东销日本，西销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非洲。而真正大规模、长时间持续出口则始自明代后期。明清两朝，中国瓷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制作技术日趋成熟，周期短，分工细，开始具备根据用户需要大规模快速生产的能力。

　　欧洲，正是从明嘉靖年间至清末中国瓷器大宗出口的目的地之一。17世纪前，流行病频频光顾欧洲大陆，不少人甚至因此丢了性命。分析原因，食物霉变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瓷器尚未迈出国门以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是木制、锡制、陶制、银制等器具，从餐具文化上说，还停留在半文明半原始状态，有些贫困家庭甚至把过期干裂的面包片拿来当餐盘。

　　餐具质量如此低劣，再加上气候干湿冷热多变，食品、调料极易发生变质。15-17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促使西方又从海外引进了大量的食物新品种，由上至下，迅速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结构。他们开始把烹调视作一种艺术，并迫切地需要新兴的与之适应的饮食器具。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中国外销瓷，无疑是上上之选。不只因为它外表光鲜，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吸水率低、耐高温、耐酸碱的特性，接触食物不起化学反应，便于清洗，容易干燥，能有效防止病菌的粘附和繁殖，比任何材料制造的器皿更有优越性。

　　以茶具为例，欧洲原来盛行的玻璃杯，注入开水后，杯身很快就会烫手，水却比较容易变凉。而瓷的最大特点就是导热系数低，把它制成壁厚不足毫米的茶杯，既可长时间保温，用手紧握杯体又无烫手之忧。

　　此外，这两种不同茶具泡出来的茶，香气口味也相差很多：玻璃的吸水率基本为零，根本没有什么附着能力，加上导热系数高，冷却得快，用玻璃盖碗泡茶，盖和杯底的香气发散得极快，持久度很差。而瓷器则大不相同，泡起茶来气味持久，汤感也比玻璃器皿软、厚、粘稠。正因如此，当从中国传来的饮茶习惯逐渐变成一种时尚，饮茶所用的瓷器自然也就成了“每一位时髦女士的必需之收藏”。1752年(乾隆十七年)，荷兰货船“海尔德马尔森”号在广州开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程中沉没，在海牙国家档案馆中，保留了这艘船上所载货物清单的副本，其中带托盘的茶杯多达63623件，足见需求之旺盛。

　　不惟饮茶，中世纪末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然成了欧洲效仿的标杆。后者从东方学会了成套使用餐具的习惯，在向中国订购瓷器时，对配套的要求也开始变得细碎、繁缛，每套餐具通常超过100件，大小不等的盘、碟、碗、杯、油瓶、醋瓶、调味瓶、盐罐、糖罐、香料罐、烛台、水壶、冷酒器……样样俱全，对有身份的家庭而言，如果能用中国瓷器餐具招待客人，就更能得到客人的尊敬。而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来自中国的瓷器更是王公贵族生活的必需品，无论是清新的早餐还是悠闲的下午茶，或者豪华的晚宴，绝对少不了高贵的中国外销瓷的装饰衬托。主人把郁金香插在巨大的花瓶里，甚至把观音、罗汉等瓷塑佛像摆放在文玩架上，主宾之间文雅地谈笑与华美的中国外销瓷，组成了浪漫的奢华。

　　此时身处其中的外销瓷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西方想象中的遥远、神秘、美丽、辉煌、充满了各种奇异事物的中国的符号。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国度，一个田园牧歌的所在，一个奢华逸乐的世界，总之，“一切与我们这边如此不同”。

　　在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遐想中，中国是欢快而享乐的。外销瓷上的中国传统纹样装饰正好佐证了这样一种信念：花蝶纹花枝招展、蜂蝶纷飞、欣欣向荣；禽鸟纹百鸟争鸣，或枝头细语，或追逐游戏；走兽纹中动物充满人情味，或雌雄顾盼，或关爱幼犊；人物纹中各路神仙笑容可掬，为众人延寿祈福，男女老幼无不衣着华丽、生活富裕、亲情和睦、安乐温馨，公子小姐风度翩翩，温柔多情；山水风光纹或青松卧岩，高山瀑布，或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高士结伴悠游其间，如临仙境……这份诗情画意，或许并不为西方世界所熟知，但正如德国学者雷德侯所说：“中国外销瓷的装饰大多具有超越政治和历史的特征”，洋人们即便不懂陶潜的诗意，却也不妨碍他们“欣赏中国陶瓷图案的实际效果，欣赏花的甜美和宁静的湖光山色。”

　　西洋流行“瓷房子”。用大量瓷器装饰宫殿的作法可能源于17世纪晚期的法国，图为勃兰登堡的腓特烈三世在柏林西边建起的夏洛特堡中的瓷宫，修建时间大约在1701-1713年之间。整个陈列室约有60平方米，除去特别小的瓷器忽略不计，共有2600件瓷器，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我很好奇，当肯尼亚海边的渔民把中国青花瓷摆在五六米高的墓碑顶上，瓷器上那些花草、树木、鱼虫、鸟兽、麒麟图案，对他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据说，用中国瓷器来装饰墓碑，已经是东非沿海许多地区的一种世代相袭的民俗。更有意思的是，在苏门答腊，巴塔克族有一条不成文的法规，如果男人对女人行为不轨，就要用瓷器赔偿对方的损失。一旦部落间发生械斗，一条人命的索赔价格就是一只中国瓷瓮。

　　英国史学家约翰·霍布斯曾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概念——东方全球化，他说：“公元500—1800年，作为‘先发地区’的东方，通过东方的全球化发现并主导世界。”所谓的“东方全球化”，就是指东方文明作为先进文明向全球(包括西方)的传播、扩散，进而影响并推动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

　　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的著作《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恰可作为“东方全球化”一词的注脚。他是这样描述的：

　　“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镫，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上，欧洲也就不会有骑士时代”“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字、纸币、雨伞、钓鱼竿上的绕线轮、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毒气、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的基本结构，全部源于中国”，罗伯特甚至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要牢记一个令人吃惊和不安的事实：奠定工业革命基础的欧洲农业，只是由于引进了中国的思想和发明才得以实现……”

　　的确，正如霍布斯所言：“在过去数千年的大多数时期，东方才是世界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而作为一种东方的发明创造向全球传播，中国外销瓷无疑是成功的，堪称东方全球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