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书札被发现 丢失"八十七神仙卷"的史料曝光

　　徐悲鸿手札一直是徐悲鸿研究的重要资料，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最近，云南昆明又发现一封徐悲鸿书札，该信反映了1942年徐悲鸿丢失《八十七神仙卷》的重要史料信息。

　　1942年1月，徐悲鸿经由新加坡、印度、缅甸转道至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云南的滇缅边境古城保山，随身携带《八十七神仙卷》等珍贵文物。徐悲鸿不仅居于昆明云南大学，交友龙云之子等滇省上层各界人士，他还远赴大理、保山、鸡足山等地，并举办抗战义卖画展。

　　在昆明期间，徐悲鸿遭遇了一件跌宕起伏的重要事件。1942年6月，徐悲鸿寄居的云南大学响起空袭警报，在躲避纷乱之际，他的藏品《八十七神仙卷》及其他画卷不翼而飞。《八十七神仙卷》传为吴道子的画作，徐悲鸿视若生命。失窃事件后，虽经昆明军警遍寻春城而杳无音讯。

　　两年后即1944年，徐悲鸿在重庆得知《八十七神仙卷》下落，以20万银元和20幅画作的代价赎回失物。

　　在昆明发现的徐悲鸿信札，即是在徐悲鸿丢失《八十七神仙卷》后赴渝，在重庆写给弟子杨自莹的一封信。信的全文为：

　　自莹老弟惠鉴，得书且慰，弟等无恙戎马张皇之际，生命比之草芥，身外之物更不足道，此艺术之所以可悲也。我归经万里路，托天之俗颇无损失讵。既抵昆明乃遭盗窃失去平生最宝贵之八十七神仙卷，多方侦缉迄无音讯。物之离合应属定数，我无此福，致神远引命也之天也。此回画展成绩约二十六万顷已竣事。吾应将去渝，一月来每日工作十小时疲劳颇甚，弟命少俟几日，抑能留得青山在。他日弟之所需均可致耳，乃眷西顾，愿相殷忧国运所寄。

　　吾弟勉之矣，弟境过于临渊履冰必当戒慎！

　　此问 福安

　　悲鸿

　　六月十八日

　　高营长近况如何 诸君子并此致言

　　迄今为止，有关徐悲鸿在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主要城市以及在东南亚的新马和南亚的印度的行踪研究颇为丰富，但有关徐悲鸿与云南的关系仍有诸多空白。比如徐悲鸿在大理、保山的行迹，与杨自莹等大理、保山地区上层社会的交友情况以及在当地留下的画作情况。

　　杨自莹，又名大憨。白族，剑川县金华人，原为土司后代。曾跟随徐悲鸿学画，并曾卖掉自己在昆明的轿车、房子资助徐悲鸿，待徐悲鸿“一日为师终身如父”。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保存有徐悲鸿为杨自莹创作的肖像，画作上还写有“邀莹游西湖”字样。可见徐杨二人关系在抗战前就非同一般。

　　徐悲鸿与杨自莹应该通信颇多，其中杨自莹卖轿车、卖房子多次资助徐悲鸿的情况即在徐悲鸿致杨自莹的书信中所见。抗战时期，杨自莹为龙云第三旅所属营长，曾率部队与土司自卫队在怒江边防守抗击日寇。1942年5月，徐悲鸿的《八十七神仙卷》失窃，一月后，徐悲鸿离开昆明赴重庆。并于6月18日致信杨自莹。

　　此次，在昆明发现的徐悲鸿信札即为此信。信中提到“物之离合应属定数，我无此福，致神远引命也之天也”，这是徐悲鸿失窃后为自己所作的心情调适。在信中还提及云南画展义卖为抗战筹款一事，“此回画展成绩约二十六万顷已竣事。”

　　杨自莹与徐悲鸿亲密私交关系的往来通信，在昆明已出现两札。徐杨之间的信札从未被编入过《徐悲鸿书信集》或各种回忆录、传记、出版物。此信不仅为确定《八十七神仙卷》的失窃时间提供了佐证，还是抗战时期一件较好的徐悲鸿书帖。从书法行迹看，字字恬淡而又不失情致，显然徐悲鸿已从失窃悲情中渐趋超脱。

　　数十年间，云南曾是徐悲鸿重要的行迹之地，不仅云南博物馆，包括大理、保山都藏有徐悲鸿在抗战时期留下的画作，当时大理、保山等地的土司及富庶家族都曾为抗战募捐购藏过徐悲鸿的画作。但云南的徐悲鸿收藏长期以来不为国内学术界所知。

　　此信可谓“徐悲鸿在西南”的重要史料，希望这一发现能够推动抗战时期云南美术的研究以及徐悲鸿在云南的藏品和史料的挖掘。　　　□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