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引关注 作者把传记写成一部近代史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自日本返抵天津，结束了自戊戌变法失败后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100年后，他的思想正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新的回响，以史鉴今，这个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风云人物对100年后的中国，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不久前，学者解玺璋埋首四年创作的《梁启超传》在京举行了新书发布会，被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以及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等学者高度评价，成为“83年来最客观、最翔实的梁启超传”。出版策划方铁葫芦图书的冯俊文向记者介绍了这本书出版背后的故事。

　　一扫我三十年来的郁闷

　　“2011年8月底铁葫芦图书成立，解老师的这本《梁启超传》被定为开山之作。那时候我们谁都没想到，这本书迟至一年后的今天才与读者见面。”冯俊文也是《梁启超传》的责编之一，他告诉记者，梁启超逝世已经80多年，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还是随时沉浮，未能有一本书能客观并较为全面地再现他的一生，以及他与时代风云激荡的历程，这成为近当代史研究中一个很大的遗憾。

　　学者刘再复的回忆是个佐证。“三十年前，大约是1980年前后，我读了北京出版社的一部《梁启超传》。那时新书很少，能见到这么一部传记，真是高兴，因此立即就买下阅读。可是读了之后，我非常难过，甚至愤怒。”刘再复回忆当初还有些激动，“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杠杆式的伟大改革家，竟被传记作者说得一无是处，以致被描述成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在他看来，这部北京出版社的《梁启超传》只是一例，“生前他经受过追捕、通缉、痛斥、谩骂，死后又经受过谴责、嘲讽、贬抑、批判。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国内评述梁启超的文章又如风起云涌，历史终于还给梁启超一点公道。”

　　拿到解玺璋的书稿后，刘再复连续三天三夜彻夜未眠读完，“此次虽读得双眼昏花，却也读得心花怒放，一扫我三十年来的郁闷”。在他看来，解玺璋的《梁启超传》，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为梁启超翻案，而是展示了中国近代“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新制度、新文化的建构是多么艰难、多么曲折，其中的斗争是多么壮烈，又是多么残酷。这是中国近代史重大的、不可忽略、不可抹杀的一脉。”

　　把传记写成一部近代史

　　“把一个人的传记几乎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史，只有通过梁启超的传记才可能。”刘再复说，因为梁启超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打通了中国近代史各类关键性人物关系，包括政治层面、思想层面、文化层面、国内层面、国外层面的关系。在各层各类能够呈现历史风貌的重要人物关系网络中，他是独一无二的起承转合、承上启下，而且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此前的研究专著中，只有海外学者约瑟夫·列文森1953年完成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是通过对梁启超的研究来把握中国近代史的骨架与筋脉的。

　　冯俊文向记者介绍，解玺璋的《梁启超传》结构特殊，除了前三章讲梁启超的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均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章节名就是“梁启超与康有为”、“梁启超与黄遵宪”、“梁启超与谭嗣同”、“梁启超与孙中山”、“梁启超与章太炎”、“梁启超与袁世凯”以及梁启超与汪康年、唐才常、杨度、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等等，这样构筑传记，就是以“人”为中心，而历史正是以“人”为主轴的。刘再复更是盛赞这种写法“与《史记》那种以‘世家’、‘列传’为历史之核的写法相似，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

　　重新解释多个历史谜题

　　《梁启超传》刚一推出，就受到广泛关注，微博上“梁氏文体”已成新风尚，对封面设计的赞同或恶搞也截然两派。除了学术界的热议外，在各大电子商务网站上，销售量也创下同类图书新高，冯俊文表示，这也表明了读者对梁启超以及那段历史的浓厚兴趣。

　　“传统历史教科认为，梁启超前半生革命，后半生倾向保守，已经被历史所抛弃。但百年之后回过头来想，梁氏晚年所秉持的‘保守主义’也好，‘渐进式社会改良’也罢，或许才是真正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路径。”冯俊文说，解玺璋在书中详尽描述了梁启超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对他的选择也给出了一个合理解释。

　　而解玺璋通过考证，也对许多历史上围绕梁启超的谜题一一作了解答。例如梁启超九个子女个个人杰，秘诀何在？民国初年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合作与决裂，谭嗣同绝命诗的真伪问题，梁启超为最爱护的学生徐志摩证婚，却大骂陆小曼的原因何在？还有梁启超为何身后寂寞等等，解玺璋均有较新的发现。

　　梁启超的一生只有短短的56年，他却几乎凭借一己之力，通过办报、出版等形式，推动了古老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冯俊文认为，当下的中国和百年前梁启超所面临的时代一样，都面临各种思潮的交锋。“当下知识分子最关切的问题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代化，还包括制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这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