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9件出水文物见证海上丝路繁盛

　　正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的《大海的方向·华光礁Ⅰ号沉船特展》，一次性集中展示西沙水下文物259件。

　　这259件具有明确地理坐标的出水文物，正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259个清晰的见证物，它们以无可辩驳的真实存在，告诉人们海上丝路上曾经的繁盛，以及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补给站的客观史实。

　　悠悠丝路兴起于汉代

　　纵览《大海的方向·华光礁Ⅰ号沉船特展》的历史展线，最早的记录莫过于一本历史典籍———《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卷二八记载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路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今海南岛）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奈；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海南省博物馆馆长丘刚研究员告诉记者，汉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时期，自徐闻、合浦为始发港向南的海上航线，而徐闻与海南岛北部的珠崖之间直线距离仅10余海里，加之此时受到航海造船技术的限制，船舶航行只能沿着海岸线紧靠大陆进行阶梯式的航行。如此一来，海南岛的珠崖和儋耳两地就成了这条蓝色航线的最近最方便避风或补给之地。

　　到了东汉，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与航运交通的发展，此时的船舶已有了远渡重洋的能力，除了海南岛西海岸是较为繁忙的海上航线外，随着地理知识的不断增长，古人的视野也随之扩大，开始知道在海南岛之南还有一大海洋。

　　据史书记载，从东汉开始，南中国海已开始被称为“涨海”，并在东汉时杨孚所撰《异物志》和谢承的《后汉书》中有所反映，而“涨海”的发现人，极有可能是距南中国海最近即生活在海南岛上的居民。

　　从汉代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宋时期，往来于南海海域的中外贸易商船更加频繁，尽管其航线屡有变化，但海南岛已成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来往于广州、泉州、扬州等通商口岸的避风港和中转站。

　　隋唐盛世连丝路

　　历史久已尘封，但细心的考古人员，总能从留存的遗迹中，还原历史，告知今日。

　　丘刚说，南国重镇———广州，在唐代初年一跃变为南方沿海的中心港口城市和国内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开元二年（714年），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加强对广州港的管理。海南岛做为自广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和阿拉伯航线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愈加显现。

　　据贞元年间（785-814年）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就详细记载了广州经由海南岛到阿拉伯各国的航线：“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石（今海南东北海域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东南海域独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即占城国）东二百里海中。……小舟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

　　途径南中国海的这条航线最后一直延伸到东非海岸，全长14000公里，途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考证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在《大海的方向·华光礁Ⅰ号沉船特展》上，还有一幅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西沙甘泉岛唐宋居住遗址全景照片，真实记录下丝路航线上的重要驿站。

　　丘刚介绍，甘泉岛唐宋居住遗址位于西沙群岛所属的甘泉岛西北，这是我国最南端的人类活动遗迹与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地层堆积厚约35-90厘米，出土广州西村窑等窑口的瓷器，还出土了铁刀、铁凿生产工具和炊具铁锅等遗物、人们食用后废弃的鸟骨和螺壳以及燃烧后的炭粒灰烬，是唐宋时期船家停靠岛上、避风休憩留下的，这些考古发掘后再现的生活场景，反映了我国先民开发经营西沙群岛，以及这一时期跨越南海的西、南诸蕃水道繁忙的盛景。

　　丘刚说，唐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和鼎盛时期。为加强对海南岛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上咽喉地带的控制，唐朝廷又在隋朝基础上，对海南的行政建置做了较大的调整和加强。唐初，沿隋旧制，海南为三个州；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拆崖州之琼山为琼州，海南增至四州；从唐玄宗至肃宗时，海南又增至五州，并一度将州改为郡，从而建立起了一整套对海南进行有效控制的行政管理体系。唐中叶以后，这套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唐岭南节度使李复派遣将领孟京，领兵讨伐琼州不服从唐政权管辖的俚洞酋豪，在海南“建立城栅，屯集官军”，使海南岛及周边的广大海域都纳入到唐朝军队的控制之下。这一举措，使得航行在南海海域的中外商船的安全得到了更加有效之保证。

　　细心的人们，可能会发现有一件珍贵的陵水军屯坡唐代珊瑚石棺墓碑在《大海的方向·华光礁Ⅰ号沉船特展》上静悄悄地展出。

　　丘刚告诉记者，在浩瀚无际的南海航行中，一些古波斯人“因浮海遇风，惮于反复，乃请其主原留南方，以通往来，货主许焉”。由于当时海洋气候恶劣，变化无常，“诸番舶虽东洋琉球等国，被风飘多至琼”。也就是说，当这些“番舶”航行中突遇狂风袭击，船舶迷失方向飘至海南岛沿岸，幸存的船员将死难者埋葬在荒凉的海滩沙丘之后，自己也只能暂时栖寓海岸，整日遥望着大海，等待航行过来的外国船舶搭救以重返故里。久而久之，一些波斯人、阿拉伯商人和船员便定居在此，形成了海南岛最早的回族先民。

　　据了解，海南省三亚市解放路、番岭坡和陵水县干教坡、福湾发现了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徒墓葬群，墓群位于濒海的沙滩地，此处正是新航线的必经之地。墓碑和墓室多是珊瑚石砌成，墓主应为当时途径或驻留海南岛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成为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见证。

　　巍巍福船驶过南宋

　　在《大海的方向·华光礁Ⅰ号沉船特展》上，有一艘缩微版的福船模型，也就是未来华光礁Ⅰ号沉船复原后的形制。

　　考古人员在对华光礁Ⅰ号沉船年代的测定主要是依据一件印有“壬午载”的出水瓷器，这件瓷器为福建建窑的黑釉金彩，通过对出水511块船板的龙骨测定这是一艘典型的福建工艺的商船，初步估计该船排水量大于100吨。

　　丘刚说，宋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阶段，海南岛依然是这条海上航线的重要中继港和避风港，随着海上中外船舶的频繁航行及中外商贾贸易额的不断扩大，对海南岛的社会经济和商品观念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据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琼州的商税额只有4285贯，而熙宁十年一年全岛的商税收入就达到19597贯。这个商税额，除船泊税外，其余是征收海南香料、槟榔、小马、翠羽、黄腊、苏木和贝吉的特产税。在对外贸易上，尽管宋朝廷尚未在海南设立市舶司，禁止与外国通商，然海南的地方官吏则为利益所驱，对中外商人通商采取默许、纵容乃至鼓励的态度，外商贸易遂遍及全岛。这时海南岛的主要门户如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等地都有了市舶活动。到了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朝廷批准在琼州设置市舶分司，隶属于广南东路（广州）市舶司。

　　宋王朝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南琼州市泊分司顺势设立，市泊收入逐渐成为朝廷国库的重要财源之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海南岛海外贸易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一直延续到明初，随着郑和七下西洋，把这条海上贸易通道推发到巅峰状态，之后中国实行的海禁政策，让这条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